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迅猛的時代里，各行各業都有機會，社會一派欣欣向榮，人們心中有目標，實現有方法，未來有著落。每一天醒來都充滿干勁，每一個未知都充滿了希望。對個人來說，在意氣風發的時候，連空氣都是甜的，所有的機會都似乎在向自己涌來。

但在人的一生的長度中，并不會永遠都處在那樣一種狀態里，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社會的動蕩或個人的坎坷。小則事業受阻、婚姻不順，大則戰亂紛爭、災病橫行。每到這個時候，在疲于應對各種突發狀況之外，只要略有閑暇，人可能就會萌生出一個問題——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現實周遭的危險和不確定性，隨時可能襲擊我們，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可以在一瞬間改變人生。當任何一種災難奪走我們所珍視之物，并摧毀我們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感時，人們會產生深切的焦慮和生存恐懼。是的，比起好運氣和壞運氣，人們更怕的是未知帶來的不確定性，不論如何做，都無法獲得一個穩定的結果預期，在這樣的前提下，人該如何過上一種有意義的生活？

美國當代歷史學家特奧菲洛·魯伊斯，在其著作《歷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確定性》曾描述了到訪佛羅倫薩時的感觸：“2005年初秋時節，成群結隊的游客的喧囂如往日一般讓人心煩。在托斯卡納溫暖而耀眼的陽光下，我漫步于佛羅倫薩的大街小巷，在奧特拉諾區的圣靈廣場尋求遠離喧囂人群的安寧。彼時我已經在構思本書，嘗試著想象在1384年漫步于這座城市會是怎樣一種情形。”

這里所說的1384年，正是瘟疫襲擊佛羅倫薩的時候。那時的瘟疫經由跳蚤的叮咬或空氣的污染而傳播，淋巴腺鼠疫導致的死亡令人非常痛苦，使人觸目驚心。先是腋窩、腹股溝、脖子長瘡，身體上出現青灰色斑痕，黑死病的名稱便源于此。之后是內出血、腹瀉不止、吐血及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癥狀。不幸中的萬幸是死亡來得很快。

這場猛烈且致命的瘟疫給佛羅倫薩乃至整個歐洲帶來了毀滅的打擊，在極短的時間內，近乎一半的佛羅倫薩人口以及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在這場瘟疫中喪生。在幾乎長達半年的時間里，生活停滯了。政府、教會以及每個人都無力應對黑死病的侵襲。

魯伊斯將這種狀態，稱為“歷史的恐怖”，即自然或社會的災難給人帶來的對生活的世界的恐懼以及對個人生活的焦慮。歷史的恐怖始終困擾著我們，不斷地侵蝕著我們的秩序感，以及我們對秩序的渴求。最為重要的是，它使我們的希望破滅。

這就像米卡爾·伊利亞德在《宇宙與歷史》中提出的早期智人對夜晚的敬畏，對太陽能否在每天早晨升起，春天能否重回人間的惴惴不安，以及我們對原子大屠殺的都保持著同樣的恐懼，這些恐懼也影響并繼續影響著我們的理解歷史和未來的方式。

在一個相對平穩的時代，反思歷史的恐怖并不是杞人憂天。優渥的生存環境，往往會讓人喪失危機感。在這個唯物質論的時代，精神關切、意義的追尋在追逐商品、好的職業和享受生活面前常常變得黯然失色。通常人們反思錯過了什么樣新奇的體驗，勝過反思自己該過一種什么樣有意義的生活。

可是歷史的恐怖制造的焦慮，的確是無時無刻的不給社會中每個人帶來了不同形式的壓力，雖然人們試圖以各種方式將自己隔離在歷史的壓力之外。但是，個人的悲劇，個人承受的壓力以及更為廣泛的歷史現象幾乎影響到所有人。

人們日常關注家庭、工作及人際關系，還共同關注更為廣泛的問題，如戰爭、國家政策、國際沖突和生態災難等。新聞不斷地提醒著我們歷史的殘酷。在充滿無盡沖突的世界里，個人關注和集體關注交織在一起，在個體和更大的群體兩個層面，持續引發恐懼和焦慮，無人可以幸免。

這也就讓反思面對生活中種種可怕的挑戰，我們將如何行動、如何應對具有了現實意義。這一反思的核心之處同樣也是一個希望，即不要以輝格式的或線性模式看待和理解歷史與歷史的進程，而是將各種歷史理解為我們的生活中不斷展開的、既無法預測又容易引起爭論的場景。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反思試圖理解為何我們常常會有這樣一種尋求意義并擁有意義的無盡欲求。悲劇不僅是一種文學借代，也是一種自我表述的形式和生活的形式，貫穿于歷史進程之中。

