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說“上帝死了”，他并不是真的在宣判某個神的死刑，而是吹響了虛無主義的號角，把追求靈魂完整和永恒真理的理想徹底擊碎。進而，讓現代人暴露在價值的巨大缺失和極其豐富的生存經驗之間的兩難境地中。

這不僅關乎宗教，更是關乎每個人存在意義的真實性的問題。

著名的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在《沒有上帝的宗教》曾這樣說：“神的存在滿足了很多人的愿望：或作出有關來世的承諾，或就自然風暴作出解釋，甚至與敵人作對。神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關鍵乃在于人們相信，是神讓這個世界充滿了價值和意義。然而，我下面要說的是，這樣一種由神支撐價值的觀念預先假設了一種信念，即神所代表的價值是一種獨立于神的存在。非教徒也會具有這種信念。”

德沃金在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之間發現了共同點，即承認一種客觀的意義存在，這個共同點遠比爭論是否有一個神存在更為深刻。有神論者自然而然地認為，這世間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意義的背后，是由某一個神來支配或認可的。

而無神論者并不相信存在一個“人格化的”上帝，但大多數人還是相信宇宙中存在著某種“力量”。這種力量迫使人感到一種不可逃避的責任，要求自己活得有意義，并且對別人的生命給予應有的尊重。

愛因斯坦曾說，他雖然是一個無神論者，但卻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知道我們所無法理解的東西真實地存在著，并且體現出崇高的智慧與最燦爛的美，我們遲鈍的感官僅能領會這種美的最原始形態。這種認識和感觸，是真摯的宗教信仰的核心。也僅在這個意義上，我和那些虔誠的信徒是一樣的。”

當我們在重復的日常生活中，突然瞥見自然風貌的壯闊，或者在研究中，發現浩瀚宇宙秘密的精妙，都會產生一種信念，這些并不是偶然的，在奇跡背后，有著一種真實的力量。同樣的，這種力量會鼓動著一些人，讓他們為過上一種有意義的生活而自豪，同時也會為浪費生命而感到遺憾，更會因為他人成就而感到驕傲、為他人的痛苦而感到痛苦。

自然的奇觀和道德的真理不僅能夠喚起人的敬畏，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敬畏的。這就是愛因斯坦說的“宗教”態度，如果宗教這個詞有太多歧義的話，這可以理解為對“意義和價值”的客觀態度。

這種客觀的態度，承認價值或意義是一種完整并且獨立的存在。并承認兩種客觀性。

其一，是人的生命具有客觀意義與重要性。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與生俱來、不可推卸的責任，這種責任要求他們盡量活得“成功”。這意味著活得有意義，接受對自我的倫理責任和對別人的道德責任。不僅是因為我們碰巧認為這是重要的，更是因為無論我們怎么看，活得有意義本身就是重要的。

其二，是我們稱之為“自然”的，即整個宇宙以及它所包含的各個部分，不僅僅是一個客觀事實，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是崇高的，具有內在的價值和奇跡。這兩個全面的價值判斷合起來揭示了生命在兩個層面上的內在價值，即自然的和文化的。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一點，特別是從笛卡爾到休謨最后再到尼采。他們懷疑價值和意義的真實性，甚至懷疑人的感覺以及人本身的真實性。在這些懷疑之下，價值要么是一種幻覺，要么是雖然存在，但完全依賴于人的具體想法。比如，他們認為把一個人的行為描述為好或恰當，事實上僅僅意味著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更多人生活會變得美好。又如，說一幅畫是美麗的僅表示人們在欣賞它的時候一般會從中獲得樂趣而已。

還沒等到對客觀價值的爭辯得到一個定論，人類社會就已經跌入現代，突然進入了一個馬克思所說的“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的狀態：一切固定的凍結實了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偏見和見解，都被掃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直面……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系。

