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秉和

編者按：毛澤東、周恩來，偉大中國革命道路上兩個偉大的名字，在長達半個世紀多的革命道路上，他們兩人的通力合作、患難與共、互信互助，為我們黨、國家、人民、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為締造建設新中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的特殊的作用。許多朋友都很關心毛主席和周總理這兩位世紀偉人早年相識的歷史，帶著這個問題，《祖國》雜志主編楊晨特約周恩來總理侄子周秉和為雜志撰稿，以探尋這兩位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早年初次相識時的歷史足跡之形式，來紀念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130周年誕辰。同時，作者也希望將自己的這篇文章作為引玉之磚，吸引黨史、軍史等領域研究人士共同關注發掘“毛周初識”這一十分重要且意義深刻的歷史片段。

周秉和

毛澤東最后一次與周恩來握手

“在巨人的腳下，我們聽到歷史的隆隆驚雷。”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周恩來》一書中這樣形容兩位偉人的關系：作為20世紀中國的重要標志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以如椽之筆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他們之間的“天作之合”不僅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學境界。

據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資料顯示，毛澤東與周恩來相識于1925年。這時，正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改變近代中國歷史命運的北伐戰爭即將到來。在當年的黃埔軍校、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東這塊中國革命的熱土之上，毛澤東與周恩來相識相知，從此誕生了兩位偉人之間橫亙半個世紀多的合作與友誼。

1923年，毛澤東同志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后，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周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4年秋，周恩來結束留法勤工儉學生涯回國，在國共合作期間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

眾所周知，早年革命時期我們黨缺少干部且革命工作又十分艱巨，特別是當時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一人身兼數職的現象很多，因此，后面的史料在記載他們的職務時，也很有可能會有所遺漏，或根據客觀需要進行了簡約化處理，以至于現在我們普遍看到的他們的公開簡歷中并未將他們當時所任職務寫全。但通過更廣泛的權威媒體資料收集整理過程，我們或許能夠發現老一輩革命家當年擔負革命任務、職責中的一些新線索，繼而通過這些新線索的一一對應，我們或許能夠找到革命家們在革命工作中可能產生合作交流的必要條件，甚至是必然發生的交集。

據《半個世紀的革命情誼》（人民網·金臺資訊轉發《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作品）：“1925年8月20日，剛從蘇聯回國的李富春和蔡暢乘坐輪船抵達廣州……在中共廣東區委，李富春見到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就共事過的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的到來，使他們非常高興。周恩來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國，到廣州后即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不久，又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說于1924年秋，周恩來一回國“即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與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時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當然存在合作交流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當時范圍并不大的廣州革命政治圈層中，不論是在組織還是在業務方面，同為我黨高級干部特別還同為“宣傳工作主要負責人”的毛周，豈能不共同參加一些黨的重要會議、活動呢？在此，我們認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面，有很大可能性要比1925年早，或于1924年秋，周恩來到廣州隨即擔任宣傳部長之時，兩人就已經認識了。由于兩人都兼任宣傳部長工作、深諳宣傳文化對革命工作的重大意義，兩人此前也均有辦報刊的經歷，且周恩來負責的軍事政治部工作中應有相當部分與宣傳有關，因此甚至不能排除兩人于1924年時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交流，在革命和宣傳和其他感興趣的話題上產生了交流的火花。當然，這只是我們的分析推理和猜想，沒有確鑿史料。在此，我們也希望黨史、軍史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和廣大文史愛好者，共同關注研究這一課題，留心收集相關歷史文獻、資料、文物，共同挖掘探究兩位世紀偉人早年的革命實踐，更加精準見證他們偉大友誼的起點，以更好的傳承紅色基因、弘揚紅色文化。

據人民網·讀書頻道《周恩來和毛澤東最后一次對著攝影鏡頭握手道別【3】》：“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他們（毛澤東、周恩來）便發現兩人的思想認識竟然驚人的一致。

這次會議之前，他們都曾向陳獨秀建議，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但當時中共中央沒有采納他們這個建議，致使蔣介石等右派分子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因為兩人對時局認識高度一致，相互對話便覺得默契與投機。這一時期，毛澤東和周恩來過從甚密。毛澤東除了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還兼任《政治周報》主編。在他主編的《政治周報》第三期上，登了《東征紀略》，記述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周恩來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及在追悼攻克惠州犧牲將士大會上的演說。當時，周恩來派人接管的汕頭《平報》改名為《嶺東民國日報》，周恩來為該報副刊《革命》題寫了刊頭，并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當時蔣介石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第二，退出的要交名單。毛澤東和周恩來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討論對策。

毛澤東分析說：就廣州的一個地方看，反動派的實力是大的，但就粵桂全局來說，反動派的實力是小的，只要我黨堅持原則，堅決予以反擊，就一定能夠爭取團結那些動搖的中間力量，粉碎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后來，毛澤東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提出一句醒世恒言：“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周恩來非常贊同毛澤東的分析和主張！

我們知道，周恩來留學歸國后便主管我黨相關軍事工作和黃埔軍校的軍政工作，而毛主席歷來熱衷農村工作，善于團結、帶領、教育廣大農民，他在廣東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革命經歷更是廣為人知。這兩位共同攜手走過一生革命道路的偉人，在早年剛剛相識后就都善于發現對方的長處并毫無保留地積極吸引對方加強各自負責的領域，共同促進革命工作水平的提高，的確難能可貴。據著名黨史研究專家、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周恩來研究著名專家金沖及曾經撰文談到：“1925年初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并且負責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毛澤東請周恩來到農講所講過軍事問題，周恩來請毛澤東到黃埔軍校講過農民問題，所以那時候常常在一起。”可見，當時的毛與周認識時間雖短，但已經是妥妥的同志加友人關系了。之所以此，與兩位偉人恰同學少年就樹立為國為民初心，青年時代確立馬列主義理想信念并投身革命事業的共情、共鳴、共振以及共同擁有方得始終的大情懷大格局有著最為密切的關聯。

毛澤東、周恩來在出身、經歷、性格、氣質、思維方式、知識結構、愛好特長等方面有著諸多差異。但這些差異就其主導性方面來說，并未成為他們之間合作和溝通的障礙，而是相異相吸，產生出巨大的互補效應。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另一位哲人晏嬰說：“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毛、周的政治合作正是一種基于差別性產生的和諧，也就是和而不同。毛澤東富于激情，舉重若輕，有縱橫江海、氣吞山河的氣勢；周恩來則富于理智，舉輕若重，有經緯萬端、各得其宜的才華。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毛澤東的務實與理智，周恩來的激情與浪漫，在許多領域和方面也有充分的體現。

由于缺乏毛澤東與周恩來初識時期的詳細材料，希望引起對此歷史存留更多信息的朋友能夠參與我們共同研究、探索，此乃本文的拋磚引玉之目的所在。

（作者系中國知青網理事長、周恩來總理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