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是一個特別的春天。

前一個熱搜是成人在抵制礦泉水，后一個熱點是孩子在殺人。而擁有流量和權威的人在喊：三個小惡魔，凌遲不為過。甚至有網(wǎng)紅學者說，家長應該連坐。

喊凌遲和連坐的成人，和三個小惡魔，有什么區(qū)別？

二、

如果對這件事的討論，只是停留在是否推動對三個少年犯的頂格判刑，他們的家長是否有連帶責任；如果整個社會對于留守兒童的犯罪、霸凌、反社會人格的關注，依舊只停留在表面；如果時代和社會，并不打算拿出足夠的誠意和行動，去關注留守兒童這個群體，關注他們身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悲劇會不斷重復。

我們應該看到，個案背后，是洶涌的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三、

留守兒童的提法，是從1999年開始的。

那時，中國進入高速發(fā)展期。城市化進程，對外出口，都要求有大量的農(nóng)民進城務工。2000年前后，超過1.3億的農(nóng)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受限于戶籍制度和社會福利，父母離開農(nóng)村，孩子帶不走。農(nóng)村的傳統(tǒng)家庭結構，因“外出打工”撕裂。

2013年，婦聯(lián)根據(jù)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推算，全國共有6100萬農(nóng)村留守兒童，相當于英國人口的總和。平均每3個農(nóng)村兒童中，就有一個留守兒童。他們多半由祖父母或親戚撫養(yǎng)，有些則無人監(jiān)護，獨自成長。

人在14歲之前，大部分教育來自家庭。從小到大，沒有父母管教，沒有親情滋養(yǎng)，很少有人能健康成長。2016年，一項針對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慶、貴州6個勞務輸出大省的調(diào)研顯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檢出率高達57.1%。49.2%的留守兒童在過去一年內(nèi)遭遇過意外傷害。在另一項調(diào)查中，最容易出狀況的14~16周歲留守少年，抑郁癥檢出率為32.0%，有自殺傾向的37.0%，有過自殺計劃的12.5%，有過自殺行為的6.3%。

這是一組令人窒息的數(shù)據(jù)。

但同年來自最高法院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更令人窒息。“近年來，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罪案按年上升13%，當中留守兒童的犯罪率約為未成年人犯罪的70%”。

也就是說，未成年人惡性案件中，7成是留守兒童。

三、

如此高發(fā)的心理問題，如此高發(fā)的犯罪率，為什么？

這是怎樣一個群體？他們經(jīng)歷了什么？整整一代人，背后的成長軌跡是怎樣的，他們?nèi)笔Я耸裁矗?/p>

社會，我們這些成年人，看到了多少？又為這個群體做了什么？

我們的媒體，有沒有叩問過，這些孩子，他們需要的，其實不是書包、課本、愛心午餐、舊衣服，各種關愛儀式。 他們需要的，其實就是要么讓父母回來，要么跟著父母離開。

父母回來，發(fā)展和機遇在哪？跟著父母離開，城市接納他們了嗎？還是說，城市從沒有想過，給他們留一張書桌。

四、

2010年，陜西扶風縣杏林鎮(zhèn)，5名十來歲的孩子，相約到古廟喝農(nóng)藥自殺。其中4名是留守兒童。

2012年，貴州畢節(jié)，5個流浪留守兒童，因避寒在垃圾箱內(nèi)生火取暖，中毒身亡。

2014年，貴州畢節(jié)，12名女童，被男教師常年威脅并多次強奸，其中11個是留守兒童。

2014年1月，安徽望江縣留守少年，因接到媽媽電話說今年不能回家過年，在屋外廁所自縊身亡。

2015年6月，湖南衡陽縣，兩姐妹在放學路上被人投毒致死，兇手是鎮(zhèn)上12歲的留守女孩。在交代完投毒后，女孩詢問陪同的老師：“我什么時候可以回去上學？”生命、犯罪、法律，12歲的少女，全然沒有概念。

2015年10月，湖南邵東縣，三名留守少年，入室搶劫當?shù)匦W宿舍，將看守宿舍的女教師毆打致死，搶走手機和2千元現(xiàn)金后，不是逃跑，是網(wǎng)吧通宵打游戲。

你說少年殘忍嗎？殘忍。你說這里有反社會人格的小惡魔嗎？有的。

但那不是基本面。我們對于這些案件的深刻反思，不應該只是停留在個體的殘忍和反社會，以及個案的頂格處理。

我們應該看到個案背后，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心理健康、內(nèi)心缺失。這是時代欠他們的。他們是時代的孤兒。

他們的心靈之殤，是時代之殤。他們的問題，是時代的問題。

五、

不可否認，多年來，社會各界為留守兒童做了許多工作。

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很多相關法規(guī)和政策，各種社會團體、志愿者、企業(yè)、社會公益基金，都在積極開展留守兒童公益項目，很多人，很多力量，在關心和幫助這個群體。

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些都很表面。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是一個社會系統(tǒng)性的難題。解決這個群體困境的核心，是我們需要一個專門針對農(nóng)村留守兒童教育和管理的完整方案，它是全社會的，系統(tǒng)的。

入學中考高考，是不是能消除戶籍制度的壁壘？孩子能不能跟著父母走，走哪都可以就近入學？與之配套的醫(yī)療等公共服務，能不能實現(xiàn)城鄉(xiāng)均等化？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

由農(nóng)村向城鎮(zhèn)遷移，不應該只是勞動力遷移。

它應該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遷移。

六、

2009年，央視某欄目到廣西南寧鄉(xiāng)下，采訪一個來這里支教多年的德國教師。

老師接手的那個班，46個學生，只有8個念到初中。不少孩子，加入地下黑社會，械斗、吸毒，一堆問題。來到中國，德國教師想用自己的方式“影響”這些留守兒童，但最后發(fā)現(xiàn)，所謂影響，就是陪孩子們踢球，陪他們在爛泥巴地打滾，躺草垛上看云。他用自己的行為，證明了那句話“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

被媒體熱炒后，他選擇了離開。他有幾句話，我一直印象深刻。

他說，“留守兒童是根刺，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這是中國自己的問題。現(xiàn)在我應該走了”。

他還說，“ 文明就是停下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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