現實有現實的法則，文化有文化的立場。現實就是關乎生存與成就的名利場，文化則是億萬國人的“詩與遠方”。

作者 | 段傳敏（戰略營銷觀察家）

01

最近又迷上了余秋雨，一口氣買了他多本書。

記得上次是他的《文化苦旅》（后來有《霜冷長河》《千年一嘆》），那還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事了。接觸到他的文字，立即被縱橫捭闔的文字、信手拈來的文化故事和深入淺出的思想激蕩所吸引、征服。原來散文可以寫得如此大氣磅礴又情意綿綿，原來文化可以穿梭千年如此活靈活現！

后來我投身商海洪流，南漂廣東，漸漸與文學拉開了距離。只記得后來盛極一時的余秋雨似乎受到了攻擊，喧喧嚷嚷了好一陣。然而，他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少了。

重讀余秋雨，時間已經過去了近30年。

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30余年前的一個決定。1991年，他不但婉拒升職的征詢，開始堅決辭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職務。此時的他45歲，正值盛年，卻毅然拒絕很多人眼羨的國家公職，成為沒有正常收入的“無固定職業者”。這種決別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洞穿名利的智慧。

不過，此時的余秋雨顯然已經“明珠”暗藏。此前的他出版的基本是《世界戲劇學》、《中國戲劇史》之類的社科類學術著作，但事實上，他更情鐘于對文化的散文化表達，在海內外講學和考察途中撰寫了許多激情蕩漾的文章。這些文章就是1992年初出版的驚世之作《文化苦旅》。

余秋雨開創的“文化大散文”視野開闊、筆法縱橫，論述嚴謹，想象瑰麗，不但知識豐富，而且見解獨到……據說，《文化苦旅》銷量高達420萬冊，盜版更不可計數。這種文化散文成為一種現象，風靡海內外。余秋雨一舉奠定在全球華人圈的著名散文作家地位。

從堅決的辭職到書籍的出版，時間線銜接的相當接近。不過，余秋雨當時肯定不會想到這部著作竟然能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一個小插曲是，向他約稿的一家南方出版社還拒絕了這部書稿。

可見，余秋雨當時已內心篤定，他找到了“真愛”：要考察全世界的文化遺址，用自己激情的文筆追尋歷史與文化的腳步。當然，他也遇到了影響自己一生的佳人——20多歲就名震戲曲界的黃梅戲演員馬蘭。在最初相處的一段時間里，《文化苦旅》的稿費可能還未收到，據說是馬蘭拿出積蓄的4萬元支持失業的他四處游逛。

余秋雨是幸福的，他不但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且遇到那個欣賞他、支持他的一位才女型佳人，甚至在藝術知名度遠超他的另一半。

余秋雨又是幸運的。文化雖說是一個“苦旅”，但隨著《文化苦旅》的爆紅，迅速躋身超一線文學家的他不用再擔心經濟問題，出現許多文化人“貧賤夫妻百日哀”的窘境，不得不跳進商海謀生。自此之后，文化藝術界多了一位純粹按照自己所好研究和探索的“散文大師”，又多了一對羨煞眾人的神仙眷侶。

02

2001年的時候，我面臨兩難選擇：一個是下到市場進入企業的銷售運營職位，一個是追隨自己的夢想，再度回到傳媒行業。彼時，我的第一本新書《科龍革命500天》正在醞釀（一年后由《南風窗》雜志社出版）。

你可以看得出來，行動早已暴露了我的內心。因此，幾乎沒有考慮，我就毅然踏上了從順德通往廣州的班車。那時的互聯網正在遭遇低潮，傳統媒體正迎來它的巔峰——或者叫沒落前的回光返照。十年后，最后一批傳統媒體人轉行到了互聯網、企業或公關公司，也有幾個資歷不深的前媒體人當上了富豪。

年青時的文學夢讓位于財經夢，我試圖用文字解構商業運行的密碼。我對此擁著強烈好奇和熱情。我經常覺得，企業家是一群神奇的魔術師，能將人、生產資料和資金這些要素組織起來，變成一個超級組織和強大實體，變出一個具有強大魅力的品牌。

