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大話君:劉芯瑩
大遼遺風
遼國“大漠之間,多寒多風”,契丹人“畜牧畋漁以食”。松花江和嫩江交匯處,水域遼闊,水質肥沃,餌料生物繁盛,蘊藏著豐富的魚類和其它水生動植物資源。每年臘月,遼國君主率領家眷及眾臣到松花江、嫩江巡幸、春獵,舉行“頭魚宴”。現考古在松花江南岸的查干湖、江北新肇古城村及大同區勃勒艮湖畔,皆發現遼春捺缽(即意為行營)。
查干湖水系圖。編繪:陳文龍
契丹人怎樣冬捕魚呢?同時代的宋朝派往遼國使臣宋綬,在其《契丹風俗》載遼圣宗 :“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南宋學者程大昌的《演繁錄》中,更詳細地記載了遼國皇帝與母親在撻魯河(今洮兒河) 鉤牛魚的情形 :“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集冰帳。”魚要呼吸新鮮空氣,集聚到鑿穿的窟窿前,然后用帶著繩索的大鐵鉤鉤魚,有中鉤的魚,“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
由此可見,契丹人在松嫩兩江是“鑿冰鉤魚”。此捕魚法延續到清代。清代風土地理類筆記《寧古塔紀略》,記載冬天的牡丹江水,冰厚四五尺 ,“夜間,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必得大魚。”
塞外魚肥美
流人楊賓去寧古塔時于棉花街市(今開原縣東北赫爾蘇河流域)想給父親帶一條大魚,有人笑道:“寧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后,以捕魚為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槍,每出必車載而歸。”
松嫩兩江匯合處,江河縱橫,泡澤星羅棋布,有利于農業和捕魚經濟的發展。至明代中后期喇嘛教傳入蒙古各部,受其影響草原游牧的蒙古人忌諱捕魚、食魚。因生活所迫居于嫩江江邊的貧苦蒙民,會用“青石投魚,以供其餐”。清道光八年(1828)秋,戶部尚書英和被“解往黑龍江充當苦役”。他對異常蠻荒寒冷之地,感嘆道“無春偏有夏,否月已嚴霜。菜竟同芝品,魚還作犬糧。”據 1918 年的史料記載,嫩江下游右岸大賚縣(今吉林省大安市)20% 的居民的在經營漁業,水產品僅次于農產品。
20世紀60年代黑龍江省 嫩江漁業社
1940年鏡泊湖和嫩江的大規模冬捕魚場面刊發在當時的畫報上。1954年《人民畫報》一篇《冰下捕魚》,給人們展現了一個冬季捕魚的勝景:“在攝氏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的嚴冬里,東北的許多漁民和漁業工人從結著厚冰的湖里和河里把成千成萬斤的魚捕上來。黑龍江省東南部的鏡泊湖風景秀麗,水域遼闊,盛產白魚、拔黃魚、鯉魚、鰲花魚、哲羅魚、大鯽魚等。”
《家の光》1943年2月號,鏡泊湖冬捕。收藏:陳文龍
流人楊賓贊譽的牡丹江地區鏡泊湖捕魚,延續近三百年之久。隆冬是鏡泊湖捕魚的黃金季節,每年冬季結冰后,國營鏡泊水產公司來從事冰下捕魚的將近四百人,捕出的魚在一百五十萬斤以上。1984、1992年《人民畫報》再次刊登鏡泊湖上冬季破冰捕魚。
冰下大拉網的形成和巔峰期
冬季魚類集體越冬,活動能力較弱。因此,進行大規模捕撈,既符合魚類的成長規律,又能適時保鮮和運輸。再因受漁網材料制約,夏季漁網需用血染處理,以減輕炎熱的侵腐,延長使用時間,增強漁網的硬度,提高獲魚量,而冬季不用處理漁網。
