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3日，由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主辦，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流動的中國”研究網絡、資助者圓桌論壇、新公民計劃承辦的《城市化與流動兒童社會支持》平行論壇在深圳舉辦。論壇邀請實踐者和研究者共同探討城市化及相關制度改革的趨勢，分析推動流動人口市民化的緊迫性、關鍵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底層邏輯，并聯合社會各界探討行動策略，為公益組織思考資源投放和行動方向提供現實參考和理論支撐。

（本場論壇有視頻回放，請在文末掃碼觀看）

來自上海、廣州、浙江的公益行動者，為我們呈現出流動家庭在城市與鄉村的漂泊與困境。

流動的AB面：留守和流動是一體兩面。上海閔行區吳涇太陽花社區兒童服務中心負責人劉偉偉，基于對服務對象的跟蹤，呈現“流動、又返鄉”兒童的群體觀察，以及戶籍制度與教育制度造成的流動家庭親子分離、夫妻分離的艱難抉擇。

浙江致樸公益基金會實操項目團隊主管張婧，從教育領域公益實踐者的視角，既分享了人口流出地中西部農村學校教育和留守兒童的現狀，同時也以浙江為例為觀眾講述了人口流入地的兒童在教育方面面臨的困境——即使家庭已經落戶，從老家農村轉入本地公辦學校的兒童，依舊會面臨家庭與社區支持系統薄弱的困境。

“個體選擇”與“社會發展趨勢”之間的矛盾。火把社區（廣州市番禺區小金雁社區公益服務中心）理事長崔麗霞分享了她對廣州地區的觀察。在戶籍制度改革整體向好的當下，對于流動家庭“落戶”還無法解決眼前的生活困境，反而意味著更大的不確定性。比如落戶（集體戶）無法讓孩子就近入公辦學校，落戶意味著失去農村的土地，廣州城中村大規模改造帶來的搬遷、就業與孩子上學等問題，都值得關注。

“學習的意義是什么？未來出路在哪里？”調查顯示，流動兒童群體的實際教育成就與教育期待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父母“學習改變命運”的期待對于孩子們也變成了“學習能否改變命運”的困惑。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呂利丹

中國人民大學呂利丹教授呈現了中國受流動影響兒童的基本事實和問題全景。在人口的空間流動性越來越強的趨勢下，兒童的流動參與程度卻始終較弱。2020年，根據全國七普數據估算，中國受人口流動影響兒童達到1.38億人，占兒童總人口的46.4%。其中流動兒童7109萬人，留守兒童6693萬人。兒童參與流動的機會存在性別和年齡不平等，低齡兒童更傾向于留守，大齡兒童更傾向于流動；性別差異雖然整體上在縮小，但在特定年齡段（如15-17歲大齡階段）仍然反映出流動參與機會和發展機會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流動中國”背景下，“臨時拆分型”兒童家庭比例上升，即越來越多的兒童生活在父親或母親不在的家庭戶中；回流留守兒童存在的心理健康問題亟待關注和干預。從流動趨勢看，流動兒童規模增長加速，農村留守兒童規模變化不大，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往城鎮集中的趨勢愈加明顯。

呂利丹教授呼吁，兒童的成長發展需要穩定的環境和預期，應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促進流動兒童的市民化，履行“兒童優先”原則，尋求制度突破適應“流動中國”新常態。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陳媛媛

戶籍制度，尤其是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壁壘，是留守兒童產生的制度根源。其中教育政策是最值得認真審視、也是流動群體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陳媛媛，針對義務教育階段入學政策、隨遷子女中考和高考升學政策沿革進行系統梳理及影響評估，并探討未來走向。其中，入學政策整體在放寬，但存在結構差異，即2014年之后，中小城市持續在放松，但各大城市的門檻有所提高，造成義務教育階段兒童留守比例上升。異地中考政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遠，異地中考門檻導致7-9年級兒童留守比例上升、隨遷及留守子女的高中入學率的下降，給兒童人力資本積累、心理健康和家庭在城市消費等決策帶來的負面影響。陳媛媛教授在推動教育制度改革上給出了具體建議，并呼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幫助孩子們度過改革的過渡期。

流動人口的個體決策、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社會各界的行動，都需要建立在對趨勢的正確把握上。在制度改革之外，認知與觀念的更新也同樣重要。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陸銘