在盧梭的浪漫主義小說《新愛洛綺思》中，年輕的主人公邁出了那探索的一步，即從農村到城市——這對未來幾個世紀的千百萬年輕人來說都是一個原型。在城市的幾個月后，他說“我開始感到這種焦慮和騷亂的生活讓人陷入昏亂狀態。由于眼前走馬燈似的出現了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暈。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沒有一樣能夠抓住我的心，但它們卻擾亂了我的情感，使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應當歸屬的對象。”

在顛覆了傳統意義和價值的神圣體系后，現代性的紛繁體驗撲面而來，并且時至今日，并沒有停止的跡象。信息的過速發展，讓人們在過載與麻木之間徘徊，根本沒有時間重拾價值的議題，去探討是否存在一種客觀的意義。人們不斷地在創造，但似乎并不在乎創造的意義，而僅僅為了創造而創造。

陀斯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人”就曾這樣說：我同意，人是一種極有創造性的動物，命中注定要有意識地朝著一個目標奮斗，要從事工程活動，也就是說，要永遠不停地建設新的道路，不論它們通向哪里……人們愛創造道路，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事情難道就不會是這樣……他本能地害怕達到他的目的，害怕完成他正在構造的大廈？你怎么知道，也許他只是喜歡遠處的大廈而一點也不喜歡近旁的大廈，也許他僅僅喜歡建造它，而不想住在里面。

創造的誘惑，很少有人能抵御，更何況現代世界賦予更多的人以更多的創造手段和能力。但與此同時，人們也發現在急速狂奔的物質和意識發展之下，人并不是變得更加“富有”而是更加貧瘠了，越來越多的人懷念曾經的田園牧歌，懷念不必懷疑的絕對價值，懷念那些穩固不變的神圣觀念指導下的輕松的生活。

于是現代人陷入了種種的矛盾之中。

我們一方面想要植根于一個穩定而一致的個人與社會的過去，另一方面又貪婪地追求增長——不僅僅追求經濟的增長，而且追求經驗、快樂、知識和感覺能力等諸方面的增長——而這種增長會摧毀我們以往自然和社會圖景，摧毀我們與那些失去了世界的感情聯系。

一方面我們拼死地效忠于各個種族、國家、階級和性別集團，希望他們會給予我們一個牢固的“身份”，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卻日益國際化——我們的衣服和家庭用品、我們的書和音樂、我們的觀念和夢想的國際化——而這種國際化會將我們的各種身份傳播到地圖上的各個地方。

一方面我們欲求生活所依賴的各種干凈而堅固的價值，另一方面我們又追求現代生活和經驗的無限可能性，而這種無限可能性是會消除一切價值的。更可笑的是，一方面我們希望發展出能夠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甚至發現了我們命中注定的敵人跟我們并沒有太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著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把我們推入與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爆炸性沖突之中。

馬歇爾·伯曼在他那本描述現代性的精彩著作《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中曾說，假如我們把現代主義看作是一種斗爭，一種把一個不斷變化著的世界改造為自己的家的斗爭，那我們就會認識到，任何一種現代主義模式都不可能是最終的不可變更的。我們最有創造性的建設和成就都遲早會轉化成一些監獄和石墓——只要生活還在繼續，我們或我們的子女就將不得不逃避或加以改變的監獄和石墓。

這也是正如馬克思和尼采發現的那樣，他們堅定地認為，每一件事情都包含著它反面的世界。意義被消解的根源，不僅僅是傳統價值觀的崩塌和現代價值觀的飛速更迭，而是我們的價值判斷仿佛是一個在兩面磁極中間不斷被推來推去的靶子，毫無落腳點。

聰明的現代人，即便舉出一個意義的存在，或價值判斷的標準，或能夠稱之為好的生活的模板，就會有另一群聰明的現代人，在他們的反面找出看似不同卻足以達到同樣目的的東西。

事已至此，那些尋求一條價值公式或意義公理的努力終究會化為泡影，而往往解決難題的方法就是回到問題本身。當我們問及什么是人生存的意義的時候，人們期待的答案往往是一個確定的“東西”，這可以叫做一種判斷。這種思維定式讓我們沿著尋找某一個概念作為該問題的答案。