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的不可預測——沒完沒了的周期性戰爭、壓迫與罄竹難書的殘暴行為等重負——塑造著我們個人的生活和集體的生活。大多數人試圖逃避人類歷史可怖的現實，試圖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各類事件，期望得到比我們所擁有的更美好的事物，諸如物質、名望和來生等。

讓我們回到歐洲那段黑暗的歷史，在關于佛羅倫薩那場大瘟疫的一部文學巨著《十日談》中，作者薄伽丘為讀者呈現了一系列黑死病爆發和肆虐可能的解釋。他告訴我們，黑死病之所以爆發，“要么是因為天體的影響；要么是因為上帝之怒，它是我們凡人因邪惡行為而受到的一種懲罰。”

那時候人們以各種方式進行著回應。虔誠的祈禱和宗教程序并無用處。一些人離開了病人，過上了另一種生活，只吃最精美的食物，喝最好的酒，對死亡避而不談；另一些人則以歡宴、縱情聲色及酗酒的方式來擁抱生活。

薄伽丘的《十日談》是一部邪惡、淫穢卻又令人愉悅的故事集。在他的導言中，就人類面對災難傾向做出的反應方式而言，我們得到了明確的指引。可以將它們簡化為三四種特定的類型。

首先，人們擁抱宗教，為勢不可擋的瘟疫的殘酷提供解釋，并找到某種解脫之道。在薄伽丘那個時代，宗教服務于兩種特定的、相互抵牾的目的。一方面，宗教蘊含著阻止、逆轉或延緩災難的希望。另一方面，接受上帝行為的無法解釋，有助于將無法解釋的負擔轉變為神的行為。

一些人擁抱物質世界，借助放縱的行為宣稱：如果一個人很快就會死去，那他不妨過著快活的日子死去。在某些方面，飲酒、作樂、荒淫屬于替代祈禱、承認形勢無可救藥的肉欲選擇。

此外便是那些逃離的人們，如同薄伽丘《十日談》中的主角，一些人離開城市前往鄉村，在鄉村宅邸中尋求庇護；他們在那里過著快活的日子，相互之間講述著有趣而喜聞樂道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十日談》的寫作本身，便是對殘酷的瘟疫的一種美學回應。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回應常常被忽略：人們留下來照料別人繼續著艱難而瑣碎的日常生活。他們親自埋葬逝者，幫助他人、不酗酒，沒有放蕩行為，也不從事寫作。在書寫逃避歷史以及面對被稱之為“歷史的恐怖”的各種恐怖事情——人類歷史的殘骸、災難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時，我們通常會忘記講述有關那些繼續執著于讓世界正常運轉的人們，那些面臨嚴峻考驗卻試圖咬牙堅持的人們，以及那些經歷嚴峻考驗卻設法繼續生活的人們的故事。

所以，在《歷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確定性》中，魯伊斯總結出了人們面對歷史的恐怖時的三種回應：宗教、擁抱物質世界、對災難的美學回應。同時號召人們不應忘記那些沒有屈服的人們，那些通過自己的犧牲和不屈不撓而讓恐怖遠離我們并阻止我們陷入完全的混亂與黑暗的人們。

文化，其實就是社會中的男女尋求對他們生活的世界的理解過程的呈現，而面對歷史的恐怖，人們試圖理解，并創造意義讓自己生存下去的，就是擁抱宗教體驗、追逐物質世界、尋求美學上的狂喜等世俗的方法。有時，這些行動和信念像是逃避主義的一種形式，像是某些個人或群體希望逃離歷史桎梏并營建不同的、常常也是非歷史性的生活方式。

在一個時代沒落之際，男人們和女人們要么借助信仰或感官生活，要么借助文化以及對美的追求來尋求安慰。宗教與來世、物質世界與感官、美與知識的魅力，成為人們為自己建造恐怖歷史當中庇護所的三個關鍵要素，但這并不是全部。

沃爾特·本雅明是20世紀上半葉最具爭議性的思想家之一。1940年秋，他在西班牙毗鄰維希法國的邊境自殺了。在逃離納粹德國奔向自由的途中，本雅明經西班牙過境的要求遭到拒絕，于是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返回德國，去面對猶太人及其他一些人正在遭受的日益嚴重的迫害。