中國式現代化首先體現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陸銘，強調了后工業化時代一些重要的結構性變化。一是服務業的數量和占比持續上升，2021年服務業在GDP中和就業的比重分別達到53%和48%。二是就業結構和職業技能需求的變化。和制造業不同，服務業更需要人和人之間社會交往技能，服務意識、人和人之間非正式契約的建立等，對于個體的理解能力、表達能力、誠實守信、文明禮貌等非認知能力要求更高。

對于流動人口來說，應看到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的長期趨勢，找準方向，為長期留在城市做好充分準備。對于行動者來說，應幫助流動人口群體打消疑慮、堅定信心、更有力量應對流動中的困境。

溫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夏怡然

服務業的發展催生了大量新生崗位，如網約車司機、騎手，為流動人口提供了更多靈活就業機會。同時靈活就業者的服務也為大城市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服務，還在經濟下行時期促進就業，起到逆周期的調節作用。

溫州大學夏怡然教授聚焦靈活就業領域，以外賣騎手的調研為例，強調了靈活就業對于流動人口獲得較好收入、工作滿意度、人力資本積累和職業發展等帶來的正面意義，對于他們扎根和融入城市發揮的積極作用。這背后“學習效應”的作用至關重要。學習效應不僅僅是傳統的教育、技能培訓，而信息溝通與交換、城市生活經驗，即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都在有效推動流動群體在勞動力市場獲得更高回報。而城市越大，服務業越發達，越有利于學習效應的發揮。

廣東金融學院教授魏東霞

尤其對于兒童來說，廣東金融學院魏東霞教授的分享告訴我們，城市不僅僅意味著更好的學校教育，城市本身也構成了另外一種社會教育環境。大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意味著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的教育回報，這背后也是“學習效應”在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越早進城，越可以帶來更強的學習效應。對此，應推動流動人口子女盡早進城，以獲取城市生活經歷、提升其非認知能力，順應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提高未來的勞動力市場表現、獲得更好的長期發展機會。

在行動策略層面，論壇積極破圈，邀請學界、公益實踐界、企業代表（我的打工網），用更復雜、全局視角去看到更多根源性問題，不僅探討公共政策的改革方向，也看市場及社會部門可以如何透過提供前瞻、有效的解決方案，來影響流動人口“留下來”的遷移決策，從而間接推動政府增加供給來滿足這部分需求。

圓桌論壇

陸銘教授提到關于公共政策改革方向的判斷。戶籍和教育制度壁壘是影響流動人口留在城市的核心癥結點。今年7月份以來，戶籍制度在加速推進，預計除了少數超大城市，全面放開是可以預期的趨勢。不過也應關注到漸進式改革過程中的關鍵問題。

一是教育問題。包括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流動子女仍會面臨的入學困難、教育資源的空間分布與需求的不匹配、高中供給量與未來將大幅度增長的需求量的差距等，都需要提早重視。二是學校外的教育，大量流動人口在城市需要更多學校之外的技能，如服務業所需要的非認知能力、社會融入的技能等都需要被社會各界重視。三是住房問題。在政府推進公共租賃住房建設同時，也應鼓勵市場自發的解決之道。比如應看到非正式住房是流動人口無法獲取廉租房和公租房的情況下能在城市落腳的重要解決方案。也應關注住房的空間布局，即從勞動力供給和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角度講，公共租賃住房的建設不能離市區太遠。

嘉賓們也分享了對于公共政策改革的期許。包括在標準化的公共政策之下，要關注非標準化的部分，體現溫度和更多民生的表達；制度不應該固化身份，而應讓大家有機會選擇自己的社會身份和職業身份；為個體賦能，提升他們做選擇的能力；去城市或鄉村，讓個體做選擇的代價不要那么大；教育政策應該關注人的發展，應追問教育的本質等。

我的打工網創始人邱俊煒

在公共服務提供中，市場機制也在發揮著重要作用。我的打工網創始人邱俊煒先生，以昆山“愛樂分”幼托機構、“我的打工網”為案例，來介紹市場機制是如何自發參與流動兒童普惠幼托服務供給，提供可負擔、高品質服務的。在確保教育質量領先的前提下，“愛樂分”的服務定價、場地布局、托育時間，均充分基于父母的收入水平、居住地點、工作時間等方面的人性化考量。值得強調的是，我的打工網看清和抓住了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趨勢，將這些新市民作為長期投入的目標群體，還透過“愛樂分”、“周薪薪”等服務，引導他們建立城市生活的規劃，形成對財務管理、子女教育等認知，幫助他們創造能“留下來”的重要條件。