但當我們不拘泥于把“什么”確定為某種概念的時候，也許關于意義的問題，又能夠從浮云當中聚攏成型，甚至凝結成冰。

伯曼就將意義引向了一種人與人互動的行為，他說：“溝通與對話之類的活動看來并不具有任何特別現代的性質，它們可以回溯到文明的開端，而且它們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被先知們和蘇格拉底稱頌為首要的人類價值。但是我相信，由于主觀性和內在性一下子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豐富和發達，更加孤獨和身不由己，溝通與對話在現代便呈現出一種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這種背景下，溝通與對話既成為一種亟需，也成為快樂的一個首要源泉。在一個各種意義都煙消云散的世界里，這些經驗是我們能夠依賴的極少幾種意義的可靠源泉之一。”

“現代生活之所以值得過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提供給我們在一起交談并相互理解的大量機會——有時候那甚至是加在我們身上的壓力。我們需要很好的利用這些可能性，它們將塑造我們組織自己的城市與自己生活的方式。”

而德沃金在生前最后的時光，把生命的價值歸結為人在行動中點滴的“成就”。“你會覺得這愚蠢嗎？僅是在感情用事？當你把一些小事情做好時——諸如彈首曲子、扮演個角色、幫把手、扔個拋物線、恭維一下、做把椅子、寫一首十四行詩、或是做愛——你在這些事情中收獲的成就感和快樂就其自身來說是完整的。這些是生活中的成就。為何生命不能也是一件就其本身來說完整的成就呢？這項成就的價值在于生活中的藝術。”

而后，德沃金用略有存在主義色彩的口吻說，“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因為我們本身是一種物理性的存在，并且這個存在有一定期限。自然是我們肉體生命的軌跡和養分。脫離開自然是因為我們有意識地生活并且必須做出選擇，而我們的選擇從整體上決定我們如何生活。”

支撐人們活得有意義的是一種信仰，即存在獨立且客觀的標準來評判什么才是正確的生活方式，但這種客觀的標準也許并不統一。不同的人也許尋找到的答案不一樣，一個人的不同人生階段之下答案也不同，甚至在不同環境的影響下也會改變。

就好比歲月靜好的時候，人們可以談論愛情和理想，物質富足的時候，人們可以去收集人生的小成就，在充足且不緊迫的選項面前，人生的意義總是有些悠然自得。不過當人們面對種種災禍，甚至生命的威脅的時候，選擇還會被意義所統攝么？

伯曼就曾用一種平靜得出奇但卻悲痛的筆觸，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本書完成后不久，我親愛的兒子馬克離我而去了，當時他只有五歲。我將《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奉獻給他。他的生與死使書中如此多的觀念和主題貼近了家，例如：現代世界中那些像他一樣在家中最快樂的人，最容易受到纏繞著現代社會的各種惡魔的攻擊；例如，在運動場上運動、騎自行車、購物、吃喝、搞衛生、擁抱和接吻等日常活動可能不僅是無限快樂和美麗的，而且也是無限不安和脆弱的；又例如，要維持這樣的生活也許需要拼死的英勇斗爭，可有時候我們仍然失敗了。伊凡·卡拉馬佐夫說，沒有什么東西比兒童的死亡更加使他想把自己的入場券還給這個世界。但是他沒有還。他繼續在戰斗在愛著；他繼續不停的繼續著。

如果說，在現代世界中，一切堅固的意義都煙消云散了，人們只能通過自己的行動去尋找的話，那么在極端災禍之下，人們還能堅守自己對于意義的追求，并尋求一種有意義的生活，在人生彌留之際驕傲于或悔恨于自己的曾經種種么？下一篇《恐怖歷史下的意義尋求》就將展開對這個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