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華夏文明版圖擴張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武力征服,比如漢武帝收復河套平原,明成祖橫掃漠北等,武力征服通常缺乏可持續性,一旦中原王朝陷入衰落,這些土地就容易被外族占領。第二種是人口遷徙,屬于暗線,古代漢人靠移民等方式,大力開發南方,逐漸成為當地主體民族,比如東晉時期衣冠南渡,南宋時期重心南移等。相比武力征服,人口遷徙的方式更具備可持續性,對土地的掌控力也更深。
作為對比,武力征服大多向北擴張,屬于明線;人口遷徙大多向南擴張,屬于暗線。
華夏文明起源于黃河中游:
在三皇五帝時期,華夏民族總人口大約200萬人,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上游。當時黃河下游屬于東夷文化,于是就有了黃帝和炎帝聯手大戰蚩尤的典故。
夏商周的活動范圍仍是黃河中游:
大禹建立夏朝后,華夏進入家天下的時代。但由于生產力限制,夏朝的人口僅提升至300萬人,商朝則提升至600萬人。夏商兩朝的都城均修建在河南地區,因為這一帶水草豐茂,氣候宜人。古代的平均氣溫比現在高,那個時期河南有大象,因此河南簡稱是“豫”,意思是牽著大象的人。
到了西周時期,華夏民族人口提升至800萬人,都城也從河南遷移至陜西。由于人口膨脹,僅黃河中游的土地已經無法承載華夏民族繁衍,于是周天子制定了東進的政策,意圖占領山東、江淮等地。姜太公為什么會被分封到齊國,目的就是為了蠶食和同化東夷文明。事實上,商朝晚期華夏民族就開啟了東征的過程,商紂王就多次討伐東夷。
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文明擴張至黃河下游和長江以北:
為了擴張土地,西周采取“分封制”,給予諸侯自由擴張的權利。不僅如此,隨著重犁和耕牛的應用,糧食產量大幅提升,華夏人口日益膨脹。到了春秋時期,華夏民族出現四個大國,分別是東方的齊國、西方的秦國、北方的晉國、南方的楚國。
齊國主要向山東半島擴張,基本控制了東夷地區,并使華夏文明傳播至淮北。秦國主要向西部擴張,趕走了盤踞在關中平原的犬戎。晉國以山西為根據地,擊敗了不可一世的狄人,占領河北地區。楚國則興起于長江中游,消滅周邊幾十個國家,大大加快對南方的開發。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時期的主旋律是晉楚爭霸,晉國代表黃河文明,楚國代表長江文明,二者在上百年的斗爭中,共同促進了華夏文明的發展。
到了戰國時期,隨著鐵器的普及,農業生產效率再度提升,華夏人口提升至2000萬人。包括長江以北、淮南地區陸續納入華夏版圖。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被秦國吸納,長江下游的吳越文化則被楚國吸納。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建靈渠以溝通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然而由于南方瘴氣太多,秦人很難適應兩廣氣候,只能在運河附近駐扎。由于陜西人愛吃面,到了廣西一帶便發明了桂林米粉,成為當地一大特色。
漢朝人口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
漢朝由楚國人建立,但定都于關中地區,相當于融合長江和黃河文明。相比于秦朝,漢朝由于局勢更加穩定,人口提升至5000萬,大部分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特別是關中、河南、山東一帶。長安、洛陽、宛城(南陽)、成都、彭城(徐州)則成為漢朝最富庶的城市。
秦漢時期的長江以南地區,主要生活著百越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并不服從中央王朝統治。因此秦漢對長江以南更多是名義上的統治,實際上并無太多管轄權。
然而歷經東漢末年、三國、五胡亂華、南北朝持續400年的大動蕩后,中國人口分布發生很大變化。東漢末年,為躲避占領,上百萬北方人遷移至巴蜀和荊襄一帶,充實了這里的人口。江東則被東吳控制,孫權時期東吳的用兵重點方向并不是長江以北,而是位于江浙一帶的山越。
到了西晉末年,受戰亂影響,漢人出現“衣冠南渡”的現象。由于水稻種植技術提升,以及水利設施大量修建,江南地區得到大力開發,取代河南成為中國最富庶的區域。不僅如此,以湖北為代表的荊襄地區和以川渝為代表的巴蜀地區成為避難天堂,人口也稠密了起來。
唐朝時期江南成為人口和經濟重鎮:
