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里有個關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歷來被傳為帝王佳話。

唐太宗貞觀六年十二月的某天，一批囚犯的名單放到了李世民的案上。唐太宗為政勤快，一般此類囚犯中有死囚的名單，他都要親錄。

也不知為什么，他看到那些罪當死者，突然憐憫心泛濫，便下旨讓他們都回家，并約定期限，至斬立決之期——來年秋決——回來就死。

大概是想給這些人一個回家告別親人，重新思考、體驗人生的時光吧。

到了貞觀七年的九月秋決之時，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當時皇帝所敕赦回家的死囚共390人，無一人逃亡，全部如期回京師就死。皇帝敕赦時，并沒有派人監督率領，各憑本心，自由行事，但390人竟然都回來了。

唐太宗全部赦免了他們。

這事被傳為美談，唐太宗的仁慈天下皆知。

至少在唐代，這都是美談，白居易有一首詩，其中一句說的便是這件事——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放三千宮女出宮，以及赦免四百（實為390）死囚，被白居易譽為至德，所以這首詩就叫《七德舞》，專門頌揚唐太宗至仁德廣被的，因為死囚都被感動了，德行還能小了？

但這事到了歐陽修那里，卻又有一番道理。他對唐太宗的做法大不為然，覺得這就是徹頭徹尾的虛偽。

歐陽修這篇文章在《古文觀止》中，即《縱囚論》，專門討論唐太宗縱囚的不對與虛偽。

歐陽修認為，能成死囚的，必定是罪大惡極的小人。小人是沒德行的，比如“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的這種大德，君子尚且難以做到，但唐太宗卻希望罪大惡極之小人能做到。

這怎么可能呢？

那就只有一個解釋，唐太宗是作秀，為了名聲——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再說難聽一點，就是唐太宗與囚犯們相互算計，相互利用，各取所需。

唐太宗揣測被暫時釋放的死囚必定會回來，因為本是死罪難逃，如今皇帝網開一面，死里得半生，那么如果回來，則有極大的可能獲生；如果逃了，那是必死無疑了。

巧了，囚犯們也揣測了皇帝的心思，知道太宗好仁名，回去之后，必被赦免，所以全部回來了。

所以，這明顯是唐太宗和死囚們一起演的一出戲啊。

唐太宗獲得仁慈的美名，囚犯們再世為人了。

歐陽修說，都別犟，一定是這樣的，不信你看事實——唐太宗為政都六年了，六年來天天施德于天下，怎么還會有這么多罪大惡極的死囚呢？

既然有，那就說明仁德是不能完全感化所有人的，尤其是沒有信義、罪大惡極的小人，否則，就不會有死囚了。

既然罪大惡極的小人不能被仁德感化，怎么會突然之間，得一日之恩，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呢？

可見是假的，不通，不通，道理不通啊。

所以，唐太宗很虛偽。

這種做法也不可取，因為不近人情。唐太宗做了就做了，但這不能“為天下之常法”，因為是個皇帝都這樣做，徹底亂套了。做皇帝的為法、用法，必須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總之，唐太宗縱囚事件的過程和結果，都不近人情，都是反常規的操作，不該贊美宣揚。

歐陽修的說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很多版本的《古文觀止》的編者也跟風贊同，認為是“千古正論”。

有人還搬出金圣嘆的批文——有刀斧氣，橫斫豎斫，略無少恕——來加以佐證。

其實這是不會讀書，亂找證據。

金圣嘆評點的是歐陽修的文章，說歐陽修文章寫得好，有氣力，講起道理來像是刀砍斧劈，橫豎不漏，邏輯嚴密。

金圣嘆并不一定贊同歐陽修的觀點。

文章寫得好，跟見識完全是兩回事。

《史記》寫得很好，但因為有缺，所以有個褚先生便補寫了一些，他補寫的地方都以“褚先生曰”起筆，或敘事，或說觀點。

錢鍾書說褚先生補寫的地方，尤其講故事的部分，很多可以跟司馬遷的敘事本事媲美，但論到歷史見識，純粹是迂腐、荒謬的直狗曲儒口角。

因為褚先生但凡評斷，就說“豈可謂非圣賢哉”之類的話。

這等于沒說，等于隨便找了幾個心中的偶像，把什么人都拉過去站隊。

歐陽修的文章寫得很好，很多我都喜歡，而且能背誦，但說到見識，其實未必能與文章之美比美。

講個歐陽修的故事。

《水滸傳》寫說宋仁宗生下來哭得不停，太白金星下凡趴在他耳朵邊上說了一句話他就不哭了。說了八個字——文有文曲、武有武曲。

文曲是包拯，武曲是狄青。

包拯大名鼎鼎，狄青也不含糊。征戰西夏、遼等，軍功甚著，后來都做到了宰相級別——樞密使！

本來朝臣們都很贊賞狄青的，包括歐陽修，甚至說——臣伏見兵興以來，所得邊將，惟狄青、種世衡二人。

但狄青一進宰相體系，大家態度全變了。

歐陽修理直氣壯的誣陷狄青，說狄青是個禍害，理由無非是天降流星啦，水淹宮門啦，那個宮殿著火啦，都是天將要做出懲罰，這都是狄青惹的禍。

歐陽修給帝國最高領導人宋仁宗發了一份萬字的郵件，號稱萬言書，他信誓旦旦的說發大水死因為狄青擔任了樞密使。

以歐陽修的文采，論據肯定很充分，他說，這個啊，根據五行來說，水跟武將都屬陰，以此推理，招來水災的就是狄青，沒有別人。

皇帝說狄青犯錯誤了嗎？沒有。是壞人嗎？不是。

但是文豪歐陽修說，就是這樣才可怕啊，因為大家都不會想到去防范他。小人作大惡，未必都是出于本心。狄青將來有可能作亂啊，他是軍人，軍人都是禍國殃民的造反胚子，我們文人把這個稱作小人，軍人有了大權力，不想謀反都不行，手下人可以慫恿甚至逼迫他啊。應當防患于未然啊。