冬捕,即冬季破冰捕魚或稱漁獵,是一種傳統的漁業生產方式。東北達斡爾族、赫哲族、滿族等多有“冬捕”的習俗。冬捕分冬釣、叉魚、冰下拉大網三種方式,沿襲至今多指冰下大拉網。黑龍江冰下大拉網捕魚作業活動,在文獻上首見于西清嘉慶十五年(1810)所著《黑龍江外記》:“冬日鑿冰眼下網,較水面稍難,而得魚亦多”、“魚網極大得魚多,非數十人拽之難出水”。
另據《黑龍江通志綱要》載,清同治年間世襲黑龍江和吉林漁業權的大家族們,“在鏡泊湖、松花江干流的三岔河至依蘭白彥通段、嫩江支流流三岔河至年嫩江縣段、黑龍江支流黑河至佛山間、牡丹江寧古塔至馬連河及東京城附近經營漁場”。他們在冬季開展冰下拉大網捕魚,每次下大網需要二百名漁工。但是這種捕漁法,在每年封江后鑿冰下網攔魚,靠近江岸另鑿冰口以取之,這即是冬季冰下大拉網的雛形,卻與20世紀初形成的冰下大拉網略有不同之處。
冬季捕魚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完善,至20世紀初達達鼎盛時期。結冰期主要生產漁具有梁子、冰槽子、冰下大拉網、野泡子網、片鉤等。光緒三十四年(1908),為了參加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第四次萬國漁業會,清政府令吉林省調查本省的漁業和海權情況。經過調查,吉林把漁區定為黑龍江區、烏蘇里區、綏芬河區、興凱湖區、圖們江區,則“以黑龍江為最大,興凱湖為最盛。唯皆不敵松嫩兩江之發達也。”漁民有“山東人、滿洲人、費牙喀人、鄂魯春人、瓦爾喀人、俄羅斯人”。
捕魚期以春秋為主,夏季稍差,“唯漁戶眾多之處,破冰而漁,雖冬不息。”并且著重說“凍網也稱流網,專用于冬季凍冰中,形同拉網而稍小,上下部以鐵鉤數十連系竹桿,其用法先鑿冰溝長數丈,寬三、五尺,又于其下流相隔二、三尺處,穿一平行冰洞,乃下網于溝,使其流下,由洞拽上,每端約需十五、六人牽引云。”
呼倫貝爾草原的冬季漫長而寒冷,最冷時達賚湖(也稱呼倫湖)面結冰4米多厚。從上一年的11月下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為破冰捕魚季。至20世紀初,在呼倫貝爾的達賚湖、烏爾遜河等水域開始有中國人商業化捕魚。當時交通不便,夏網打的魚,不能完全出售,又沒有冷藏設備。漁民們利用烏爾遜河的水灣及水淺的河汊,修一個魚圈,用兜網把魚打到魚圈里圈養起來,冬季上冰時再把魚圈內的魚撈出來。另一種是捕魚方式是端魚,既是專門打狗魚,等冰破裂時,魚多用棒子打,再用小網端。
1923年張耀庭由經商改為捕魚,開始創辦漁業。1948年任內蒙古漁業公司經理,既達賚湖漁場前身,在其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一九二六年,我二十七歲時開始學用大拉網捕魚。過去俄國人打大拉網,網的使用辦法,工具的名稱都是由貝加爾湖傳過來的。”
呼倫貝爾的魚類眾多,可與嫩江相比較,且差了很多,在漁業上有實際經濟價值唯有鯉、鯽、鯰三種,其他魚類,不僅漁獲量少,經濟價值亦不高。達斡爾人在黑龍江、精奇里江,以狩獵、畜牧業為主,并兼營農業,遷移至嫩江中下游。蒙古游牧文化與達斡爾混合式的農牧業相互撞擊與交流,彼此產生相互的影響。
因此,經過長時期的嚴謹考證,近現代冰下大拉捕魚最早產生于呼倫湖、鏡泊湖和嫩江中下游,是東北少數民族原始漁獵方式與近代傳入的俄羅斯及漢族人捕魚方式的完美結合,所形成的獨特冬季捕魚生產方式。
攝影作品。來源:20世紀80年代嫩江地區攝影大賽,收藏:陳文龍
攝影作品。來源:20世紀80年代齊齊哈爾攝影大賽,收藏:陳文龍
