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上演了非常戲劇性的一幕：被封為俄羅斯國教的東正教，竟然把斯大林同志冊封為了“圣人”。

而在幾十年前，蘇聯(lián)與東正教之間的恩恩怨怨也非常扯淡：把宗教批判得一無是處、差點將東正教摧毀殆盡的蘇聯(lián)官方，卻在衛(wèi)國戰(zhàn)爭最緊要關頭跳起了大神，而這其中，作為統(tǒng)治者的斯大林更是將統(tǒng)治手腕展現得淋漓盡致。

一直以來有這么一個梗：羅馬正統(tǒng)在俄國，這其中也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的。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陷落，古老的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人摧毀，但緊接著，莫斯科大公國就公開自稱是拜占庭皇帝的繼承者，此后，俄國也一直以“羅馬帝國正統(tǒng)”自居。

近一個世紀后，也就是1547年1月16日，伊凡四世加冕皇帝，史稱“伊凡雷帝”，成為俄國歷史上第一位沙皇。值得一提的是，“沙皇”一詞以俄語直譯是“大皇帝”，而其中“沙”源自于拉丁語，是“Caesar（凱撒）”的轉音，由此可見俄國對羅馬帝國的尊崇。

此后，歐洲各教派就誰更根紅苗正這個問題吵得你來我往好不熱鬧，幾百年里從未消停，誰知進入20世紀沒多久，東正教就迎來了滅頂之災。

蘇維埃俄國建立后，列寧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直接將東正教釘死在了棺材板里。布爾什維克們堅信，民眾幸福的生活應當是依靠勤奮的勞動主動爭取來的，而非老天爺賞賜的，篤信有神論會使民眾不思進取，阻礙國家發(fā)展。

蘇俄政府鏟除東正教的第一步，是丑化東正教的形象，動搖他們在百姓心中的地位。當局繪制了大量滑稽的肖像畫，例如將神職人員畫得又矮又胖，面容丑陋，穿著長袍并留著夸張的長胡子，令人厭惡。

與此同時，當局將一批教堂等宗教建筑關閉，清空其中的陳設，將空房子改造成其他用途，從而淡化這些東正教象征符號在民眾心中的影響力。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宗教資產被國家沒收，極大地幫助孱弱的蘇維埃政權緩解了最初階段的困難，當局可謂是“物盡其用”，就連最普通的鐵器也被回爐重造，打造成槍炮裝備蘇軍。

總而言之，那段時期的東正教就像是一頭肥豬，千日養(yǎng)豬一日宰。也正是如此，走投無路的宗教勢力做了一個無奈的選擇，險些為他們招來可怕的下場。

1919年，白軍領袖、自稱“臨時政府首腦”的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高爾察克因局勢不利而被迫向東撤退，圖謀東山再起。

起初，這支部隊只包括殘兵敗將、臨時政府職員及家眷等，加起來只有20余萬人。哪知高爾察克跑路的消息傳出去后，懼怕遭到新政權清算的各方舊勢力紛紛來投，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昔日的神職人員。最終，這支逃亡隊伍一下子膨脹到了驚人的125萬人，嚴重超編。

當然，眾所周知，由于天不時地不利，加上蘇俄軍隊圍追堵截，這支隊伍最終結局悲慘。在穿越貝加爾湖時，不少人在湖面上小憩時被直接凍成冰雕，來年冰融化時沉入湖底。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宗教勢力寧愿凍死在荒郊野外也要鋌而走險，彼此間的關系可見一斑。

斯大林接過最高權力初期，當局清剿宗教殘余勢力的強度抬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契卡直接將宗教勢力納入“黑惡”范疇中。這段時期，無論宗教做什么都會被認定為錯的，即便宗教想用一些“善舉”討好當局也無濟于事。

例如在20年代中期，教會拿出一批值錢玩意兒變賣成現錢，打算換成糧食幫助窮困的百姓，卻被當局定罪為“圖謀不軌”，人財兩空。

1931年，斯大林更是下令炸毀象征著東正教教權地位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計劃在其遺址上修建歷史上大名鼎鼎的“蘇維埃宮”。

1938年，當局提出了“無神的五年”的概念，打算在接下來幾年里將東正教最后一點殘余勢力鏟除殆盡。短短幾年里，大約有16.5萬名神職人員被捕，一切與宗教色彩沾邊的民間活動全部被叫停，違背當局政策的行為將遭受從重處置。