陸銘教授對于“愛樂分”、“我的打工網”提供的市場化解決方案進行總結。對于政府和社會各界來說，針對流動人口進城帶來的公共服務增量可能導致的財政資金缺口問題，除了政策借債之外，還應看到市場在提供解決方案上的價值；對于公益組織，“愛樂分”的可支付商業邏輯，對于滿足需求和服務對象可負擔性關系的考慮，可以有效提升可持續性。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和商業邏輯不矛盾，“我的打工網”不僅與流動人群建立起很好的信任關系和穩定的勞動供給關系，同時在其他業務中基于商業邏輯能實現成本覆蓋。

對于社會部門，為流動兒童及其家庭提供社會支持，尤其在社區場域推動支持系統建設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社會組織可以發揮重要價值。

火把社區（廣州市番禺區小金雁社區公益服務中心）

理事長 崔麗霞

崔麗霞介紹了“火把社區”的做法。包括直接為兒童和家庭提供服務，在兒童看護、課后教育、社區安全環境打造、政策信息解讀等方面回應他們的基本需求；以及面向長遠，在推動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方面，通過社區發展的工作手法為流動家庭打造熟人社會和支持網絡，促進流動兒童和流動人口參與公共事務，讓大家更有歸屬感和話語權，成為“社區的主人”。

浙江致樸公益基金會實操項目團隊主管張婧

浙江致樸公益基金會的張婧也強調了社區教育對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重要性。對此，社會組織可以積極發揮主導作用，在尊重當地社區主體性基礎上，讓家長、更多社區居民參與到兒童發展的社區支持當中，并給予專業性支持。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黃奕

招商局慈善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黃奕作為資助方代表，分享了基金會在解決問題、議題推動方面可以且應該發揮的關鍵作用。對于資助者，應當以人為中心、看到“結構困境下的個人和行動者的習得性無助”，但并不意味著僅停留于此，應更有責任看到趨勢和結構性問題，分析問題的成因和根源，思考如何減少轉型對人的沖擊和影響。基金會在公益生態中位于承上啟下的位置，從行業的角度，應該發揮至少三個方面的價值。一是資源價值。基金會作為一個整合資源的平臺，可以將資金，以及學者、市場和社會部門位于不同生態位的相關方匯聚到一個平臺上，瞄準共同的問題靶心，共同探討和輸出解決問題的邏輯和行動策略。比如市場部門的代表“我的打工網”的做法非常有啟發性。針對很多流動人口普遍缺乏適應城市生活的認知和非認知能力的現狀，通過“經紀人”、“周薪薪”等，為進入城市的流動打工者提供心理支持、財富管理等城市生活技能，讓他們可以勇敢留在城市生活；二是情緒價值。復雜的社會問題往往給人帶來無力感。比如每一位學者，在看似“冷冰冰”的數據背后，都有自己的心酸和無奈。面對“無力”，基金會應該讓更多的人“在一起”彼此看見，給與情緒上的鼓勵，聆聽、發聲、行動，讓無力者有力，讓有力者前行；三是轉化價值。資助者要在感性和理性之間形成一定的平衡，在行動和行動方向之間看到趨勢，并提高轉化能力，努力將微觀的行動轉化為對結構性問題的改善和對趨勢的推動。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陸銘

陸銘教授對論壇進行總結，強調了充分理解趨勢和規律的重要性，這是個體決策、社會救助和公共政策找準發力點的前提。

第一，在流動的中國，無論是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動，還是制度改革，流動趨勢不會放緩，也沒有放緩。

第二，要關注戶籍改革的趨勢和優化空間。一方面仍需呼吁更快的制度改革，否則孩子進城和留在城市的年齡將更為推遲、融入城市也愈加困難、進入現代服務業的機會減少；一方面應關注流入地公共服務供給的優化，特別是加大教育投入、中心城區的住房供給，政府、市場、社會部門應發揮各自角色，讓流動人口愿意進城、能留下來；另一方面，要關注制度改革的方向。一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積分落戶標準的優化，未來社保繳納將成為主要標準，流動家庭可重點關注并做好準備。二是加大積分落戶的名額。三是推行同級別城市的積分互認制度。

第三，公共政策和社會各界的行動，應將人口流入地、流出地區分開進行長期規劃。針對人口流入地有三個關鍵詞：社區支持，社會融入、社交技能（即服務業對于非認知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在人口流出地，要加深大家對于公共政策趨勢的理解。政府的公共資源是有限的，要考慮針對不同公共服務資源如何分配、以及公共資源能否有效利用。比如公共服務向人口密度相對較高的縣城和中心城區集中是趨勢，即遵循公共服務的規模化效應。同時也應注重公平性，關注農村留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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