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詩壇/詩家夫子王昌齡

天地寒更雨，蒼茫楚城陰。
一尊廣陵酒，十載衡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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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詩家夫子”，就不得不提一下唐朝的教育系統。

一說起科舉考試，我們腦海中總會蹦跶出無數的典故。什么狀元游街，什么榜下捉婿，什么連中三元，個個都洋溢著端莊而又詼諧的八卦氣息。實際上，唐朝的時候，人們對于進士的崇拜遠沒有后世那么狂熱。大唐人特有的瀟灑和氣度，讓他們始終相信“條條大路通羅馬”。走門蔭，考明經，童子試，入軍幕，甚至求仙問道，都是大唐人的花樣求仕路。

不過不管走哪條路，書都是要讀的。

自唐高祖李淵開始，大唐的執政者們都對教育和人才尤其重視。因此，唐朝的教育體系還算是比較完善。從王公貴族，到干部子弟，到鄉紳地主，再到升斗小民，只要有心有力，都能為子弟找到合適的教育機構。

簡單來說，唐朝的教育機構主要有如下三類：中央官學，地方官學，私學。

中央官學是唐朝最重要的官學機構，有大學性質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有律學、書學、算學等職業教育機構；有專為落第貢生設立的復讀機構廣文館；甚至還有東宮、太醫署、太仆寺等中央各部門直管的附屬學校。

地方官學系統與中央官學基本相似，也分為直系與旁系兩類，直系學校包括府學、州學、縣學等，由地方長史直管，旁系學校則有醫學、崇玄學等，歸太醫署和尚書省禮部管轄。相當于是朝廷在民間的人才選拔機構，每年都會選拔出一批才學優異者，報送禮部參加當年的科舉考試。因為這些學生往往跟著貢品一道被送往京城，因此也被叫做“貢生”。

私學就比較好理解，除了官學，個人舉辦的私塾、家學、書院或學者授徒等形式都屬于私學范疇。

王昌齡的培訓班就屬于私學里面的授徒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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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扯王昌齡的開館授徒，還得從唐朝進士舉的考試內容說起。唐初的進士舉主考科目是經策，高宗時候加試的雜文以賦為主，到武則天時代開始才側重詩歌的創作。

唐朝進士科所試的詩是一種格律詩，后人一般稱之為“試律詩”。它不僅限定題目，限定用韻，除了常規的四聲八病等限制，還要求在內容上切題，嚴格遵守律詩起承轉合等規則。

說是帶著腳鐐跳舞，也毫不為過。

而且從調露二年（680）增設雜文試以來，進士科的考試順序是先貼經（就是經文填空），后雜文，再時務策。考一門閱卷一門，上一輪合格者才能進入下一輪。因為經書背默比較簡單，因此，雜文也就是詩賦一門的考試就尤為重要。從那個時候起，廣大學子們除了傳統的經義學習之外，還得苦練律詩技藝。

公元740年，43歲的王昌齡被下放到江寧縣，北人出身的他在南方無親無故，日子難免孤獨寂寞。由于他詩名早著，為人豪爽，便經常有年輕學子慕名前來求教，求教的人多了，王大人干脆開班授徒。一來可以提攜年輕人，二來可以打發無聊的日子，再者，據說王昌齡私生活不甚檢點，家里常年養著歌姬，開班授徒好歹也可以增加點收入。

王昌齡同志就這樣在機緣巧合之下，成了盛唐詩壇的“首席教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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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王昌齡官做得不咋的，學霸身份卻貨真價實。

27歲牛刀小試，便一舉考中進士，37歲再考博學宏詞科，又中。在錄取率僅2%的進士科，這樣的成績簡直可以封神了。終唐一世，有多少名詩人為了一個進士身份而蹉跎一輩子。杜甫、孟浩然屢考不中，孟郊到46歲才考中，高適將近50才登科。

不要說，王老師教學還是很有一套的。不僅有理論傳授，還有生動的現身說法舉例子，把一個枯燥的四聲八律講得深入淺出。

比如，在講授到“入興作勢”“意景相融”的方法時，他就以“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等句為例，總結了上下句之間意與景不同的組合方式。這里前句是謝靈運的名句，后句則來自他自己的《塞下曲》。