冰下大拉捕魚方式的誕生和發展開創了東北地區冬季捕魚大規模生產、大幅度提高產量的漁業新時代。20世紀中期,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東部、遼寧等少數省區,在嚴寒封凍時期的內陸河流、湖泊、水庫等,開展冰下拉大網捕魚作業。1940年全東北產魚54000噸,而嫩江就占62.5%,且多出在嫩江下游江段。黑龍江1947年冬季每年產魚都在10至15萬公左右。1960年冬網產魚達到30多萬公斤。吉林嫩江灣里“卡子釣” 江深水闊、河網密布的嫩江灣。1948年冬,漁民揮汗冬捕,創下單網四十五萬斤的歷史紀錄。
水庫拉大網興起
隨著自然江河湖泊污染,漁業資源衰退。20世紀5、60年代,內蒙古西部、河北、陜西、新疆、山西北部等地區,主要以養殖漁場和庫區冰下大拉網捕魚為主。
內蒙古漁業生產布滿后套平原,也推廣到牧區的額濟納旗和中后旗。1960年內蒙古巴彥涼爾門戈盟各旗人民開展冬季破冰眼捕魚,有鯉魚、鯽魚、無鱗魚等多種魚品。吉林省通榆縣的西北部的向海水庫,自1975 年試捕以來,捕撈量迅速增長。到1982年冬,捕獲鮮魚超過570余萬斤。新疆福海烏倫古湖從50年代開始傳統的冰下拉大網捕魚方式。
1985年1月中旬,達賚湖漁場對15趟冬網的漁獲物群體組成(隨機取樣)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冰下大拉網,由于網目小的原因,對主要經濟魚類資源破壞程度非常嚴重。1987年達賚湖破冰捕魚,平均每年可捕撈8000多噸。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黑龍江省沿江、湖各地,集體所有的大拉網,由于自然魚源衰退,基本停止捕撈,只有少數國有大型水產養殖場,在冬季繼續以大拉網在大、中水面放養場,進行冰下捕魚作業。
1987年《人民畫報》第5期破冰捕魚。收藏:陳文龍
科學技術的運用
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冬季正是湖泊、水庫、泡沼等水域成魚大量起捕時機,此時氣溫、水溫低,易運輸。冬季捕撈是漁業生產的重要環節。即便在溫暖的長江流域和東海舟山漁場冬季也是捕魚旺季。1962年1月,洞庭湖湖濱八個縣每天都有八千四百多只漁船,在湖上張帆下網。
而北方冰下大拉網形式,主要為選擇漁場、鑿冰眼、走桿、絞網、出魚、理網等。由于冬季作業條件艱苦,勞動強度大。從50年代開始,漁場、北方一些機械廠及研究所開展了聯合科研。位于烏蘇里江上游的興凱湖水產養殖場廣泛采取了馬拉轆轤滾球帕承化,加長走桿,增添門簾網等,大大節省勞力,增加了產量。冰下捕魚拉網作業已實現了機械化,1960年在廣闊的水產養殖場冰面上每天魚產品堆積如山,汽車、拖拉機、雪撬一齊出動,晝夜趕運。
1959年以前達賚湖漁場只有在冬季冰下大拉網捕撈,1959年以后才從季節性生產改為常年生產。達賚湖湖漁場冬季捕撈生產,大套用棕麻制成,在作業時經水浸下沉,緊貼湖底與湖沙或湖泥摩擦,馬拉、人走桿費力又磨損。經過科研,1971年冬捕生產開始使用聚乙烯繩制成大套。在生產實踐中,聚乙烯大套具有浮力強、耐磨、抗拉、走桿輕松等特點。1973年達賚湖漁場全面使用各種新網具。
進入20世80年代,冰下大拉網相應的機具出現了魚群探測儀、鉆冰機、穿梭器、絞網機、出魚機和疊網機,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工時和勞動強度,縮短了網次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
趨于文化旅游的冬捕