盡管，那時的品牌在部分企業家眼里，更像是一個商標，是他們并沒有刻意營造卻開出的自然之果。

寫了幾本書（《企業教練領導力革命》、《中國家電巨子訪談錄》（與陳春花教授合著）后，蒙當時南風窗雜志社秦朔總編的信任，我和他開始創辦另一本雜志《新營銷》。不過，半年后他便調往上海籌辦《第一財經日報》，擔子完全落在我的身上。為此，我放棄了原本上個MBA的計劃。

我想，在媒體里，也許可以嘗試企業的理念：在營銷上，我們發起了“中國營銷領袖年會”，很快邁出了走出廣東（進入福建、北京、河南、湖北）的步伐；在內容上我們更關注采訪報道和戰略營銷；在經營上，我們推出“標桿20”大獎，重視資源整合、多方鏈接。但后來發現，經營一個企業相當不易，你要經歷非市場的變化，面對實力的炙烤，錯失一些良機，甚至面臨合伙人的突然變故……

在采訪很多企業家時，我會經常問起他們的關鍵（艱難）時刻，為他們的不幸與幸運噓唏，為他們的百折不撓動容，為他們的奮勇向前振奮。面對他們，我很難像一般財經記者那樣語氣尖刻、角度刁鉆甚至故意偏狹，因為，我曾經是他們的一員，也曾經有著同樣的創業經歷，更有著內心深處的理性原則：要尊重事實和邏輯，不放任情緒、不預設立場，不因合作放棄原則。

從媒體的角度，這樣的溫和是要命的。當你失去了鋒芒，就失去了應對殘酷競爭的有力武器。

從經商的角度，這樣的溫和也是先天不足的，缺乏的不止是激情和決心，更有面對荊棘勇往直前的行動力。

只有在文字的王國，精神才是自由的。2005年，我開始著手寫《蘇寧：連鎖的力量》。不過除此之外，做媒體的那幾年，擰巴的我反而很少寫作，大多是做主編的工作。這在工作上是一種成人之美；對自己則是一大遺憾，原本可以在文字上繼續精進的我“偷懶”了，將自己逼進不熟悉的生意場上，努力謀生，開始創業。

2015年，我掉進了社群經濟的旋渦，在成功將營銷論壇辦成一屆“孤獨者”年會的同時，自己也一度迷失了方向：在興趣和商業之間、在創新和生存之間如何選擇？原本很顯而易見的問題，自己卻糾結良久。

直到2018年，才痛定思痛，重新回歸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接連出版了《向上攀登》（與欒春暉合著）、《商業向善》（與劉波濤合著）。不過，直至《高端品牌是如何煉成的》（與劉波濤合著）一書出版，似乎又燃起我對商業的夢想。

于是，高端品牌實驗室又誕生了。這時，已是2022年。

20年倏忽而逝。在別人眼里，我活出了自由和灑脫，成果甚豐，只有自己知道內心的惶恐。從財經類、企業史的寫作上，我的確正在抵達財經作家的一座高峰：背后似乎有10多本的書籍，躋身百萬財經作家之列……，然而談起能真正代表自己思想的作品，《高端品牌是如何煉成的》只算勉強，真正自己的著書立說還未開始啊。

已晉中年的我再次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一邊是通向精神的自由王國，一邊是努力在商業領域繼續打拼的倔強。面對前者，雖然寫作不少，但文字的彈性漸漸“僵硬”，文藝的細胞在財經領域崎嶇生長。文人內心強大的固執經常跘住商業的前進腳步。

03

當然，有時候人不一定真正了解自己。也許，自己所有走過的路已經給出了選擇和答案，只是依然固執地做著青少年時期那個文學夢罷了。

像余秋雨這般，如此純粹地做一個文化學者，真真是幸福的。

他也是幸運的。對大多數而言，人生的軌跡并非直線，無法參透舍與得、熱愛與責任的密碼。

君不見，多少文化精英投身商海，甚至向社會發出文化人不應該是貧窮的吶喊。

其中的大多數在轉型后，要么因無暇他顧，荒廢了在文化上的初心與所長；要么因商業的成功而鄙棄曾經爬格子的苦旅。這究竟是巨大的成功，還是人生的遺憾？

放眼過去，歷朝歷代，我們記住了多少商賈巨富？幾乎沒有幾位。歷史卻將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李煜、李清照……等放在文化的坐標上加以長久地銘記。

