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2022年第1期）

作者簡介曹希平，正高級工程師，退休前從事地質文獻與地質標本信息數字化工作。曾任中國地質圖書館常務副館長等職務，并兼任國際地科聯文獻委員會、信息委員會委員等國際與國內學術組織職務，現為國際地科聯地質學史委員會委員。

2021年是仰韶文化發現100周年紀念。1921年，任職于北洋政府農商部的礦政顧問安特生受中國官方委派并經中國政府批準，前往河南澠池仰韶村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以磨制石器與彩陶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將之命名為“仰韶文化”。這標志著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開始，也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安特生是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1914年來華，工作11年。經過幾十年時間斷層，中國地質博物館在2004年重拾記憶——因為在庫房發現了安特生收集、研究的仰韶陶片。

壹

發現古陶片

2001年，中國地質博物館修繕改造工程開工，標本轉運至原國土資源部東郊倉庫保管。2004年，標本回遷后開箱，發現了一些古陶器碎片。

中國地質博物館主要收藏地質標本，每件藏品歷史都以百萬年甚至億年為計量單位。因此，工作人員對發現只有不到一萬年歷史的人類文化遺物很不解。咨詢早已退休的老館員胡承志先生，又詢問了來訪的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的張永年主任，方獲得一點線索：它們很可能是當年瑞典來華科學家安特生收集的仰韶陶器。這批仰韶文物數量巨大，但中方有關這批文物的文獻記載已無從查找，只有瑞典東方博物館還保存著它們的文獻記錄。于是，我們與東方博物館聯系，發去了陶片照片。東方博物館馬上安排了訪問。

2006年，筆者受中國地質博物館委派，去往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東方博物館。在東方博物館，參觀了“中國之前的中國”展覽和藏品庫，見到安特生在中國采集的一大批色彩鮮艷、器形碩大的仰韶陶器，感覺震撼。

東方博物館研究部主任艾娃全程陪同。她說：“這些是安特生博士采集的全部仰韶期文物的一半，另一半在中國，曾在中國地質調查所陳列館展覽和典藏。但從1936年安特生博士最后一次在南京見到它們后，就再無音信，據悉已經失蹤。你們找到的這幾塊殘片是令人振奮的發現。”

> 筆者與東方博物館研究部主任艾娃（左）

和典藏部主任安娜（右）參觀藏品庫

貳

安特生其人與來華經過

安特生早年曾是知名的極地探險家，后因在中國的仰韶發掘等成果而獲得“中國嘎納”（Kina-Gunnar）的名聲，享譽國際地質學界和考古學界。安特生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工作多年，但幾十年的消息隔絕造成館內幾乎無人了解其生平。出訪前，艾娃博士特意發來安特生的簡單介紹。

約翰·貢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年7月3日出生在瑞典厄勒布魯省（Orebro）的克尼斯塔（Knista），自幼對化石感興趣。他于1892年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第一個學位，后多次參加和組織極地地質考察，于1901年在烏普薩拉大學獲理學碩士學位并通過博士答辯，1902年獲博士學位。

1906年，安特生被聘為教授，并于同年被任命為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

1910年，遠在瑞典的安特生擔任第11屆國際地質大會秘書長，成功組織各國地調所和地質學家編撰了一千多頁兩卷本的《世界鐵礦資源》。書中收錄天津北洋大學美籍礦冶教授李特撰寫的有關中國鐵礦資源的文章。

1910年，狀元實業家張謇提出“棉鐵政策”，強調鐵礦開發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民國初年，張謇擔任農商總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鋼鐵需求劇增。軍閥混戰的中國也更加感到鋼鐵需求的迫切。因此，中國政府農商部看中了安特生。但洽商聘請一事還需有人“穿針引線”。這時，瑞典在華科學家新常富發揮了作用。

新常富（Erik Nystrom，1879—1963年），瑞典化學家、地質學家，1902年至1911年受雇于山西大學，是山西大學首批聘請的教授。來華前，新常富曾于1899年參加瑞典地質調查所組織的野外探險。1912年，新常富在回國與瑞典地質調查所朋友聚會時結識了安特生并動員其來中國工作。回到中國后，新常富又通過在中國政府工作的學生聯系，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最終促成了安特生來華。

安特生來到中國后，被當時的農商部聘為政府礦政顧問，長期就職于中國地質調查所，從1920年起，在地質調查所地質礦產陳列館，即現在的中國地質博物館擔任館長。

叁

從地質學家到考古學家

安特生來華后，首要任務是找鐵礦。他在鐵礦勘查方面成績顯赫，同時對中國史前史也很感興趣。1920年，館長安特生派助手劉長山去河南采集標本。劉長山帶回的標本中有數百件具有新石器時代特征的石器，來自澠池縣仰韶村。安特生于是決定第二年赴仰韶考察。

