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被稱為“按住老蔣脈搏的女人”。2001年，年屆86歲的她受邀到某單位暢談隱蔽戰線斗爭史，由此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秘密，而與她同年出生的的老人姚子健也知道了68年前自己隱秘的身份。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從頭說起。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蘇宜興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為了生存，一家人起早貪黑，一邊務農，一邊在農閑時做些小買賣。由于父母吃苦耐勞又頭腦靈活，很快家里生活有了改善，就在徐舍鎮開了一間茶館，勉強度日。

盡管生活并不寬裕，但像所有的父母一樣，他們都想著望子成龍，于是，節衣縮食將姚子健送到學堂讀書。

姚子健也很爭氣，學習基本不要父母操心，成績總是在班級名列前茅。

到了14歲時，姚子健報考中學時，高昂的學費讓他犯了難。在反復權衡后，他聽說上海國立勞動大學中學部不僅不收學費，連飯費也不收，而且每年還發一套衣服，就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并被錄取。

家境并不寬裕的他，非常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除了吃飯睡覺，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學習中。

苦心人天不負。1931年，他又順利考入了上海國立勞動大學讀書。

然而好景不長，這年秋天，“九一八”事變爆發，舉國上下群情激憤，血氣方剛的姚子健也和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游行示威，呼吁當局團結一致、共御外辱。

但是，由于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國民黨政府不但不理會學生的要求，反倒查封了學校，將學生們全部遣散回家！

愛國何罪之有？姚子健想不通。回來之后，為了生存，他暫且找了一個小學教員的工作掙錢糊口。

但作為一個愛國青年，他始終關注時局，不斷思考和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和方法。

1933年他在一份報紙上看到南京中央陸軍測量學校正在招收學員，而且一切免費。姚子健心想，自己不能親自上戰場殺敵，但制作精確的軍事地圖也可以報效國家，于是，他走上了考場。

不出意外，他順利地考入了陸軍測量學校制圖班的印刷專業。就在此時，他結識了同鄉舒曰信。舒曰信曾經是上海南洋商業高級中學的“學霸”，但他還有個身份，就是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黨員。

兩個同鄉，又都愛學習思考，自然共同語言很多。接觸多了，舒日信發現他這個同鄉憂國憂民，報國心切，于是，經常給他講一些革命道理，積極引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4月，經舒曰信引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魯自誠對姚子健親自考察，介紹他正式加入了黨組織。

不久之后，姚子健從學校畢業，他被分配到中央陸地測量總局第十室四股工作，專門負責描繪印刷地圖的底板。

工作一段時間后，姚子健發現繪制地圖，對黨的情報價值不大，而第五室則不同，它的工作職責是負責收發、保管標有機密和絕密級別的五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等比例的軍用地圖。在當時，地圖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軍用物品，不管是哪一個軍官來領地圖，都必須將自己部隊的番號和大體的部署情況作登記。也就是說，只要掌握了這份登記檔案，就能大致掌握國軍部隊的調動情況。同時，軍事地圖對于行軍打仗更是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盡管負責繪制地圖的四股工作技術含量高，發展前途大，而且月薪高達28塊大洋，姚子健經濟也很拮據，但為了黨的工作，他還是按照魯自誠的指示，以眼疾為由，想辦法進入了負責軍用地圖管理的制圖科第五股。這樣在收發、保管地圖中，凡是有人來取用地圖，姚子健在登記時，也暗暗記下了來人所在部隊的番號等信息，對方拿走哪張地圖，他就偷偷抽一張相同的自留。回去后，他便根據這些信息進行數據分析，形成有價值的情報。

要知道，這個時候蔣介石正集中重兵對蘇區進行圍剿，姚子健提供的情報事關紅軍的生死存亡。

每周六晚，姚子健就精心打扮，穿上國民黨軍服，提著皮箱大搖大擺地乘火車前往上海，對這樣穿戴的人，軍警一般不會盤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達上海，把地圖和資料交給舒曰信或他的同為中共黨員的妻子沈伊娜，匯報國民黨一周以來調用地圖的情況。然后，姚子健便乘火車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個過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時間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而舒曰信則會將地圖和情報及時交給自己的上級王學文，然后再由王學文送入蘇區。

由于地下工作的紀律，上下線都是單線聯系，他所見到的人只有給他下達任務的魯自誠和接收物品的舒曰信和他的的妻子沈伊娜，這條情報線上的其他同志姚子健一概不知，更不知道他受黨的哪個部門領導。

