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于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宋代的刑事司法對證人的重視程度，在中國法律制度史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證人制度較之前代，具有較大進步，無論在立法還是在司法實踐中，均體現了發現事實真相與保障證人的權益的價值均衡。

一、宋代證人的不同種類

與唐代不同，宋代史料中并不存在“證人”一詞，取而代之的，是諸多類似證人的名稱，有“干證人”“干連人”“干系人”“干礙人”“干照人”“證佐”“照證人”等幾種。宋代用于指代證人的最主要和最準確的表達是“干證人”，而“干礙人”“證佐”“干照人”等稱謂則是在不同語境下的證人稱謂。

在宋代的證人相關名稱中，干連人的范圍最廣。根據字面意思可知，干連人是指與案件相關聯的所有人，即只要與案件有些許聯系，即可列入其范圍，故不僅包括涉案的當事人、目擊犯罪事實的證人；事物鑒定專家、尸體檢驗專家、具有法律知識并提供法律服務的人；亦包含了不知情的親屬、鄰居、奴仆等，只因他們生活存在某種交集。

在宋代程序法律中，那些有助于揭露案件事實，提供與事實有實質關聯的信息的人，被稱為“干證人”，這是證人的主要稱謂，也是與今天證人概念最為接近的名詞。在宋代司法中，干證人一詞具有一定的規范特性，比起范圍較廣的干連人，其含義和范圍較為清晰。

在“干證人”之中，還存在一些具備較為特殊性質的證人。如基于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而誕生“牙?！?，即基于契約關系而生成的干證人，多見于大宗田產或商品交易中，作為見證人在出現經濟糾紛或者契約問題時出現。還存在基于基本職責的干證人，例如負責緝拿盜賊的差役“耄長”和負責維護基礎治安的“保長”，由于其身背基礎行政職責，故而其亦屬于干證人。

《宋刑統》記載：“三人對見受財，然后成證?！?br/>

宋代法律將證人作證作為一項法定義務，強制案件知情人作證。宋代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逐步發展為強制案件知情人作證的責任機制。例如，一個案件發生后，如果案情涉及其他人，那么這些人在審訊時就可傳訊并一并審訊。這種現象雖然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是基于案件事實真相發現考量的一種普遍司法現象。

二、證人證言的獲取規則

基于對證人證言的重視，宋代證據體系對證人證言的取得做了明確的體系化規定。首先是證言獲取主體方面，《宋刑統》規定，在案件審理和證據搜集的最初，勘問證人應當依據審級進行，縣一級勘問仗刑以下之罪，徒刑以上之罪的勘問應由州一級進行。只有在正?？眴枱o法解決案件的情況之下，才會進一步進行拷訊，即進行拷問刑罰以得到相應證據。

《宋刑統》記載：“決笞者，腿、臀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br/>

一方面，法律規定，有“議、請、減”及“廢疾”情況的證人則可免受拷訊。另一方面，法律對刑訊工具和程度亦作出了比較嚴格的要求。“小則訊、大則杖”，即輕罪案件只通過嚴加審問的方式進行，而嚴重刑事案件，則采取杖刑進行拷訊。

再者是證言獲取技巧方面。一是在具體案件中，采用傳統的“五聽”制度對證人進行審訊。盡管“五聽”制度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是它所采用的訊問心理學原理與方法，在那一時期還是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被廣為沿用。

宋代更加重視證據作用以及證人作用，司法官吏在證據裁判過程中，已經開始認識到言辭證據的潛在風險和證據風險，對于證人以及口供的審查較為嚴謹和嚴格。由此，證人的證據調查規則逐步發展為宋律中的“據狀勘鞫”的基本原則，避免司法官吏濫用審判權，任意擴大罪名而對犯人、證人等進行審訊。

二是運用真假難辨虛實結合的方式對干連人進行訊問。宋代繼承了前代獲取證言的“正、譎”之法，并產生獨具特色的創新變革。各道、州、府司法官員在審訊人身傷害、財產侵害等刑事案件時，要準確詳細地訊問證人的生活軌跡，包括衣食住行等，如果這些信息之間沒有矛盾，也沒有看出其平日具有惡行，則只需詢問，而不用采取鞭打等方式。

宋代對于身份特殊的干連人的拷訊亦有較為明確的規定。這一類特殊干連人主要是品官和宗子。不同于對待普通民眾，司法官不得直接對品官進行拷訊，須進行三次訊問，只有在情節嚴重、訊問無果且仍有隱瞞的情況下，才應予以拷訊。

將品官與普通民眾做如此區分的理由是，擔心“使人有輕吾爵祿之心”，這體現了統治階級對于身有爵祿之人的體恤以及宋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機制。

對于宗子的拷訊則明確要求，在皇族所犯罪行達到徒以上才可以進行拷訊。由此可見，此處體現的亦是封建王朝時期，法律體系中維護貴族與統治階級利益的取向，雖說是敦睦九族，實際上是以詔令的形式補充法律體系，從而維護特殊利益群體。

在普通民眾的取證過程中，宋代司法官員的行為一般是強制性的，如任意逮捕、濫用禁制等，并沒有合法有效的保護證人的基本權益。這種通過拘留、逼供等暴力手段獲取證人證言，來獲取并不一定真實的證言，主要原因還是由于古代偵查技術的落后。

三、獲取證言的制度困境

首先是干連人在宋代的證人制度之下，面臨著泛濫追證的司法困境。這是源于其本身的法律地位，宋代的干連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比如干證人并非是犯罪之人，但是其法律地位依舊與犯罪之人同處于訴訟的被動方即客體地位，而主體地位往往是政府官員或者政府機構，這在一開始就使得干連人面對著相對不公的司法境遇。

《楊萬里集》記載：“捕同捕也，系同系也，訊同訊也?！?br/>

證人無罪但境遇不公的情況長時期存在，使得在相同法律地位之下的干連人受到了類似于罪人的待遇，且北宋初年對于追攝干連人沒有任何的限制，導致無辜之人濫被追證，司法中的泛濫追證在宋代大量存在，成為司法腐敗的重要一環。

其次，宋代證人制度還面臨著證人的淹延拘禁問題，這依舊源于宋時法律體系問題與宋代證人的法律地位。禁系證人某種角度上，是一種短時間內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法律行為，然而由于宋代又賦予了干連人反復申訴的機會，且多數情況下次數不限，并且要求多部門核對復審，從而使得責任更加推諉，造成干連人等涉案人員淹留情況十分嚴重。

自北宋開始至真宗年間，這一現象依然十分猖獗，加大了政府部門與司法機構的壓力，并且不利于民生及法律正義的伸張。直至宋徽宗年間，刑部尚書王革針對此項困境提出了相應的司法改革，不僅明確規定了淹留時間，并且提出了監督之法，可惜的是這些改革證人制度的法令詔書頒布沒多久北宋就滅亡了，但是對南宋解決證人制度困境提供了借鑒意義。

結語

宋代的證人制度具有類型化、融合情理法以及規范化等特點，在前代豐富制度經驗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發展，并對明、清的司法都有著較為深遠的影響。然而究其本質，從歷史的角度看，宋代的證人制度依舊是封建王朝時期的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其本身帶有封建王朝時期的時代局限性與缺陷。

參考文獻：

[1]竇儀，《宋刑統》.

[2]沈約，《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