你可以指摘說過去的數千年專制王權和農耕文化對商賈的抑制。但是否也說明，我們的老祖宗對商業行為的本質有著清醒的洞察？

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易經·帝系篇》也記載了最早的商業活動：“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春秋時期，商人的地位還有所提高，被 列為“四名之一”，甚至在司馬遷《史記》中，也專門為貨殖商賈者立傳……但自秦以后，商賈的地位就愈發低微。

同時，我們的民族似乎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構建。3000多年前就有了記錄歷史的傳統，從《尚書》到《春秋》、《左傳》以至后來的《史記》，以至官方開始修史的《漢書》、《后漢書》、《群書治要》、《資治通鑒》等……

文化則是其中閃亮的明珠。在《中國文脈》一書中，余秋雨梳理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從宏觀角度對歷朝歷代的文學人物與貢獻進行了分析，甚至從文化角度對其中一些人物如老子、莊子、司馬遷、李煜、李清照……進行了全新評價。比如，他認為司馬遷也是一個散文大家，被視為“亡國之君”的李煜是“雄視千年的文學家”；“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字成就最高的就是《史記》”。他認為時代容不下的李清照卻成了“時代的代表”。

現實有現實的法則，文化有文化的立場。現實就是關乎生存與成就的名利場，文化則是億萬國人的“詩與遠方”。即便是余秋雨這樣的成功的散文大家，在總結中國文脈時也這樣感慨：“文化史和文學史的最精彩部位，從來不是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那是一些冷僻山崖和凄涼廢墟的組合。”縱觀這些有著大成的文化先賢：哪一個過著錦衣玉食、高枕無憂的日子？有幾個不是現實世界的失意和失敗者？

至少，他也是精神上的流浪者或孤獨者。試想一下，這樣的人如果投身名利場的商海，將是多么可怕的場景，將是一場多么崩潰的人生挑戰？

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短暫的詩意年華后，中國迅速掉入重商主義的泥淖。這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奇跡，卻帶給文人和文化產業20余年的悲傷。市場經濟以其原始的力量滌蕩著一切，經濟和財富成為唯一的標準，大量的知識分子挑戰自我，投身其中“弄潮”，試圖打破文化必然貧窮的魔咒，結果，要么以慘敗收場，要么成功失了初心，要么陷入庸常。

放眼國內，能在商業和文化兩界成功游走的只有我的朋友吳曉波了。2022年年初，當我讀到他的《人間杭州》時，立即被驚艷到了。這些“很不吳曉波”的文字，透露著他在文化散文方面巨大的潛力。

但在過去漫長的時光里，他也是專著于財經領域，以其性感而充滿文藝色彩的文字，試圖為生硬而冰冷的商業注入某種溫度、柔軟和深刻，并因《大敗局》、《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等著作而大獲成功。在自媒體時代，他果斷轉型“吳曉波頻道”而成為一線的文化商人。難能可貴的是，迄今他仍然保持著寫作的習慣，保持著對商業的深度鉆研和對社會的人文思考。

有時我在想，如果此時的吳曉波繼續在《人間杭州》的道路上潛心靜行，假以時日，其在文學上的成就或者遠超其在商業上的成功，甚至比之與迄今的余秋雨，也不惶多讓吧。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無人再穿越時空給出回答。也許早在30年前，吳曉波在投身財經領域的時候，早就有了選擇和答案了吧。比起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他的成功已然卓著，是否要彪炳千秋似乎已不是個人的選項，別人又怎能強求呢？

我們這一生啊，總要被時代裹挾。個人的選擇，不過是在的澎湃的洋流中樹立一個小目標，溯流或逆流而上，努力達至理想的彼岸罷了。其中價值，全憑當時心意；其中功過后世解說。

《來一段》出品人：段 傳 敏

知名財經作家，戰略營銷觀察家，《來一段》出品人，CCTV《大國品牌》欄目顧問，兼任多家企業戰略營銷顧問。

著有《高端品牌是怎樣煉成的》《蘇寧∶連鎖的力量》《科龍革命500天》《尚品宅配憑什么》 《定制：維意如何PK宜家》 《企業教練∶領導力革命》《顛覆創新》《韌者行遠》《中國家電巨子訪談錄》 《創模式》《向上攀登——中國民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實踐》《商業向善 雙虎家居32年1989-2021》等十多部企業史、經管類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