可見他不僅詩歌造詣深厚，且教學靈活不拘一格，章法有度，不愧為”詩家夫子“之稱。

而且王老師還非常用心地將他的教學講義編輯成冊，就是盛唐時期著名的詩歌理論著作《詩格》一書。這一本“培訓講義”也讓他成為盛唐唯一有詩學著作遺存至今的詩歌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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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人會寫詩的很多，但鮮少有能將實踐轉化為理論者。像李白這樣的高手，作品大多不同凡響，也有自己獨到的理論主張，但也只是借用詩歌的形式大而化之來表達。

比如他在《古風五十九首》里就有較多涉及詩歌寫作的觀點，但這些缺乏系統性、邏輯性和通透性的感性形式，大多時候只能意會而無法言傳，對于初學者或者基礎薄弱者來說，就不大友好了。

從這一點來說，王昌齡還是很了不起的。他的理論創獲新穎而豐碩，不僅為唐詩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對后世詩學者也是多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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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詩格》一書中，他首次完整提出了“意境”概念。

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云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于心。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娛樂愁怨，皆張于意而處于身，然后馳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詩格》

簡而言之，就是強調詩歌景意相兼、情景交融，從而讓詩歌獲得渾然深邃的詩歌意蘊。

自此以后，“意境”一詞就正式作為中國詩學藝術的重要術語，成為中國詩歌的基本性格。此后，皎然、劉禹錫、司空圖以及宋代的嚴羽，在王昌齡的意境概念之上，進一步從主觀和客觀、創作和鑒賞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探討了意境創造的審美原則和審美效果。

其次，王昌齡特別強調和重視詩歌的立意。

他認為“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辯則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調。”已然把立意提到了首要地位。他甚至還總結出了立意的方法：意須出萬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攢天海于方寸。

學霸之所以成為學霸，恐怕就是因為比常人更擅于總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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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王老師可不是純粹的理論派。你看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實踐自己的這些理論。他的詩，無論是寫景還是壯情，都隱隱然有一種峻拔的目光與審美的注視，從而顯現出一派清峭孤潔的立意和境界。

一首《別劉谞》更是在悵惘的別離之境中，寫出了超越流輩和古人、囊括宇宙的氣魄。

《別劉谞》

天地寒更雨，蒼茫楚城陰。
一尊廣陵酒，十載衡陽心。
倚仗不可料，悲歡豈易尋。
相逢成遠別，后會何如今。
身在江海上，云連京國深。
行當務功業，策馬何駸駸。

他前后三次被貶，終至南荒，前途渺茫難測，詩中雖有福禍難以把握的感傷，卻仍然心系京國。賢才必為世用的信念，讓他始終對未來充滿信心，始終告誡自己要以功業為務，駸駸然疾奔于理想的大道。

此詩在微淡的不歡中，轉折出不屈不撓的英風烈氣，確是王昌齡一生標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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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詩作還有很多，在《九江口作》一詩里，他孤舟貶謫路，面對漭漭長江，卻陡然生出一種”水與五溪合，心期萬里游“的豪邁與灑脫，也依然相信“明時無棄才”；在《長歌行》里，他高唱“人生須達命，有酒且長歌”；在《裴六書堂》里，他贊揚裴六“經綸精微言，兼濟當獨往”，獨行于世仍然兼濟天下，說的不也是他自己嗎？

也正是這樣的自信與摯誠，讓王昌齡的這些詩作都充滿了光明磊落、昂揚奮進的人格力量。

茨威格說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王昌齡一生蒼茫，少年之時躬耕田園，青年時游歷邊關求職無成，苦讀多年一朝登第。總以為是苦盡甘來，卻不曾想此后命運的巨浪一個比一個洶涌。先貶嶺南，再貶江寧，終于南荒龍標，最后莫名被害。

這般意興闌珊的命運卻被王昌齡經營的有聲有色。貶黜的日子孤獨苦悶，便開班授徒提攜后進；孤舟千里，便邀月共行；邊關苦辛，便在笳鳴聲中聽相思離歌，在鏗鏘鼓音中寫盛世種種；他愣是用一支枯筆，將一生寫得筆圓架方，像模像樣。

這樣的王昌齡，當得起“夫子”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