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蘇州日報的這個報道，還是感覺很驚訝。

這是這兩天全國最大的新聞，發生在蘇州。按說，正常的情況是，全國各地的記者都感到蘇州，而蘇州媒體由于天時地利人和，更會發出及時、詳細的報道。

也就是說，記者早就應該聯系到家屬了。

當然，我不是什么外賓，對媒體的流程也大致了解。我不會天真地以為蘇州日報是“新聞媒體”，他們主要負責宣傳。而且，我也知道，實際情況一定是，記者或者有關部門早就聯系到家屬了。

在這種情況下，“家屬和記者取得聯系”，就不是簡單事實，而是一種相當特別的表達。它表明了兩層意思：第一，下面所說的完全是轉述家屬意見，沒有一點媒體自己的態度，如果大家有意見，那也是家屬的事兒；第二，作為機構的媒體，并沒有主動做什么。

這可能是新聞史上特別的一筆：媒體主動聲明自己和新聞保持距離，不沾染一點新聞的塵埃。

實際上，這不是蘇州日報才有的風格。但凡有影響的事件發生后，“外地媒體”還有可能報道一些（比如這次澎湃新聞就作了一點報道），而占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本地媒體”，一定是缺席的。

這造成一種局面：在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成熟的機構媒體，正在失去和自己所在城市的聯系。他們可能報道遙遠的事，而對身邊的現實視而不見。

不光機構媒體如此，媒體工作的員工也是如此，他們高度保密，嚴守紀律。我們無法獲得蘇州的現場信息，昨天有市民在微博上發聲，自己前去送花被工作人員阻攔——普通市民不得不代理媒體的職責。

媒體和所在城市失去聯系，實際上造成一種真空：大城市段時間內積聚大量人群，像成都在過去15年多了1000萬人，人口規模超過2000萬。但是，每天發生那么多事，沒有“可信的機構”把它呈現出來。

填補這個空白的，應該是各種動態的事件，有趣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以及城市人關注的公共議題——每個城市，都應該有自己真正的媒體。實際上從90年代開始，大城市都擁有了自己的都市報和電視臺，但是現在已經失去了它。

這些公共性的缺失，會導致讓人不安的后果。我們對那個行兇者幾乎一無所知，這真有象征意義。

胡女士的去世，引發全國人民關注，很多人都在“發出聲音”，在天津，一個電視塔上出現了紀念她的燈光秀。這些“聲音”都是外部的，與其說是對蘇州沉默的注視和反彈，不如說是對自身處境的感知和表達。

在某個版本的通報中，胡女士被稱為“中國籍傷者”，其實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中國籍傷者”呢。你必須發出聲音，才從“中國籍傷者”轉變到擁有姓名和人格，你才是一個“人”。

“家屬和記者取得聯系”，意味著記者的退場和消失。這是城市中的“新語法”，這是等待，也是真正的沉默。那些喊打喊殺的人，聲音洪亮到可怕的程度，這就是因為太多的人習慣于這種沉默。

我這兩天都在朋友圈表達了同一個意思：面對這樣的局面，要么選擇移民，要么你就得做點什么，這是對自己負責。如果沒有發聲的勇氣，就不是在紀念，而是在消費胡女士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