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灣流經濟評論

今年3月，伴隨著華人陳立武被任命為英特爾CEO，AMD、博通、臺積電、英偉達、英特爾這5大芯片巨擘都進入了華人主導時代。一夜之間，“印度人掌控互聯網，華人掌控芯片”的聲音響徹全球。

有人說，這是印度人更加開朗、華人低調鉆研的性格使然，更有甚者認為，華人取代印度人勢不可擋。

《灣流經濟評論》則認為，華人掌控芯片更像是產業浪潮與時代洪流的交織，不僅有芯片產業布局的國家敘事，也有幾代華人回不去山河，見不到故人的惆悵。

從互聯網到造芯浪潮

印度人已經稱霸互聯網了：

谷歌CEO桑德爾·皮查伊，印度裔美國人； 微軟CEO薩蒂亞·納德拉，印度裔美國人； Adobe CEO山塔努·納拉延，印度裔美國人； YouTube CEO尼爾·莫漢，印度裔美國人； 推特前CEO山塔努·納拉延，印度裔美國人……

出于對身份認同的喜悅，印度人開始在網上歡呼起來：“我們印度人一出生就是天才！”

甚至有印度高管直呼：這就是起源于印度的流行病、一種印度CEO病毒，而且沒有疫苗可以應對……

好吧，不得不承認，美國的互聯網大廠食堂，咖喱味越來越濃了。

直到這兩年，印度人膨脹的內心才有所收斂。因為他們發現：更前沿的芯片領域早已是華人的天下：

張仲謀，美籍華人，一手將臺積電打造成全球最大、遙遙領先的芯片代工廠； 黃仁勛，美籍華人，把英偉達變成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蘇姿豐，美籍華人，把經營不善的AMD打造成英特爾和英偉達最可怕的對手； 陳福陽，美籍華人，將博通打造成全球第5大半導體廠，并曾在2017年計劃收購高通，名聲大振； 陳立武，美籍華人，被評為“科技行業最具人脈的高管之一”，現為英特爾CEO……

5名華人掌權5大芯片巨擘，足以給世界“億點點”震撼。

如果再把目光擴大到芯片最重要應用場景——AI上，會發現華人（廣義）早已飛上枝頭：

姚期智，圖靈獎（計算機界諾貝爾獎）得主，清華大學姚班（中國本科計算機教育最高殿堂）創始人； 李飛飛，通過創建 ImageNet 引領了人工智能，特別是計算機視覺的深度學習革命； 何愷明及其團隊提出深度殘差學習，使神經網絡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能力，促成了AlphaGo、ChatGPT等多個突破性成果，為人工智能做出了基礎性貢獻； 梁文鋒、楊植麟，分別是DeepSeek和月之暗面的創始人……

姚期智是40后，李飛飛是70后，何愷明、梁文鋒是80后，楊植麟是90后。這說明在AI領域最前沿，華人（廣義）如春日的紫藤蘿，上面的盛開，下面的待放。

Macro Polo統計的全球頂尖AI研究員流動情況顯示，中國有近一半的本科畢業生前往美國攻讀人工智能相關的碩士/博士學位，并留美工作，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難怪黃衣教主會說：

全球有一半AI研究人才都是中國人。

大“量”出奇跡

回過頭來分析“印度人掌控互聯網，華人掌控芯片”，底層邏輯應該是人才數量。

中國和印度，歷來是赴美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兩個國家，且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2023-24學年，中國赴美留學生人數為27.7萬人，印度33.2萬人。兩個國家的留學生加起來，超過在美留學生總數的一半。

自1978年中國恢復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以來，在美中國留學生人數開始飛漲。資料顯示，1977-78學年在美國高等院校注冊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僅有9人，到1987-88學年已達2.5萬人。中國也在美國國際學生生源地排名上從最開始的50名開外躍升到第2位。

本世紀起，中印兩國赴美留學生人數此消彼長。頭十年，印度略占上風；之后中國飛漲，甩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印度再次反超中國。

2000年起，中印兩國赴美留學生人數趨勢圖 數據來源：IIE Open Doors

加上去的基本都是精英，起碼是成績拔尖的學霸，因此在各自領域做到NO.1，也就相對好理解了。

《哈佛商業評論》研究表明，包括科技公司、銀行、快消、餐飲等世界500強企業掌舵人里，30%左右是印度裔，如百事可樂前CEO盧英德、萬事達卡前CEO彭安杰、哈曼國際前CEO迪內什·帕利瓦爾等。

