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網絡舉報層出不窮，先是女博士舉報導師性騷擾、接著是退休教師舉報縣委書記性侵、再就是馬翔宇舉報商務局局長腐敗、這幾天又有前帽子哥陳某舉報某地打人事件掩蓋真相。

這種猶如在堂前鳴冤叫屈般的舉報方式至少在三四年前還是極其少見的。雖然彼時也有所謂的互聯網舉報，但職責主要是由官方的舉報平臺承擔。

可近兩年，網絡舉報猶如雨后春筍一樣冒出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這支大軍。

只要留意各大社交、視頻平臺，幾乎天天都能見到這般場景：人們手舉身份證，對著屏幕前的陌生人訴說自己的黑暗經歷或不白之冤，然后呼吁相關部門還自己一個公道。

最初的舉報者還只是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工人、學生等，這樣的舉報方式被認為是一種司法救濟途徑之外的補充。

再看看現在網絡上熱門的實名舉報者都是什么身份——教師、科員、拳擊冠軍、退役女兵、律師，連公檢法的人都來網絡舉報了，其中甚至不乏公安局前副局長。

更有意思的是，在他們的舉報內容中，無一例外都有一個共同點，即長期線下舉報無果，求助無門。

這也很合理，畢竟這些平日里有頭有臉的人物誰吃飽了沒事干愿意以這種方式在網絡上拋頭露面，還不是被逼無奈。

而且，如果連他們都只能求助于網絡，那普羅大眾在遭遇類似不公時將要經歷何種絕望，可想而知。

有人說這是中國社會的奇觀，要我看，何止是中國奇觀，簡直是媲美八大奇跡的世界新奇觀了，建議直接申遺。

或許很多人還不相信司法救濟途徑能到如此逼仄的地步，那不如打開抖音，搜索“舉報”二字，能看到大量不重樣的實名舉報視頻。

抖音甚至還因此多了幾個外號，比如“網絡開封府”“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抖音分院”。

這說明，社交與視頻平臺幾乎成了維權者能攥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并非發了視頻就能被人所知，相反大多數時候都石沉大海了，能被人們關注到的，要么事關重大，被媒體爭相轉發，要么就是一些熱心的平臺用戶，憑借著樸素的正義感，自費幫他們上的熱門，更別說還有嚴格的審核機制這道門檻。

換言之，不是每個舉報都會激起巨浪，民間互助也有其極限，在網絡上進行的舉報最終還是要遵循網絡最本質的規則——流量。

一個農民工舉報工頭惡意欠薪與一個科員舉報局長貪污腐敗，哪個更容易引起關注顯而易見。

而隨著網絡舉報數量的遞增以及舉報者的階層上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件”必然會被淹沒在茫茫的信息流中，雖然對于普通人而言，這種程度的“不重要”已經重若泰山了。

況且一部分人并不關心社會議題，他們只是一群聞著味兒而來的獵奇者，吃不到大瓜便一哄而散了。

比如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日本核廢水事件，當時網上一片哀嚎與謾罵，好像世界就要因此毀滅一樣，然而這才一年時間，還有幾個人記得此事？有幾個人知道今年日本已經排放過三輪了？這不，今天就要進行第四輪排放了。

所以說，想要通過互聯網來尋求普遍的正義，是極其困難且偶然的，哪怕一時之間得到關注，但相比于漫長的申訴與調查流程，網絡熱度的消散是極快的，后續的正義有沒有得到伸張，過程中有沒有遭受其他不公，這是很難被人們所知曉的。

司法救濟途徑的堵塞使得很多人選擇網絡舉報，網絡舉報又會嚴重損耗公信力，公信力的降低繼而促使更多人拿起身份證，走進屏幕里。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它做不到有些人說的促進司法公正，因為其缺乏最基本的懲罰機制。

只要一個人因線下投訴無果而選擇網絡舉報，那么在這個過程中相關部門必然是存在失職的，本應得到問責。可現實是，在輿論發酵后才選擇出面解決問題不僅沒有實質性的懲罰，反而還能得到不少贊揚，美其名曰反應迅速。

另一個問題是，大家都是普通人，被大量相同內容反復沖擊，看多了總會麻木的。

7月19日，鳳凰網在一篇名為《3個月20次洪水，中國陷入“救災疲憊”時刻》中提到：

「在救援與公益圈里，人們還感到一種變化正在悄然發生——持續甚至不斷加碼的災害之下，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正變得疲憊而松散。更確切的說，災情獲得的關注、人力和資金支持，越來越不夠了。」

為什么呢？拋開經濟問題，一些慈善機構的腐敗丑聞使得其公信力急劇下降，人們不愿意捐助；創紀錄的災害頻次在分散關注焦點的同時，也削弱了人們的共情能力，使人麻木。

而人的情緒一旦超過了某個閾值，就很可能走向消極，兩眼一閉，去他M的。

同理，當公信力越來越低，逐漸成為笑話，當網絡舉報越來越多，逐漸成為常態，那再大的事兒都不叫事兒了。

當然，我依然支持網絡舉報者，但問題是，這扇門還能開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