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光美院士是我的博士導師。10月3日，驚聞去世，哀傷之情不能自已。

1991年，我碩士畢業于杭州大學生物學，師從諸葛陽教授，主要從事食蟲類染色體的研究。畢業后入職浙江自然博物館工作。1995年，我向諸葛先生提出，希望繼續深造攻讀博士學位，并有意轉向鳥類學專業。諸葛先生便將我推薦給他的同學，北京師范大學的 鄭光美教授，鄭教授是當時國內少有的能夠帶博士的鳥類學家。

和兩位導師在一起，鄭光美院士（前右）、諸葛陽教授（前左）

然而，鄭教授對是否收我為學生頗為猶豫，因為他當時聚焦雉類繁殖生態，此前所有的學生也全是以此為研究內容，該研究要求學生起碼有一年以上時間在深山老林開展野外工作。而我的計劃是攻讀在職博士，似乎很難滿足他的研究需求。

其時我的碩士師兄、杭州大學丁平副教授也剛入學北師大，師從鄭教授攻讀鳥類學在職博士。丁師兄此前一直在浙江古田山從事白頸長尾雉的工作，有較好的前期基礎，所以不存在我的問題。丁師兄剛從美國蒙大拿大學訪學回來不久，深入了解了國外鳥類群落生態學的前沿進展，認為我的研究可以另辟蹊徑，比如采用剛剛興起的景觀生態學的方法，研究杭州城市鳥類群落，這樣就可解決研究和工作兼顧的問題。聽了丁師兄的游說，鄭教授將信將疑，勉強接受了我的報名。

1996年初，我順利通過了考試，正式成為鄭教授的博士研究生。9月入學，開始第一年的課業學習。開學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見到鄭教授，反倒在他開授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課堂上有見面的機會。有一天上課，他突然說，這個問題，請陳先生來回答，我一時反應不過來，不知道陳先生是誰，但看他看定我的眼神，才明白他說的陳先生是指我。我當時非常驚訝，一個導師居然叫學生為“先生”。后來我知道，“先生”是老一輩北京人對人的尊稱，尤其是針對一個還不太熟悉的陌生人。果然，熟悉了之后，他就不再稱我為先生了，而是直呼其名。后來，我也才慢慢明白，“先生”是一種更約定俗成的稱呼，在所有熟悉鄭教授的人中，大家一律稱呼他為“鄭先生”，只有陌生人才稱呼他“鄭院士”或“鄭教授”。

我雖入學，但鄭先生對我的博士論文始終不放心。有一天，他終于決定和我討論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他開門見山提出了他的顧慮：“你看國內的鳥類群落研究，均是鳥類區系，外加香納威農多樣性指數分析，全是一個模式，無非是一個山頭換作另一個山頭而已，如何能夠支撐一篇博士論文，要知道，博士論文一定要有較大的創新。”其時，我已經大致看過丁平師兄從國外背回來的Wiens 的大部頭著作《鳥類群落生態學》（The Ecology of Bird Communities），心里已經有點數。所以我回答說，我的杭州城市鳥類群落采用的是全新的研究方法，肯定和國內目前的鳥類群落研究不同。鄭先生聽后，雖沒有反駁，但看他的神色，并沒有因此放心，反而有點不悅，我知道他一定覺得我在說大話。在鄭先生這樣的大家面前說大話是一件很忌諱的事情，我只好也閉口不言。這次談話之后，鄭先生又找到丁師兄，要他參與指導我的論文方案設計，并把關論文的質量。

一直到1999年夏天，我連續寫出了兩篇前期論文準備投學術刊物發表，鄭先生看后，給予肯定，應該是松了一口氣，于是來信告訴我，可以爭取在來年3月底前論文定稿，4月赴京改稿，5月初向研究生院交稿，6月希望可以舉行答辯。信中，鄭先生還特別提到，有一次他給諸葛先生寫信，提到我“自我感覺良好”，諸葛先生還特別為我辯解。鄭先生于是修正說，“有自信”是最重要的優點，凡事畏畏縮縮，不能成事。隨著與鄭先生相處日久，我知道他其實有點道德潔癖，尤其對學生的為人品性要求較高。所以更能體會到鄭先生能在信里這么說，特別不容易。

應該說，正是鄭先生的不放心，促使我更加認真開展野外研究和發掘論文的創新點。博士畢業之后，我的論文又形成一系列的論文發表，確實給國內的群落生態學帶來了新的面貌。經鄭先生推薦，2003年11月，我因杭州城市鳥類群落的研究成果，獲鄭作新鳥類科學青年獎。

2017 年 8 月，鄭光美院士參加舟山瀕危動物保護論壇，并出海考察

鄭先生一直希望我在鳥類群落方面有更加深入的研究。然而，遺憾的是，2004年之后，我的興趣點發生了轉移，因為這年我遇見了 中華鳳頭燕鷗。我知道，鄭先生對科學家參與瀕危物種保護心存警惕，因為容易走偏，變得不務正業。科學家的正業是學術研究，而不是保護實踐。他深感國內學術的薄弱，尤其與歐美國家的差距，所以特別希望學生們能夠深耕學術，關注真正的科學問題。長期以來，國內的動物學家們和國際保護組織走得太近，確實，瀕危物種保護容易獲得國際關注，也容易獲得經費支持。但也容易因熱衷于實踐，而偏離學術理論。我的一系列城市鳥類群落的論文發表之后，他曾經很高興他的學生中有人不再依賴瀕危物種，幾次對我說，你數學好，英語也好，這點可以和國外接軌。他所謂的我數學好，指的是我在鳥類群落論文中有大量的統計分析，而英語好，則是因為鳥類群落研究沒有多少國人的文獻可資參考，需要引用大量的英文文獻。但我繞了一個圈，最后也繞回到瀕危物種上面來了。