這就叫“伏藏之禍”。（見《長編》卷一百八十三嘉佑元年《歐陽修全集》）

歐陽修本次說理依然邏輯嚴密，有“刀斧氣”，橫斫豎斫，硬生生把狄青“斫”出了樞密院，把狄青逼得以避水的名義將家搬到大相國寺，竟在佛殿上居住，朝廷便免去狄青樞密使之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銜，離京出知陳州。

第二年，狄青就死了，宋仁宗為他舉哀，追贈中書令，賜謚“武襄”。

這就是歐陽修說理的本事。

文章邏輯嚴密，但是什么邏輯呢？混蛋邏輯。恐怕狄青想破腦袋也想不通，自己的名字怎么就威力那么大呢？說岳飛冤，比起狄青差遠了。

由此可見，文筆是文筆，人品是人品，見識是見識。

文采斐然，但一涉及到利益（歐陽修代表的是大宋文官集團的利益），大文豪的見識可以低下到以風水攻擊人。

這毛病千萬年都難以改掉，網上那些處處“為名”說話的大神，哪個不是“人設”、哪個不是“圖利”？

說回歐陽修批評唐太宗縱囚這個事兒。

就是典型的文章雖好，見識淺陋。

歐陽修處處說君子，滿篇劃分君子、小人的界限，但實在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唐太宗的仁慈——主要是對臣民的仁慈，政治斗爭中例外——其實不需要這樣花費心思立人設。

其實就是一時憐憫心起，做了一個決定。

再講個故事。

唐太宗能當皇帝，麾下親信出了很多力，比如尉遲敬德——就是掛在門上當門神的那位。

這人是個暴脾氣的武官，他功勞大，當然也驕傲，經常搞事。有一次他生起氣來，把同殿為臣的王道宗一通暴揍，幾乎把王道宗的眼睛打瞎了。

唐太宗挺生氣的，但他還是平心靜氣地找尉遲敬德談心，說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心中常常難受，憐憫那些功臣。朕想著跟你們這些功臣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但你為官多次犯法，你該讀點歷史，就知道韓信、彭越被剁成肉醬的事情，怪不得漢高祖了。國家綱紀，賞罰二字，非分之恩，不能多次加身，你還是好好改正吧，不要給自己留后悔。

尉遲敬德從此之后收斂了許多。

這事情也發生在貞觀六年。

唐太宗的話，恩威并施，說得很是誠懇。

皇帝能跟臣子這樣敞開心胸談話，非常少見，而且他話里明顯對以前很多人，包括功臣的慘死有憐憫之意。對敬德當然也夠仁慈了。

對待老百姓，尤其仁慈，無論是否漢族。

但人性就是如此，并不是你對他寬厚仁慈，人家就好好遵紀守法、好好做人、好好對你。施行仁德之政，并不一定就能完全消滅違法犯罪的行為。按照歐陽修的邏輯，豈難道因為無法完全杜絕，就不施行仁政了？這邏輯明顯也不對。

假如縱囚不是仁慈，那么白居易詩說的“怨女三千放出宮”怎么解釋？這事也是真的，但同樣也不近人情呀，至少不近皇帝之情。歷史上的皇帝，大多數唯恐宮里女人不多，哪個嫌少？曹操死后遺旨讓妻妾都自己回家，唐太宗可是活著就讓很多女人獲得了自由，主要是憐憫她們。

一個當皇帝的，能做到如此，可算是很難得了。中國歷朝歷代那么多皇帝，不殘忍好殺的沒幾個，因為他們的權力實在太大，根本無法有效限制，皇帝一怒，流血千里，家破人亡的事還少嗎？

皇帝的憐憫心，即便是作秀，其實也是需要鼓勵的，因為他們在權力最高處，往往難以控制自己，人最難控制的就是自己的脾氣、怒氣，權力頂峰無所顧忌的皇帝更加難以控制，皇帝一怒就要殺人。做多了之后，哪里還想得到什么憐憫？對他來說，跟殺雞殺豬沒啥區別。唐太宗在這方面做得很好，至少歷代帝王里面少見的能聽勸、能克制自己內心欲望與情緒的皇帝。

所以，唐太宗這份仁慈，其實難得，至少在皇權時代，是急需提倡的。即便現在，世界上的國家首腦其實也都保存著特赦之權，總統、主席，都是有特赦權的。在如今法制愈來愈健全的時代，歐陽修的說法倒是很有道理，不可作“常法”看待。

但在歐陽修的時代，那純粹是強硬說理，用歐陽修自己的話說，是“不通之論”。

歐陽修生活在宋代，他伺候的皇帝，是宋仁宗，這也是一位好脾氣，有仁慈之心的皇帝。可是這種皇帝也沒幾個，歷朝歷代皇帝數百，仁慈者提起來，也不過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清圣祖等寥寥幾位而已，其他的多數沒這心腸。

歐陽修命好呀，大宋又規定不殺文人，所以他隨意嘚吧，但大宋武將慘死、冤死的還少嗎？

如歐陽修為武將，或者生在漢武帝時期，或者元代、明代，看他還覺得皇帝仁慈是虛偽嗎？

我覺得不會！

呀，那《古文觀止》豈不是少了一篇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