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他們能否創造價值？

一般認為，流通領域不創造剩余價值。

因為說，如果是等價交換，那么只是價值的形式發生變化，價值量還是恒定的，不可能創生剩余價值；

如果是不等價交換，那么對買賣雙方來說，一方所得，就是一方所失，在流通過程中，買賣雙方的價值總量，仍然沒有增加。

那就是說，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他們的日常工作，是不創造價值的？

然而答案恰恰相反。

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很清楚——

物質資料生產， 是指勞動者按照預期目的， 運用勞動資料加工于勞動對象， 改變勞動對象的形狀、性質或地理位置， 使它適合人們需要的過程。

如果按照這個理論，則——

快遞小哥和外賣小哥，作為“勞動者”，運用他們的“勞動資料”，也就是叉車、電動車、保溫箱之類，改變了“勞動對象”，也就是快遞和外賣的“地理位置”，讓這些“物質資料”，能夠“適合人們需要”。

這樣一個“過程”，當然是“生產”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快遞和外賣小哥，也參與了創造剩余價值。

拿某一個快遞或者外賣平臺來說吧，后臺的利益相關方，就相當于是一個“虛擬資本家”，通過增加派單強度和延長服務時間，提取小哥的“絕對剩余價值”；而通過改進算法、升級交通工具，以此提高派送效率，來提取小哥的“相對剩余價值”。

總之，小哥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資方通過購買小哥的“勞動力”，之后消耗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創造出了比勞動力價值本身更高的價值，這就是“剩余價值”。

所以很多人指責外賣小哥闖紅燈，橫沖直撞不守交規，但其實，這是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和道德水準而改變的。

因為《資本論》指出，商品價值量的唯一尺度，就是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當前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而消耗的平均勞動時間。

那么好了，在算法的控制下，各個平臺就必須就爭分奪秒，全力壓縮送單時間，才能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下，搶出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量來。大家你追我趕，實際上，就把這個“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拉到了必須要靠搶紅燈、不守交規，才能追平，乃至盈利的程度。

當然了，單憑快遞和外賣小哥，是不能單獨創造出剩余價值的，還要配合其他的勞動者，改變勞動對象的“形狀”、“性質”，比如廚師把菜炒熟、伐木工人砍樹等等，這些勞動者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整個鏈條上的“勞動力價值”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創造價值。

而按照《資本論》的觀點，勞動力價值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維持勞動者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比如小哥日常要吃飯、喝水、睡眠等等，這些都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

第二、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這個就更好理解了，現在你要讀16年的書，才能本科畢業，勉強敢去招聘會投個簡歷，而錄取之后，員工一般都要經過培訓才能上崗。

第三、勞動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

關于第三點，通俗來說，就是“生孩子”也是勞動力價值的一部分。

您還別不信，因為馬克思說的很清楚——

勞動力的價值， 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

您瞅準嘍——

要“生產勞動力”、“延續勞動力”，當然就包括，勞動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比如奶粉、尿不濕、醫療條件等等；

要“發展勞動力”、“維持勞動力”，當然就包括勞動者對于下一代培育，比如教育、教培、娛樂等等所需的物質條件。在中國，只要你肯讀書，即使到了博士，一般來說，主要也是靠家人供養。

所以說，生孩子也是創造剩余價值的過程中，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

在現代社會中，勞動者不生或者少生孩子，很有可能，也是資本在追求剩余價值的過程中，一個很自然就會產生的結果。

因為在相同產出的情況下，當然是成本越低，利潤就越豐厚。資本家向勞動者購買勞動力，付出的價值量越低，同等產出之下，所能提取的剩余價值，自然也就越高。

那么如前所述，勞動力價值的三個方面，哪一個更好壓縮成本呢？

第一個方面，也就是勞動者自身的衣食住行，這個可壓縮空間不大，某些情況下，不但不能壓縮，還要讓勞動者吃好一點、睡得舒服一點，才能負擔起足夠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