那時的安特生缺乏考古專業知識，也缺乏對世界最新考古成果的了解。他1921年春去仰韶村，首先發現了古陶片，但不知是否是石器時代的陶器。猶豫幾天后，他才下定決心搞清石器與陶器的地層和年代關系。經過挖掘證明，仰韶村的陶器與石器產自同一地層，因此是同時期的文物。

> 仰韶村當年出土的陶器

安特生為辦理發掘手續返回北京期間，在被贊譽為中國地質調查所兩大寶庫之一的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即現在的中國地質圖書館潛心學習考古學知識，竟然查到美國地質學家彭拜萊編寫、出版時間不長的中亞考察三卷本報告，看到了在中亞安諾的新石器時代地層發現的陶器殘片彩色圖片，顏色與紋飾與仰韶村發現的陶器風格很相似。為此，安特生備受鼓舞。

安特生充實了考古學知識又拿到政府批文后返回仰韶村，開始大規模的發掘。隨后幾年，安特生的發掘向西擴展到甘肅等地，發現了一套分布廣泛、延續約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地層，其年代被命名為“仰韶期”。

石器時代？還是青銅器時代？

仰韶遺址發掘過程中，出現過一些小插曲。

一次，一個小孩拿來一枚青銅箭頭，說是在安特生的挖掘點找到的。對判定為石器時代的地層竟然出土金屬器物一事，安特生很重視。但經過參與發掘的中國地質學家袁復禮對小孩反復盤問，方知是從村北一處漢墓附近挖來，只是想多換些銅板。小孩無知，只知銅比石頭值錢，不懂石器和青銅器是時代不同、賦存地層也不同的器物。

仰韶遺址發掘初期還遇到過一些令人迷惑的現象，例如地層中見到大量多孔的熔渣，很像金屬冶煉的產物。安特生想，如果有金屬冶煉痕跡，那就是比石器時代晚的地層。可如果進入青銅器等金屬器時代，仰韶古人為什么放棄成形容易的金屬器而繼續費力地制作石器呢？安特生因此判斷，熔渣應該是燒陶產生。果然，他在隨后的發掘中找到了一片一端是熔渣的陶片，證實了他的判斷。

前些年，有國內地質界專家提出，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之間應該定義一個陶器時代，理由是金屬熔煉很可能源于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燒制。仰韶遺址發掘提供了金屬熔煉源于陶器燒制的早期提示。陶器時代之所以沒有得到考古學界人和歷史學界的廣泛響應，是因為陶器只是新石器時代同期開始出現的生活物品，它從未像石器、青銅器、鐵器那樣單獨承擔過一個歷史時期的主流生產工具，況且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之間并沒有需要陶器獨立“擔綱”的歷史空隙。

肆

瑞典返還仰韶文物的下落

安特生根據與中國政府的約定，將研究仰韶文物的成果發表在地質調查所出版物上，并于1927年到1936年，將約定鑒定研究后返還中國的仰韶文物分7批由瑞典斯德哥爾摩運回地質調查所，典藏在地質調查所陳列館，1927年至1932年幾乎每年一批。

> 第三批瑞典返還仰韶陶器

入關免稅批文

1936年，安特生從瑞典來華，在搬遷到南京的地質調查所陳列館專門參觀了仰韶陶器。1937年初，留在北平的地質調查所分所陳列館的展出記錄有仰韶陶器。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后的1938年，陳列館主任盛莘夫撤離南京后提交的報告稱，南京留有二百只陶器未被日本人發現。隨后的十幾年里，雖地質調查所陳列館依舊報道有史前陶器展覽，但是否為安特生采集的那批就不得而知。

20世紀50年代初之后的50多年，這批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事業開端的瑞典返還仰韶文物完全淡出公眾視野，其蹤跡再無任何報道。中國地質博物館從2004年開始多方搜尋這批藏品，至今沒有重大突破。

中國現代科學起步階段，國家在選送大批優秀學子到西方國家學習的同時，又聘請了安特生等一批對中國友好的國際知名學者到中國工作，為中國現代科學的早期輝煌作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

在2021年10月17日召開的“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作為考古界代表，肯定了中國政府礦政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等人發現仰韶文化，“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謹以本文紀念中國現代考古事業百年，紀念1916年成立的中國地質圖書館、中國地質博物館建館106周年。

作者： 曹希平

編輯： 張佳楠

排版： 何陳臨秋

審核： 刁淑娟

官網： https://kpwhbjb.cgl.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