“七七事變”之后，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婦調離了情報前線，姚子健也隨測量總局機關撤退到武昌。這時，他的上線成了“熊先生”。至于真名，姚子健一直都沒問過。而“熊先生”除了給姚子健布置任務之外，也從不問他任何私人問題。因為這一切也還是組織的紀律。

多少年后，姚子健再回憶這段時光，曾經說道：

“當時就是這樣，上級知道下級，下級不知道上級。我領導你，就知道你，但是你對我住在哪兒、干什么的這些私人信息，是一概不知的。”

西安事變后，國共再次合作，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姚子健熱血沸騰，他決定投身抗日前線，他把這個愿望告訴了 “熊先生”。

1938年4月，在組織的安排下，姚子健去了香港。經中共香港情報站負責人“小開”（潘漢年的代號）介紹他又從香港中轉去了延安。

從此以后，姚子健便脫離了隱蔽戰線，開始堂堂正正穿上了八路軍的軍裝。他先是被送到抗日軍政大學參加學習，接著又被派到蘇豫皖抗日根據地從事地圖測繪工作。

抗戰勝利后，姚子健又拉起了一支測繪班子，開始隨著解放軍的腳步丈量全國。

新中國成立之后，姚子健先后擔任南京市副市長、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

雖然已經從暗處走到了明處，但姚子健仍然對那段在敵后工作的歲月念念不忘。平時在工作之余，他總喜歡給兒子姚一群講述自己當年的故事。

“文革”期間，造反派為了審查姚子健在國民黨政府工作的歷史，找到他的入黨介紹人、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顧問的魯自誠。

魯自誠說：

“我1934年介紹姚子健入黨，他在敵人營壘里收集軍用地圖和情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圍剿’和長征勝利作出了貢獻。對他那段工作，組織上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我可以為他寫證明材料。”

從此，造反派再沒糾纏過姚子健。

2001年的一天，姚一群的單位邀請沈安娜講述中央特科的情報員們當年的斗爭故事。

講臺上，沈安娜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如何在姐夫舒曰信和姐姐沈伊娜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以及在中央特科領導下怎樣“按住蔣介石的脈搏”。

講臺下的姚一群更是激動萬分，因為在父親講的故事里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名字出現的頻率最多，一個大膽的揣測涌上心頭：

難道父親也是中央特科的情報人員？

“中央特科”在那個年代可是大名鼎鼎，它的成員個個身懷絕技，令敵人聞風喪膽。它的前身是1927年在武漢成立的“軍委特科”，后來隨黨中央遷至上海負責中央保衛和情報工作，因此改名為“中央特科”，他的直接領導人是周恩來。

自成立以來，中央特科就培養了一大批“紅色特工”，安插在國民黨的各個部門中，負責情報的收集工作。這些人的身份往往是絕對保密的，名字都用代號來代替，在傳遞情報時彼此之間甚至互不認識，只憑借暗號完全信任彼此、溝通消息。但正是因為彼此之間信息不透明，導致許多“紅色特工”到死都不知道真實身份，也沒有辦法對這些人進行追蹤和表彰。

能在這樣一個部門工作可是無上的光榮呀！

興奮的姚一群一刻也不愿耽誤，火急火燎地跑回家，進門就迫不及待地對父親講述了單位發生的一切，并詢問他是不是也是中央特科的人。

可父親的回答，給姚一群潑了一盆冷水。姚子健搖著頭說道：

“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反正當時黨組織讓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當時根本就沒想過這么多！在哪兒不是干革命工作？不過，我還真沒想到沈伊娜的妹妹還活著！要是能見她一面就好了！”

姚一群很快就通過單位的關系，聯系上了沈安娜老人。

兩位同歲老戰友各自訴說著隱蔽戰線的經歷，都感覺到恍如隔世。

姚子健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我到底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到底算不算特工呢？”

經過一件件事的穿針引線，沈安娜對姚子健說：

“姚老哥，我覺得你算！你當年的那條情報線路，屬于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和我姐姐的這條線，是很典型的情報工作。以你的這段經歷，應該是屬于中央特科的！我給你寫材料證明！”

很快，上級給出了答復：姚子健當年確系為中央特科工作！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紅色特工”！

直到此時，姚子健才知道68年前自己的神秘身份。

2018年，103歲的姚子健老人離開了這個世界。

《人民日報》這樣寫道：

“作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老戰士，姚子健老人的離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但他留下的精神，將永遠被人們記住。”

致敬深藏功名、默默奉獻一生的特科百歲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