第二個方面，勞動者的教育和培訓，隨著科技的發展，這個成本非但不能壓縮，還會越來越長，與之對應的，效率也要求越來越高。

比如農業社會同吃同住、情同父子的古典“學徒制”，在工業社會，一定是沒有市場的，因為成材太慢了。教育以知識灌輸為主，強調服從、強調效率，大學提倡細分專業的專才教育，這是后發資本主義國家：普魯士首創的，一段時間以來，曾經是教育界的主流。

即使在今天的德國，聯邦共16個州里，有15個州在初等教育階段，也就是小學四年級，就進入定向教育階段（也稱為適應階段），此時只有10歲左右的兒童，就要為職業生涯中第一次“職普分流”做準備了。

自2010年起，德國就在高等教育階段推行“博洛尼亞進程”，簡單說，就是縮短學制，本科修業年限3—4年，碩士為2年，博士由原來的5年壓縮至3—4年，大力發展專科層次（2—3年制）的職業教育，總之就是盡量縮短勞動者的培訓時間，提高成材效率，以此降低勞動力的價值成本。

那么答案就出來了，可以承受大幅度壓縮的，就只有勞動力價值的第三個方面：繁衍后代。

在一個階段之內，讓勞動者少生乃至不生孩子，不影響當前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還會降低勞動力的價值成本，甚至說，因為少了下一代的牽絆，更有利于資本家提取勞動者的“絕對剩余價值”。

這一點，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初期，表現尤其明顯。比如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在1950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6.4、6.7、4.4；經過了幾十年狂飆突進的發展，到1980年，總和生育率早已斷崖下滑，分別是：1.7、2.2、1.8。

今天絞盡腦汁鼓勵生育的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其實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全力抑制生育的。在人工流產最高峰的1953年，日本全國共打胎107萬件。這個數字，是當年南京大屠殺遇難者數量的三倍還要多，資本戕害起日本國民來，真是一點兒也不手軟。

到2005年，全日本一共才出生106萬人，還沒有當年打的胎多。

當然了，這里有個前提，就是“在一個階段之內”，你不能一直不生，否則沒有新生勞動力了，也會影響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

所以在度過一個階段之后，很多國家又會改為鼓勵生育，比如德國、俄羅斯、日本等等，都是拿出真金白銀來補貼生育的。

您說了，我不生孩子，不讓下一代受剝削，不成嗎？

這樣的話，首當其沖受傷害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存量勞動者自己。

因為資本要逐利，當勞動者不足的情況下，當然會想方設法搞技術革新，提高勞動效率，但同時，也會進一步壓榨存量勞動者——換句話說就是，缺口讓誰補？不還是在職職工。

舉個例子來說，人類幾千年來都是“養兒防老”，世界上為什么要有社保呢？廣義上來說，還是因為勞動力價值的第一個方面，即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有所不足，造成勞動者老無所養。

這個缺口，資本家不會替工人補足，于是就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保系統。它最早是由德意志鐵血首相俾斯麥搭建起來的。

當然了，最早的社保資金池，不可能讓俾斯麥自掏腰包，而是全體存量勞動者每人額外出一份錢，“共濟”生成的。

可想而知，如果因為大家不生育，造成勞動力不足，社會資源短缺了，那么就會像當年俾斯麥額外再收一份社保錢那樣，把缺口轉嫁到廣大存量勞動者身上。

當然了，有些移民國家，可以靠外來移民頂缸，但是，那些非移民國家呢？

在這些國家里，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因為供不應求，總有一天，生孩子的回報，會大大高于其價值基準線，即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可能到了那個時候，你不生育，總會有其他“勇夫”來生育，而由此得到的價值回報，自然不是資本家來給，而是由全體存量勞動者負擔——換句話說，要么是你親自養孩子，要么是你通過整個社會的價值流通體系，替別人養孩子。

說了這么多，其實都是資本產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單個的資本家或者單個的外賣小哥，他們的個人素質和道德水平沒有關系，很多情況下，社會發展也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那么元芳，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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