到了唐朝,中國的人口上升至7000萬人。在漢朝的基礎上,唐朝的人口活動范圍擴張至長江以南,浙江、江蘇、安徽的人口主體不再是山越人,而是漢人。江南則成為朝廷的錢袋子,京杭運河成為大唐存續近300年的關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氣候轉暖,唐朝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北、河南一帶,這也是為什么安祿山敢造反的原因。相比之下,關中地區由于過度開發,水土流失問題嚴重,再加上三門峽不適合通航,長安越來越不適合充當首都。總的來說,唐代的人口重心是河北、經濟重心是江南、政治重心是關中。
宋朝時期福建、江西、湖南得到重點開發:
唐朝末年,天下大亂,中國進入藩鎮混戰時期,在經歷了五代十國的動蕩后,北方人口銳減,華北地區也因為過度開發土地肥力下降。反觀南方地區,由于從越南引進了占城稻(雙季稻),糧食產量激增,南方人口逐漸超過了北方。特別是南宋在臨安建都后,江南成為人口、經濟、政治重心。
由于農業進步,宋朝時期中國人口上升至9000萬人,超過西歐人口總和。宋朝對中華版圖的貢獻,主要是消化了湖南、江西、福建一帶,贛江流域和湘江流域得到重點開發,景德鎮成為全球瓷器重心,泉州則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一直到元代時期,福建都是我國外貿基地,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
明朝主要開發了兩廣和云貴:
元朝末年,朱元璋憑借南方人口優勢推翻了孛兒只斤家族。明朝的一大特點就是大量種植經濟作物,為了滿足絲綢出口,江浙很多農民改種桑葉,靠養蠶吐司來賺錢。明朝后期,來自美洲的玉米、番薯、土豆開始引進中國,人口開始激增,從北宋時期的9000萬人提升至1.2億人。在這一基礎上,明朝加強了對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的控制,甚至在晚明時期控制了臺灣,閩南人代替原住民成為臺灣人口主體。歷經200多年的人口遷徙后,這些區域的漢人占比超過50%,北方官話開始流行起來。
華夏文明擴張趨勢:
時期
人口
靠人口遷徙同化的區域
夏商周
800萬
黃河中游
春秋戰國
河北、山東、淮北
秦漢
荊襄、巴蜀、淮南
隋唐
江南
兩宋
福建、江西、湖南
明朝
1.2億
云貴、廣東、廣西
可以發現,中國從遠古時期一直到明朝,共經歷了三波人口大爆炸,每一次都帶來了文明版圖擴張。
第一波是夏朝到西周時期,由于社會從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華夏文明生產力大幅提升。人口從200萬提升至800萬,牢牢控制了包括河南、山西、陜西在內的黃河中游地區。
第二波是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由于鐵器的出現,生產力再度提升,犁和耕牛被大量應用。華夏民族人口從800萬提升至5000萬,在人口遷徙的作用下,占領了河北、山東、淮北。荊襄。巴蜀等地,原本的東夷、西戎、北狄、南蠻陸續被同化,融為華夏文明的一員。
第三波是魏晉時期至明朝,這一時期的主旋律是水稻種植的推廣。由于南方水資源更豐富,其糧食產量逐漸超過北方。然而這一時期農業技術進步緩慢,人口增長速度較慢,歷經一千多年后,中國人口才從5000萬提升至1.2億。隨著人口南遷,中華文明在長江以南地區扎根落地,并逐漸控制了珠江流域和云貴地區。
在青銅時代,華夏出現了第一波人口爆炸,主要影響的是黃河流域。
在鐵器時代,華夏產生了第二波人口爆炸,使文明活動范圍擴張至長江流域。
在水稻時代,華夏出現第三波人口爆炸,使文明邊界擴張至包括珠江在內的嶺南地區。
每一次人口爆炸,都帶來了文明的南遷,從黃河到長江,從長江到珠江。這其實也跟氣候變化有關,從西周到隋唐再到明清,中國平均氣溫逐漸下降,因此文明的活動范圍也逐漸南移,無論是經濟重心還是人口重心皆如此。
而且可以發現,通常是先有了人口的增長,才出現的版圖擴張。也就是人口增長是因,版圖擴張是果。
那么問題來了,中國古代出現過第四次人口爆炸嗎?答案是肯定的,清朝時期中國迎來第四次人口大爆炸,然而這次卻未能帶來人口和文明的南遷。
事實上,如果明朝沒有滅亡,亦或是明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農耕文明,中華應該會繼續維持人口南遷的趨勢。然而取代明朝的清朝比較特殊,奉行滿蒙聯姻政策,屬于屬于漁獵+游牧文明。
在農耕文明治理下,耕地是最重要的資源,農民有逐糧而居的習慣,哪里適合種地,就遷徙至哪里。并不需要官方的引導,靠的是民間的自發力量。中國南方就是靠這種方式開發出來的。