對此，我一直心懷愧疚，因為我的博士論文本可以產出幾篇更好的刊物論文，尤其是SCI論文，但一直被我放在一邊，最后都漚爛了。其實，我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博物館里，不能帶學生，缺乏科研院所的學術梯隊，也很難在純學術上有所作為。估計鄭先生也明白我的局限，所以對于我后來的中華鳳頭燕鷗工作，一直熱情支持，甚至時時關心。2017年，還親自到舟山參加我組織的瀕危動物保護論壇，甚至坐船出海。其時，他已經85歲高齡，此后，他就很少出遠門參加類似的野外活動了。

可以告慰鄭先生的是，2013年，第12屆中國鳥類學大會在杭州召開，由浙江自然博物館具體承辦，我擔任大會秘書長，在會議期間，我們同時策劃推出了《飛行的夢想——中國鳥類學研究特展》，全面介紹中國鳥類學的發展成就。其時，中國鳥類學已經全面開花，在多個領域有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以比肩國際前沿的成績。

（編者注：在杭州召開的第12屆中國鳥類學大會對會議的形式和安排進行了銳意革新，在中國鳥類學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鄭先生和浙江有特別的淵源。1983年，經諸葛先生推薦，鄭先生和他早期的學生們開始進入浙江烏巖嶺保護區，對黃腹角雉開展了長期的學術研究，內容涉及種群數量動態和分布、棲息地選擇和巢址利用、繁殖行為和繁殖成功率、雛鳥生長發育、食性和食物營養分析、種群生存力、棲息地片段化及其適應能力、對人工巢的利用、能量代謝、人工繁殖等方面。在國際、國內核心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30余篇。不僅使黃腹角雉的科研水平處于了世界雉類研究領先的地位，也使烏巖嶺成為鳥類學人才的培養搖籃。先后有10名碩士研究生、5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在這里開展野外工作，為中國鳥類學研究培養了一大批鳥類學家。

1983年，諸葛陽教授（ 前排右三 ） 陪同 鄭光美教授（前排右二）初入烏巖嶺保護區考察

2004年，鄭光美院士（后排左五）、諸葛陽教授（后排左七）重回烏巖嶺。圖中鄭先生的學生有：馬志軍（復旦大學教授，后排左一），鄧文洪（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后排右三），盧欣（武漢大學教授，后排右二），賈陳喜（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前排左一），丁長青（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前排左二），孫悅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前排左三），張正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前排中），丁平（浙江大學教授，前排右三），梁偉（海南師范大學教授，前排右二），本文作者（浙江省博物館館長，前排右一）

鄭先生對烏巖嶺有特別的感情，晚年多次帶領學生和家人重返烏巖嶺。最隆重的一次是在2004年，那年十月，我協助浙江大學丁平教授舉辦了“烏巖嶺瀕危動物保護論壇”。諸葛先生，以及鄭先生的學生輩，尤其是在烏巖嶺工作過的學生，參加了本次論壇，和鄭先生一起拜訪了當年的工作人員，重溫了過去艱苦但溫馨的歲月。

2022年8月，鄭先生、漆老師參加北京雁棲湖“第十七屆中國瀕危動物保護論壇”

也是從那時起，“瀕危動物保護論壇”作為一種相對固定的形式，成了鄭先生學生們交流學術，培養感情，為各地保護區建設管理出謀劃策的重要平臺。“瀕危動物保護論壇”由鄭先生的學生輪流承辦，我們也總會邀請師母漆老師參加。漆老師和我們學生輩，包括家屬都很熟，得到了我們一致的敬愛。但每次拍會議照時，當地領導總要求漆老師也參加，這時鄭先生都會特別認真地指出，她是家屬，不能參加，總引得我們哄堂大笑。2022年8月，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林業調查規劃院的阮向東師兄在北京雁棲湖舉辦了“第十七屆中國瀕危動物保護論壇”。在那次會議上，鄭先生還和大家言笑晏晏，相聚一堂。

鄭先生其實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也不喜歡應酬。每到一地，地方政府每每在歡迎接待時，要求鄭先生發言，他總是神情謹慎，甚至略顯緊張，三言兩語就結束了。鄭先生似乎對自己的言行有嚴格的要求，我幾乎沒聽他說過大話、套話、虛話和假話。

但私下里，鄭先生是一個挺幽默的人，還喜歡開玩笑，尤其在學生面前，他比較放松。他的學生有個微信群，名為“飛鳥歸巢”，鄭先生和師母漆老師都在里邊。在群里，鄭先生自己比較少發言，多是師兄弟姐妹之間的玩笑和打趣。群里其樂融融的氛圍，其實就是鄭先生需要的風格。鄭先生說，我喜歡看你們互相打趣，甚至善意的“詆毀”。

一個不喜歡交際、不善言辭的人，為什么能夠鼓勵并連續參與學生舉辦的十七屆“瀕危動物保護論壇”？這其中肯定有鄭先生所看重和堅持的東西：學術交流，學風傳承，團結協作，或者是科研與地方發展的聯系……

先生已逝，昨日不再，謹以此紀念。

原載于公眾號“孤山一片云”，獲作者授權后轉載于此

鄭光美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