隨后，當局向宗教下達通牒：后者想要生存下去有且只有一個選擇，即乖乖承認由當局任命的牧首（宗教領袖），一切事物必須經當局批準，沒有例外。

眼看東正教即將成為蘇聯(lián)厚重史冊中的一粒塵埃，戲劇性的大轉折出現了。

解鈴還須系鈴人，接下來這段歷史的扯淡之處在于，拯救宗教的“救世主”，恰恰是要摧毀它的斯大林。

1941年中，德軍入侵蘇聯(lián)并取得巨大的軍事成功，數以百萬計的軍隊被殲滅，連監(jiān)獄中的囚犯都臨時被征召入伍，局勢岌岌可危。緊要關頭，民間突然流傳出這樣一則傳聞：有個主教把自己關在石室里，虔誠地為俄國母親祈禱。突然，主教面前燃起一團火，圣母在火光中現身了。

圣母對主教說，她并沒有拋棄子民，但只有讓蘇聯(lián)當局釋放神職人員，開放教堂和修道院，重新供奉神祇，圣靈才會重新青睞這片土地。

此外，“圣母”還給了主教一些啟示，稱雖然列寧格勒眼看朝不保夕，但這座城市決不能放棄，需要想辦法將喀山圣母像搬到列寧格勒并繞城一周，這座城市便會得到庇護，不會淪陷。人們后來不但照做，還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復制了同樣的儀式，巧的是，這三座城市居然當真撐了下來。

眾所周知，斯大林是個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在如此緊要關頭，有人竟妖言惑眾，讓這種怪力亂神的說起大行其道，讓斯大林知道不得氣個半死？然而有趣的狀況出現了：斯大林不但默許了儀式的進行，不久后還直接扭轉了他對東正教的處置態(tài)度。

1943年9月4日，他召見內務部專門負責處理宗教事務的負責人卡爾波夫，后者給出了自己的建議：眼下改善與東正教關系已變得十分必要，當局可以建立一個專門負責相關事務的國家機構，及時傳遞國家政策，在給予宗教一定自由度的同時保證政府對它的管控。

當晚，斯大林一反常態(tài)地會見了幾名東正教領袖，并破天荒地贊揚了教會在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的“突出貢獻”。幾天后，當局鋪天蓋地的反宗教宣傳幾乎一夜間消失了，同時，東正教牧首獲得了官方承認，并被允許在蘇聯(lián)國內進行布道和演說活動，宗教刊物允許教徒傳閱，一切似乎又回到了20多年前。

從斯大林前后矛盾、充滿生硬轉折的表現來看，筆者認為有這樣一種可能：當初“圣母顯靈”的那則傳聞，說不定就是他親自讓人編造并散播出去的。

畢竟國難當頭，任何可以拱衛(wèi)國家的勢力都必須被團結，作為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的斯大林看得清楚，雖然反宗教運動持續(xù)了20多年，但東正教在民眾中的影響力依舊可觀。他需要教會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同時也需要一個臺階來表明他對教會態(tài)度的轉變，因此便有了上述一幕。

從另一個角度考慮：正是在“圣母”的鼓舞下，蘇聯(lián)軍民在列寧格勒、莫斯科與斯大林格勒三座城市的戰(zhàn)場中上演了一幕幕寫入史冊的英雄事跡，這也足夠說明東正教存在的必要性。而對于斯大林本人而言，在保證當局掌控宗教的前提下，允許東正教存在，這非但不會影響到蘇維埃政權的穩(wěn)定性，反而更有利于鞏固他的權位，維護其國內各階層和勢力的團結。

因此，東正教得以死里逃生，并不是斯大林一時大發(fā)善心，而是對當權者來說，前者依舊存在巨大的利用價值。然而誰能想到，當年斯大林的“手下留情”竟讓教會記了一輩子，并在幾年前將“鋼鐵同志”冊封為東正教的圣人，這樣的結局實在狗血。

值得一提的是，蘇聯(lián)剛解體那會兒，教會還特意惡心了蘇維埃政權一回。

1995年，教會在布托沃靶場買了一塊地，修建起一座教堂。這座教堂的壁畫非常獨特：只見教會領袖們站在中央，表情安然地等待四周的蘇聯(lián)士兵開槍。這幅畫實在耐人尋味，似乎在控訴當年新政權政策的殘暴無情，或是發(fā)泄壓抑多年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