查干泡于1983年更名為查干湖,位于科爾沁草原東部,吉林省松原市西北部。查干湖主要水源為霍林河,另外洮兒河、嫩江在洪水時,也有一部分水能流入。遼人在查干湖是“鑿冰鉤魚”,而不是冰下大拉網。近些年,都說查干湖冬捕源于契丹遺風,因此風靡長城以北的冬捕魚,一般都歸納于學習并借鑒查干湖冬捕范疇,這是不嚴謹的。
歷史上的查干湖是著名的漁獵地,然而在20世紀上半葉,蒙古土地放墾,經濟發展時期,查干湖水域萎縮,在漁業生產中不見典籍。1908年吉林省調查本省的漁業和海權情況,未提到查干湖。1939年偽滿洲國興安局《郭爾羅斯前期開放蒙地調查報告書》:“郭爾羅斯前旗的漁場之中,毗鄰開放蒙地的,其權利好像歸廳縣所有。”1941 年《蒙古研究》第3卷《關于嫩江水域的魚股和課程銀》,“與其他三旗相比,郭爾羅斯前旗漁場不多,而且魚的產量也不高”。20世紀40至60年代,吉林省西部的漁業生產區主要在大安北市,1947年嫩江省(1949年撤銷并入黑龍江省)漁業公司肇源辦事處曾一度搬遷至大賚縣(今吉林大安市)
有數據統計查干湖1959、1961年漁產量分別為3900、5600噸。至20世紀6、70年代,由于連年干旱,霍林河水量連年減少,致使湖泊逐年干枯,魚產量逐年下降。查干湖曾一度成了生態脆弱區,十年九旱,風沙肆虐。70年代最高產量是799噸,80年代最高產量是645噸。而同一時期嫩江流域人工養殖區冬捕正是高峰期。1976年引進第二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漁業生產有所恢復。
年畫:20世紀70年代吉林千里冰封捕魚忙
1984年“引松入查”工程全面貫通。1987年第2期《吉林畫報》刊發《查干湖捕魚忙》,節選內容:“查干湖是我省較大的湖泊之一,這里盛產白魚、武昌魚、紅鯉魚。僅一九八七年元旦、春節期間,就捕魚七十多萬斤魚。“那一年還比較謹慎說吉林省較大的湖泊之一,而經過多年的科學發展,查干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佳績。2003年以后各類報道均說查干湖為吉林省最大的天然湖泊,是全國十大淡水湖之一。
清末達賚湖周邊屬于巴爾虎蒙古游牧地,他們不食魚肉,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明令禁止打魚。1903年中東鐵路開通,俄國人進入呼倫貝爾打魚。1912年俄國同呼倫貝爾地方當局簽訂了有關林、礦、漁、墾等合同,呼倫貝爾漁業便產業化了。“湖中魚產甚豐,蒙人神話,向有魚為馬魂之說,禁不敢捕。近年與俄商訂約包租,迷信之風已漸破除矣。”呼倫貝爾漁業最初起于貝爾湖,以后從烏爾遜河至呼倫湖。
“今黑省牧畜最盛,而蒙人視魚如神,相戒不食,魚產尤多”。既然嫩江流域和呼倫湖的魚蒙古人敬畏神靈,生活在查干湖的蒙族兄弟習俗相當。1929年由上海時報社編輯并發行《圖畫時報》第590期,其中有如此描述:“蒙古洮兒河魚產極富,蒙人視以為神,禁止漁捕。”冬天用馬拉漁網、祭網醒網等方式非蒙古遺風。
畫報內頁19。來源:2003年《人與生物圈》雜志,收藏:陳文龍
畫報內頁24-25。來源:2003年《人與生物圈》雜志,收藏:陳文龍
自2002年起,查干湖舉辦冰雪漁獵文化旅游節,冬捕這一文化迅猛地擴展到整個北方地區。比較正確地說查干湖繼承了遼金在松嫩兩江冬捕遺風,結合北方近代冰下大拉網,并歷經以實用為目的,逐步演化為娛樂體育活動,直至成為重要的經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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