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1日，山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羅炳輝將軍去世，年僅49歲。

得知消息，王樹聲淚如雨下，對身邊人說，老羅走的太突然，我還欠他一個道歉呢。

在我軍將領中，王樹聲絕對是一員過關斬將的勇將，要不然也不會成為開國大將。

王樹聲脾氣大，在我軍是出了名的，俗話說“慈不掌兵”，戰將脾氣好的不多。

他的性格跟王近山、鐘偉有的一拼，甚至比他倆性格還火爆。

王樹聲愛憎分明，曾經為了革命，親手殺掉自己的舅公。

對待同志和戰友，他有時候也比較情緒化，很容易動怒，甚至拔槍相向。

在鄂豫皖蘇區的時候王樹聲提拔一個叫秦忠的同志，讓擔任排長的他當營長。

對方擔心自己不能勝任，予以拒絕，王樹聲恨鐵不成鋼，怒拍了桌子，還摔了手槍。

但是要說王樹聲嘲笑羅炳輝，很多人會有“關公占秦瓊”的感覺，覺得二人似乎沒有什么交集。

王樹聲是湖北麻城人，羅炳輝是云南彝良人。

年齡上，羅炳輝出生于1897年，比后者大了8歲。

羅炳輝家境貧寒，因此沒有條件讀書，給別人打工，當過木匠，也當過伙夫和馬夫，受盡惡人欺負。

18歲那年，他看不慣世道不公，跋涉幾百里便參加滇軍。

而王樹聲小時候家境不錯，父親有很多土地，也算個小地主，因此他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了高小。

這樣的文化程度，在當時的農村，簡直是百里挑一。

羅炳輝跋涉百里去當兵扛槍的時候，18歲的王樹聲畢業后站在講臺上，拿著教鞭，在家鄉麻城小學當校長。

羅炳輝將軍

羅炳輝參軍后，在唐繼堯手下當兵。

由于吃苦耐勞，作戰勇敢，他很快就脫穎而出，受到上司賞識，成為唐繼堯的親兵，后來晉升為副官。

1921年，唐繼堯在跟滇軍顧品珍、葉荃的爭斗中落敗，逃到香港，羅炳輝也一同前往。

乍一到了花花世界，唐繼堯過的是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生活，讓羅炳輝恍然夢醒。

之前的唐繼堯也唱高調，說打仗是為了解放窮苦人，現在他們露出丑惡嘴臉，原來那些話都是騙人的。

羅炳輝對上司大失所望，毅然離開了香港。

1927年，羅炳輝在南昌遇到了曾為滇軍高級將領,現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朱德，受到了啟發，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直到1929年7月，羅炳輝才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贛西舉行武裝起義，成為中國工農紅軍江西獨立第五團團長。從那之后，羅炳輝才成為我軍一員戰將，為贛西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以說，羅炳輝參加革命的過程充滿坎坷，也充滿傳奇色彩。

相比之下，王樹聲參加革命的道路比較順利。

他在教書的時候接觸到了馬列主義，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春天蔣介石背叛革命后，王樹聲在同年6月就指揮農民武裝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

同年11月，王樹聲又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正式成為人民軍隊中一員，任工農革命軍第7軍第1隊黨代表，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最終成為一顆閃耀的將星。

二人都是紅軍將領，但是戰斗區域不同，王樹聲在鄂豫皖根據地，在張國燾、徐向前領導下進行戰斗，隸屬于紅四方面軍。

羅炳輝在江西瑞金革命根據地，隸屬于紅一方面軍，在毛主席、朱老總領導下反擊國民黨的“圍剿”。

長征的時候，兩個方面軍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線。

后來，王樹聲成為西路軍將領，跟馬家軍血戰天山走廊。

這時候，羅炳輝在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后，羅炳輝跟著葉挺到了皖南，成為新四軍一名將領，擔任新四軍第五支隊司令員。

王樹聲的西路軍兵敗祁連山，他化裝乞討回到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學習。

1938年4月，王樹聲任晉冀豫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成為劉伯承、鄧小平手下一員戰將。

解放戰爭開始后，王樹聲率部南下桐柏山，與李先念率領的新四軍第5師會合，一道組成了中原軍區。

他被任命為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在中原地區跟國民黨軍隊進行生死較量。

解放戰爭爆發，羅炳輝到了齊魯地區，擔任山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兼新四軍第二副軍長。1946年的6月21 日，羅炳輝將軍就因操勞過度，患腦出血而離開人世。

綜上所述，二人雖然都是我軍杰出的將領，但是經歷不同，沒有在一個部隊待過，沒有什么交集，也不會有什么恩怨。

既然如此，王樹聲怎么有機會嘲笑王樹聲？

這一切，還要從兩大方面軍懋功會師說起。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實現了歷史性的會師。