也就是說，“印度人掌控互聯網”只是“大‘量’出奇跡”的表現之一。

時代·山河·故人

問題是，中印兩國赴美留學生人數在近40多年里此消彼長，為什么單單印度盛產CEO，華人哪兒去了？

首先，中國赴美留學浪潮晚于印度，導致人才的錯峰。

印度高級人才涌向美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彼時，印度經濟停滯，大量高級人才失業，正發愁房子和票子。

恰好大洋彼岸的美國向他們拋來橄欖枝：1965年，美國通過新的移民法，放開了對亞裔的移民限制，加上American Dream的熏陶，大批印度高級人才涌向USA。

而中國，則要等到改革開放后，才有了赴美留學的熱潮。

在異國他鄉出一個企業高管，起碼要兩代人甚至更久，更別說世界500強CEO、科技圈頂流。往往第一代人創造環境，第二代人實現鯉魚跳龍門。他們像《山河故人》里的張到樂一樣，講著一口流利的英語，雖有歸途，卻無歸心；雖有舊人，卻無舊語。

因此，別說晚十幾二十年，就是晚一兩年，差距也很明顯。

其次，中國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反而導致人才斷層。

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互聯網產業剛剛起步，市場潛力巨大，張朝陽、李彥宏等一批在美國深造的高材生回國創業，創辦了搜狐、百度等互聯網公司，影響了中國乃至全球的互聯網發展進程。

反觀印度，基礎設施落后，種姓制度、官僚主義橫行，政治體制混亂無序，商業環境極其復雜……哪個印度人敢回去？

所以，當互聯網CEO這件事上，印度人鉆了空子。

再者，印度人確實總結了一套游刃于美國職場的打法，歸納起來就是重技術、重管理、文化基因。

印度的教育政策是重視工程技術教育，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仿照MIT建設7所印度理工院校，即印度理工大學7個分校，并逐漸發展了550 多所工程技術學院和1100多所科學技術學院。相比而言，中國的理工類院校少之又少。2015年的數據，中國理工類高等院校（包括以理工為主的綜合類大學）只有203所。

這些理工大學間接為美國輸送了源源不斷的精英。翻看印度裔CEO的簡歷會發現，他們也多是理工類出身。

同時，印度在培養管理型人才方面也不遺余力。以印度管理學院IIM為例：其作為印度管理人才的搖籃，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和MIT、哈佛商學院等合作建立分校，讓印度的管理人才名揚海內外。據統計，在硅谷擁有MBA學位的印裔占28%，華裔僅有7.2%。

因此，印度裔CEO也多有MBA學習背景，幾乎都是“技術+管理”復合型人才。

再加上印度人在復雜的社會環境里長大，性格方面又更愿意分享，也就更能適應美國職場文化。Zoom老板袁征曾表示，在硅谷成功的秘訣“主要還是文化問題”：

“比如，很多中國工程師在做項目時不愿跟人分享。然而這里卻很透明，所以你就算項目沒有完成，也應該開誠布公地溝通，想出一條解決道路。”

換句話說，華人在專業學習上較為片面，更崇尚“術業有專攻”，因此錯失了一些成為CEO的機會。

當然，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互聯網產業更多依賴于軟件開發和系統集成，對基礎科學的依賴相對較少；芯片產業更依賴于深厚的基礎科學知識。因此，華人作為典型的技術型領導者，更適合在芯片產業上綻放光彩。

這些年，國家日益重視并積極布局芯片產業，加上中國留學生量的優勢，相信未來在芯片領域，華人內戰將愈演愈烈！

參考資料：

元青 岳婷婷：新時期中國留美教育的發展歷程和趨勢，當代中國史研究

時代周報：印度裔CEO制霸硅谷，印度人膨脹了：我們一出生就是天才

遠川科技評論：印度科學家：能稱霸硅谷，但救不了印度

量子位：印度最強輸出是什么？CEO！印度裔統治下的美國巨頭：2家市值破萬億，掌舵30%五百強

美國留學媽媽圈：印度裔CEO在美國霸屏：為什么他們比華裔學歷低，卻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