漁獵+游牧文明高度重視安全,清朝將東北視為大本營,因此選擇定都北京,方便隨時退守東北。為了保障北方的安全,清朝將準格爾汗國視為死敵,舉全國之兵征討。
清朝擴張順序:
康熙時期,清朝擊敗了葛爾丹,占領了蒙古地區。雍正時期,皇帝派大將年羹堯進入青海,平定當地叛亂。乾隆時期,清朝再接再厲,消滅了準格爾,收復了新疆地區。不僅如此,清朝還通過金瓶掣簽制控制了西藏,并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
因此史學界才有一種觀點:清朝最大貢獻是大幅拓展了中華的版圖,使東北、蒙古、西域、青藏都納入其中。雖然后來蒙古、外東北、外西北都被俄國割走,但還是奠定了現今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
客觀地說,清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華文明的擴張趨勢,使領土擴張從南向改為北向。這主要是因為清朝在平定準格爾汗國、吸收草原文明勢力范圍的同時。為了穩固統治,還采取禁止人口流動的政策。比如康熙時期推行“沿海遷界”政策,規定“片帆不得下海”,將沿海地區的民眾都遷移至內陸,使沿海60公里以內變成無人區。不僅如此,清朝采取嚴厲的戶籍管控政策,如果沒有官方開具的許可證,普通人一輩子只能待在一個村子,不能隨便遷徙,導致出現很多近親結婚的現象。
相比之下,明朝初期雖然也執行過閉關鎖國政策,但到了明朝后期外貿重新開放,隨之而來的就是人口自由流動。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大量吃不飽飯的華人遷徙至東南亞,在當地扎根落地,甚至掌握東南亞大部分財富。
正如前文所說,農耕文明重視的是耕地,任何適合耕種的土地,都會吸引大量人口流入。古代中國南方就是這么開發出來的。假如明朝沒有滅亡,亦或是明朝滅亡之后仍是農耕文明,對人口流動管制較松,中國歷史會和后來截然不同。
一個很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中國憑借歷史上第四次人口大爆炸,成功消化東南亞地區,實現人口重心的進一步南移。
這種觀點并不是天方夜譚,有兩個重要依據,一個是人口大爆炸,另一個是地緣優勢。
從美洲引進至亞歐大陸的高產農作物:
明朝末年,產自美洲的玉米、土豆、番薯、花生逐漸傳入中國。最開始由于飲食習慣等問題,僅在華南地區種植,因此沒能阻止明朝滅亡的局面。然而從清朝初期開始,農民們慢慢發現無論是玉米還是番薯都具有耐寒、耐旱等特征,單位畝產遠高于傳統的小麥和水稻,美洲的農作物在全國傳播開來。
清朝時期出現了中國古代第四波人口大爆炸:
在美洲高產作物的推動下,17世紀—18世紀,中國迎來歷史上第四次人口爆炸,從明朝時期的1.2億人增長至乾隆時期的3億人。到了19世紀下半葉,甚至飆升至4億人。由于人口膨脹,廣東、廣西、福建等南方沿海地區面臨人多地少矛盾。為了爭奪水資源和耕地資源,廣府人、客家人、閩南人之間經常發生械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放開人口流動限制,這部分人必然會向外遷徙,向東南亞尋找更好的耕地。
以云南為跳板,有多條河流通往中南半島:
另一個優勢則是地緣上的優勢。明朝初期曾控制越南北部,但由于當時沒能消化云南,明軍只能從廣西進入越南。然而廣西和越南之間隔著十萬大山,缺乏河流提供補給,在越南的駐軍成本極高。最終明朝只能放棄越南。
然而到了晚明時期,情況出現很大不同,此時的中國已經消化了云南,使漢人人口提升至50%以上,具備了進軍中南半島的通道。順著云南出發,順流而下,由紅河可以通往越南,由湄公河出發可以通往泰國、老撾、柬埔寨,由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出發可抵達緬甸。也就是說,只要掌控了云南,就相當于拿到了進入中南半島的鑰匙。
河流分布對中國古代歷史進程的影響非常重要,在先秦時期華夏民族先是從黃河中游向黃河下游擴張,然后再向長江遷徙。到了唐宋時期,又沿著贛江和湘江向珠江流域擴張。云南位于中南半島水系上游,這就跟秦始皇修建靈渠一樣,只要控制了珠江上游地區,那占領珠江下游也只是時間問題。
清朝末年“下南洋”:
鴉片戰爭后,由于國門打開,很多在日子過不下去的華人紛紛涌入東南亞謀生。廣東、福建等地有上千萬華人遷徙至東南亞,改變了很多國家的民族結構。泰國有15%的人口是華人、馬來西亞24%的人口是華人、新加坡超過75%的人口是華人。憑借勤勞奮斗,華人掌控了東南亞經濟命脈,在抗日戰爭時期為祖國捐贈大量財物。
19世紀下旬至20世紀上旬遷移至東南亞的華人:
假如清朝不搞海禁政策,“下南洋”只會提前200年出現。清朝建立后,在番薯和土豆的作用下,南方地區人口飛速增長,人多地少矛盾日益嚴重。以至于南方多次爆發農民起義,包括“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假如放開人口流動限制,起碼有幾千萬人會遷徙至東南亞尋找耕地,農民起義的規??赡軙蠓陆怠.吘挂援敃r的造船技術,廣東、福建前往東南亞的海運成本遠低于前往北京的陸運成本。
更關鍵的是,從17世紀開始,東南亞從原本的不毛之地,變成了適合耕種的區域。由于農業技術進步,以及當地氣溫下降,東南亞變得適合生存,而且水稻一年多熟,這對中國農民來說極具吸引力。與其待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東南沿海內卷,不如到東南亞開拓新生活。
在清朝初年,東南亞人口并不多,很多國家只有幾百萬人,而且文明程度很低。相比之下中國人口有上億人,文明成熟度比東南亞高得多。自古以來,中華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很重要原因在于漢人“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相比西方人,古代漢人的生育率非常高。如果放開人口流動限制,憑借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超高生育率,華人遲早能成為東南亞主體民族,占領乃至同化東南亞只是時間問題。
17—18世紀方便華人遷往東南亞的另一個機遇在于西班牙與荷蘭的衰落。明朝后期,由于西班牙與荷蘭仍是歐洲霸主,能投入大量軍力經營遠東,因此跟中國形成競爭關系。西班牙占領了菲律賓,荷蘭控制了印尼,這兩個國家均限制華人移民,甚至與中國海盜爆發武力沖突。然而17世紀下旬,西班牙與荷蘭走向衰落,其對遠東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直到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地才重新控制東南亞,在此之前的兩百年里,對華人移民來說可謂天賜良機。
如果說前三波人口大爆炸,分別使中華文明擴張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嶺南地區),那第四波人口大爆炸時期,如果實施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中華文明理論上能向南輻射至東南亞地區。
清朝“柳條邊”:
清朝建立后,為了鞏固龍興之地,在東北修建大量“柳條邊”,防止關內農民前往東北。結果卻造成大東北地區人口稀少,使俄羅斯輕易占領了外東北這一無人區。直到咸豐時期,吸取了俄羅斯竊取外東北的教訓,清朝才放開“柳條邊”限制,允許關內民眾前往東北,形成了浩浩蕩蕩的“闖關東”浪潮。
“闖關東”路線圖:
清朝末年,由于關內食物匱乏,大量農民向東北遷徙,主要有兩條路徑,一個是從華北平原出發,途經山海關進入東北,很多河北人、河南人、山西人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移居東北。第二條路徑是從山東從海路,遷徙至遼東半島。這也是為什么遼寧南部,特別是大連地區有膠東口音的原因,畢竟很多祖輩都是山東人。對我國來說,“闖關東”是很有意義的,這使東北人口迅速膨脹,避免了像外東北那樣被俄羅斯吞并的結局。
假如是農耕文明統治,不太可能會有“柳條邊”政策,那“闖關東”可能會提早出現。在18世紀之前,漢人之所以很難在東北大量定居,是因為當地氣候太冷,很難生存。然而隨著棉花種植面積激增,棉衣得到普及,御寒問題得到解決。不僅如此,由于高粱、大豆、玉米、土豆的推廣,東北從蠻荒之地變成了大糧倉,糧食產量超過華北。如果早點放開人口流動限制,視耕地為寶貝的內地農民必然會大量遷徙,在這種情況下,就連外東北適合耕種的土地也會有大量人口。近代俄羅斯再想割走海參崴就沒那么容易了。
假如明朝之后仍是農耕文明,1820年的中華文明勢力范圍:
這里可以做個大膽的猜想,假如明朝沒有滅亡,亦或是取代明朝的仍是農耕文明,延續了開放的人口流動政策,那中華的版圖會跟后世截然不同,東南亞可能會被華人占領。在17世紀—18世紀,隨著美洲農作物帶來的人口大爆炸,以云南、廣東、廣西、福建為跳板,數千萬華人會順著海路和陸路向東南亞遷移,類似19世紀末“闖關東”和“下南洋”一樣。憑借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超高的生育率,華人可能會成為中南半島主體民族,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等地會被華人主宰。由于英國殖民者的介入,中國和英屬印度以若開山脈為界,平分緬甸。