本雅明對文化的含義和歷史書寫進行了反思。他不僅爭辯說，歷史由勝利者書寫——在這個杜撰新聞、操控公眾輿論的時代，這個觀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他還擲地有聲地陳述道：“凡是對文明的記錄，同時也無不是對野蠻的記錄。”每一項文化成就，每一個作為文明偉大之榜樣而矗立的豐碑，都是付出代價才創造出來的。這種代價就是不公正、壓迫、不平等、戰爭及其他野蠻行徑。本雅明號召所有人“刷去歷史的沉沙”，書寫一種不同的記述，它們將不僅會加深我們對受害者和失敗者苦難的理解，而且還力圖揭示抵抗與痛苦之間的各種罅隙。

那么在歷史的恐怖之中可供人們參照的行為模式，就不僅僅只有魯伊斯所總結的那三點，從一個更完整的視角去看，面對自然或社會的災禍，人們該如何去理解災難的意義并置身其中，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式呢？

我想，這個問題，從根源上至少存在著兩條路徑，對于意義的尋求，即對現實的理解這個方面，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首先都有一個絕對的權利，即是否愿意去理解，其次才是在這種意愿的前提下，尋找自己生存的意義。

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看到兩類人，在歷史的恐怖中，有一些人放棄了對現狀的理解，過上了某種積極或消極的生活，而反過來還有一群人試圖去理解災難背后的真實狀況，進而過上了另一種積極或者消極的生活。

在放棄理解的人群中，持有消極態度的，最終就會呈現出魯伊斯所總結的那種逃避，但我更愿意將其總結為麻木的、滿足的和宗教的三種類型。麻木的人，幾乎什么都不去想，自甘墮落為一個沒有反思能力的人，任由環境的捶打。

而滿足的人，則會呈現出對物質欲望滿足的追求和對精神美感滿足的追求，這也就是魯伊斯講的物質世界與感官的滿足以及美與知識的魅力的滿足。這樣的人要么縱情聲色，要么躲進小樓成一統，試圖用身體的愉悅和精神的歡騰驅散恐怖的陰霾。當然，還有一些人寄希望于某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的絕對存在，用宗教的信仰來堅定存在的意義。這三種放棄理解的消極狀態，無非是在精神與肉體上試圖與歷史隔絕，不參與到這個恐怖的歷史當中去，似乎就一切與我無關了。

但是，還存在另一類人，在放棄理解之后，采取了更為積極的行為。要知道，在不理解、沒有信念支撐的前提下付出與行動，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比歷史的恐怖更加恐怖的。就像在戰爭中鼓吹戰爭，在運動中吶喊運動，在瘟疫中祈求瘟疫。

那些發國難財的，那些助紂為虐的，那些借勢傷人的，在他們的眼中，災難是有意義的，這種意義一方面針對受難的人是恐怖的，而轉過頭針對自己確實有益的，借助這種災難，會讓其獲得更大的利益、權勢或者聲望，這跟另一群人在物質、美學和宗教當中尋求的東西一樣。

慶幸的是，這個世界不僅僅有放棄理解的人，還有一群人站在他們的對面，以消極或積極的態度，去反思災禍本身，并從中尋求人生的真意所在。

一些行動力較弱的人，選擇了消極的思索，去理解歷史的恐怖。他們通過記錄、反思乃至爭論的方式，就如本雅明所說，在看似籠罩一切，勢不可擋的災難面前，在勝利者幾乎要壟斷的歷史的書寫的縫隙當中，做出他們最微弱，卻也最強韌的反思，并在歷史的角落中，留下一些足可以抗衡甚至推翻主流敘事的秘密。

當然，不得不提及最后一類人，他們是魯伊斯口中“那些繼續執著于讓世界正常運轉的人們，那些面臨嚴峻考驗卻試圖咬牙堅持的人們，以及那些經歷嚴峻考驗卻設法繼續生活的人們”。

在試圖理解歷史的恐懼的過程中，他們用自己英勇的行動，堅守甚至創造了新的歷史，這群人是積極的、是救贖的、是行動的，是反抗的，他們展現出人們面對不確定性時的那種堅毅和勇氣。在他們心中，沒有什么必然的意義，人生不過是在一場又一場戰斗中所開創的事業。

用行動承載意義，將人生當作事業去成就，這也許會將我們帶入到意義探索的最后一站，《應將人生當作一場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