兩大方面軍經過敵人的圍追堵截后，損失嚴重，處境艱難，在此情況下兩軍會師，力量得到加強，是一件大喜事，值得慶賀。

可是在此之后發生的事，卻出乎意料。

會師的時候，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有8萬余人，精神狀態極佳。

紅一方面軍9萬人馬只剩不到兩萬，而且一無糧食，二缺槍支彈藥，戰士也個個面帶菜色，軍裝上都是補丁。

但是紅一方面的領導人毛澤東，卻是黨中央主席，是張國燾的上級。

見此情形，張國燾心理不平衡，覺得自己才華蓋世，應該成為我黨領導人。

他野心膨脹，產生非分之想。

張國燾的錯誤想法，自然也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紅四的一些將領，他們在被蒙蔽之下，也有一些不理智之舉。

這些將領比較典型的當屬何畏，他曾經在張國燾的慫恿下，在兩軍會師之后，對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拔槍威脅。

擔任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兼軍長的王樹聲，倒是沒有做出過激舉動，但是也受到了負面影響。

王樹聲雖然是一員猛將，政治上的敏感度卻比較低，不明是非，做出了錯誤舉動。

兩軍會師之后，毛主席的韶山老鄉彭紹輝被派到紅四方面軍第30軍擔任參謀長。

他在那里聽說了張國燾的錯誤言行之后，給黨中央寫信匯報，表達對張的不滿。

張國燾不知道怎么聽說了，召彭紹輝到總部怒道：“你竟敢打我的小報告？”

彭紹輝解釋說：“我這是光明正大的，不是打小報告。”

當時王樹聲也在旁邊，看到彭紹輝說話口氣強硬，認為他有失下級身份，就非常不滿，上去掏槍頂住了彭紹輝。

在場的朱德一見，急忙上前勸阻，避免一場危機。

對紅一方面軍9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王樹聲同樣不客氣。

他見到之后，嘲笑對方說：“你手下沒有幾個兵，怎么好意思稱軍團長，要是我，干脆就說自己是營長！”

后來，張國燾分裂中央，違令南下，王樹聲也被蒙蔽，緊緊跟隨。

起初，四方面軍南下打得很順，可以說是所向披靡，把楊森和劉湘的川軍打得滿地找牙。

在此情況下，張國燾等紅四領導人有些忘乎所以，提出了一個霸氣的口號：“打到成都吃大米，打下成都過新年”。

可是他忘了，之前川軍是在四川之外作戰，打紅軍是為了應付蔣介石，并沒有真拼。

紅軍真要進川，四川軍閥就沒有了退路，因為這是他們的地盤，丟掉之后就無家可歸，被蔣介石全部收拾了。

這種局面下，四川軍閥肯定要全力以赴，進行生死搏斗。

因此，1935年11月，紅四方面軍在入川的關口百丈關，遇到了川軍的拼命阻擊。

聽名字不難得知，百丈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這屬于攻堅戰，只有占絕對優勢的兵力還不行，沒有重武器的話，再多的兵也只能成為傷亡數字。

張國燾被勝利沖昏頭腦，連起碼的軍事常識都不顧，硬攻百丈關，結果遭遇川軍的頑強抵抗。

更要命的是，蔣介石的中央軍也投入戰斗，以飛機大炮助戰。

最終，此戰成為絞肉機式的戰役。

經過七晝夜的較量，無數紅軍官兵倒在戰場上，紅軍殲敵四萬，自己損失四萬。

百丈關，成為張國燾的滑鐵盧，也成為紅四方面軍的噩夢。

經此一戰，紅四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士氣低落。

殘酷的現實印證了毛主席之前說過的一句話——“南下，是一條絕路”。

很多人意識到，毛主席是英明的，跟著黨中央才能戰無不勝，才能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這些人，包括總指揮徐向前，也包括副總指揮王樹聲。

軍心難違，張國燾此刻也后悔不迭，不得不改變方向，指揮紅四方面軍向北，去尋找紅一方面軍。

經過艱難的三過草地，兩大方面軍終于再次會師。

西路軍兵敗祁連，王樹聲死里逃生到了延安，被安排到抗大學習。

王樹聲經過一系列挫折，已經成熟了許多，不再年少輕狂。

由于西征失敗，王樹聲前程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從抗戰到解放戰爭很少擔任過正職（一次是鄂豫軍區司令員，一次是中原軍區司令員，但都是過渡式的，時間很短）。

比如，在1938年任晉冀豫軍區副司令員；1940年，任太行軍區副司令員。

1945年中原軍區任副司令員；1949年5月任湖北軍區副司令員。

王樹聲脾氣大不假，但是高冷的外表下面，卻有一副柔腸。

1947年春，王樹聲身患重病，不得不去山東解放區治療，臨走之前，再三叮囑劉昌毅、羅厚福、張才千等幾位副司令員：“一定要把兄弟們帶好。”

劉昌毅連連點頭道：“司令員安心養病，我牢記您的話。”

忽然，王樹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拉住劉昌毅的手深情地說：“我對不住同志們。”

由此可見，他發脾氣，大都是出于對黨的忠誠，屬于白璧微瑕，組織上對此是清楚的。

而對羅炳輝將軍的無禮，也是一時糊涂。

1955年，他能成為開國大將，就是黨中央對他所作貢獻的最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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