另一方面,大量閩南人、客家人、潮汕人、廣府人乘船前往馬來群島,由于西班牙與荷蘭走向衰落,無力干預華人的遷徙。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呂宋島都會成為華人的地盤,南海成為中華的內湖。自古以來中華文明采用象形文字,西方則采用拼音文字,因此中文即便在發音變化的情況下,書寫也不會有太大改變。前往東南亞定居的華人非但不會成為新的民族,反而會因為文明程度比當地土著更高,使當地土著融入中華文明之中,類似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人同化南方百越人一樣。中華文明一直很開放,正所謂“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華夏入夷狄則夷狄之”,判別身份的并不是種族血統,而是對文明的信仰程度。
在棉衣得到推廣、美洲耐寒作物引進中國后,東北會成為適合耕種的區域,大量關內吃不上飯的農民會前往東北,“闖關東”會提前兩百年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東北平原會成為漢人農民的天堂,沿海地區的居民則靠捕魚業為生,這一區域會較早得到開發。
至于朝鮮,由于當地早已形成獨立的成熟文明,而且中朝邊境有鴨綠江阻隔,即便放開人口流動限制,想同化朝鮮也是很難的事情。不過琉球群島是有可能的,明朝末年就有很多閩南人遷徙至琉球,如果這一趨勢能夠延續,改變當地人口結構并非不能實現。
當然農耕文明也是有缺陷的,那就是缺乏對草原的熱愛,畢竟古代這些地方很難產生穩定的經濟收益。如果繼承明朝的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順,那順朝大概率不會越過長城以北,進駐蒙古和西域。雖然準格爾汗國會像歷史上那會崛起,但在中俄兩大火藥帝國的夾攻下,很難長久。畢竟歷史上游牧民族在被中原王朝擊敗后可以逃竄至中亞和西伯利亞,但近代在俄國崛起后這一條件不復存在。
在現實的歷史上清朝擊敗準格爾后陸續拿下了蒙古、新疆,并順勢平定了青藏地區。然而如果是農耕文明的話,對治理草原和戈壁缺乏興趣,不愿投入人力物力在此駐守,可能還是會以長城為界,止步嘉峪關。那近代這些區域可能會遭到俄國染指。
與現實相比,中華在陸權上會受到損失,來自西部和北方的國防壓力會加大。但在海權上會獲得很大好處,東南亞不僅擁有大量優質港口和豐富礦產資源,還能滋養數億人口。紅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湄南河三角洲、馬六甲海峽等區域會興建起不亞于長三角、珠三角的超級城市群,西貢、曼谷、新加坡會發展為不亞于上海和深圳的一線城市。
與現實世界相比,可謂有得有失。
自16世紀下旬以來,由于番薯和土豆的功勞,歐洲人口暴增,為了尋求生存空間,大量白人遷徙至美洲甚至澳洲,改變了當地人口結構,使美國、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都成為白人主導的國家。東南亞之于中國,相當于拉美之于美國一樣,可謂經濟后院,有無上的價值。
20世紀以來,憑借著化肥的貢獻,中國迎來出現歷史上第五次人口大爆炸,總人口從4億人飆升至14億人。然而這一時期東南亞已經形成民族主義國家,想靠移民改變當地人口結構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歷史就是這么耐人尋味,清朝的出現,使中華文明擴張趨勢從南向變為北向,改變了歷史的軌跡。使中國多了草原和大漠的壯麗河山,少了熱帶島嶼和叢林的美麗景色。
人口流動在中國歷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假如沒有西方殖民者入侵,再給農耕文明發展1000年。按照人口遷徙趨勢,整個東南亞乃至澳洲可能都會成為華人的版圖,畢竟這些區域的土著人口較少,很容易被同化。
另一方面,按照現有的生育率,中國老齡化不可避免。隨著城鎮化基本結束,人口流動速度也在下降。未來如果想解決養老金問題,要么削減開支,要么舉債,要么從東南亞引進勞動力。何曾幾時,中國生育率遠高于東南亞,所以才出現了“下南洋”;如今東南亞生育率遠高于中國,以至于出現人口反向流動的趨勢,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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