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ONE文藝生活

ID丨one_hanhan

作者丨無言的

編輯丨姜姜

據日媒報道，現今“爸爸活”市場正活躍著300多萬的年輕女性。

什么是“爸爸活”？

パパ活是日本獨有的次文化，即通過跟中老年齡層的男性進行援交來獲得現金報酬。

男女雙方的年齡差距基本等同于父女，有的甚至接近爺孫。

其實早在2014年，“爸爸活”這個詞就在日本的互聯網上閃現。

但在后疫情時代的今天，日本女性以此為營生的情況，已經成了再普遍不過的日常現象。

在日本的社交網絡上，只要帶上「爸爸活」的關鍵詞發帖，很快就會有一大批男性發來私信。

“爸爸活”的核心，就是為這些饑渴的男性提供各種形式的陪伴服務。

不同的服務內容對應著不同的收費標準。

“爸爸活”最初的形式，其實只是簡單的陪吃、陪喝、陪逛街，不帶肢體接觸，只提供情緒價值；

后來，有人主動加錢，要求增加不越過紅線的擦邊服務；

再到如今，發生違反日本《賣春防止法》的性交易已經屢見不鮮。

日本愛知縣的警察常年在網上監察此類信息，一旦發現就會手動對賬號發出警告。

光是去年一年，他們就發出了3717條勸誡消息。

但“爸爸活”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齡化趨勢。

有16歲的少女被假裝“爸爸”的警察帶回警局教育時，還表示：

“身邊人都在做「爸爸活」，所以沒覺得這是不好的事情。”

另一名叫做A子的女孩接受采訪時坦白，自己13歲就開始從事爸爸活，到現在已經有5年了。

她的要求是單次收費25000日元（折合人民幣1153元），開房費另算，必須做安全措施。

但做爸爸活，往往也伴隨著暴力性行為，以及被偷拍、被直播的危險。

A子就遭遇過既沒拿到錢，對方也沒做安全措施的情況，只能自己半夜去急診買緊急避孕藥。

當然還有染上婦科病和性病，或是懷孕的可能。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方面的危害。

因為來錢夠快，很多未成年人的金錢觀逐漸滑坡，并被摧毀。

賺得多的時候一個月有25萬日元（折合人民幣11557元），這個金額是普通大學生的兼職收入沒法比的。

就像A子所說的，在這一行呆久了，自己的價值觀也因此定型。

“身邊很多人都在做一行，她們都挺有錢的，有一種我必須要追趕上她們的感覺。”

當手頭的錢越來越少的時候，“還是「爸爸活」好掙錢”的想法就會像條件反射一樣冒出來。

但“爸爸活”真的能致富嗎？

有數據顯示，做“爸爸活”的群體里，其實有61%的人每個月都賺不到5萬日元，折合人民幣2307元。

（圖源@納豆奶奶）

而在這背后，我們想要講述的正是女性貧困的悲哀。

日本社會也一直在反思：

為啥靠“爸爸活”為生的年輕女性越來越多？

一是社會問題。

日本正在走向階級固化的局面，草根的上升通道被方方面面鎖死。

而當整個社會的普通人都掙不到錢的時候，女性更容易落入貧困的境地。

英國經濟學人針對多個國家女性工作友好度調查的結果顯示，日本排名倒數第三。

事實也確實如此：

日本職場上的性別地位差異巨大，男女甚至難以同工，更別說同酬。

很多女性根本拿不到企業的正式合同，只能做時薪低廉的臨時工。

受疫情影響，日本的經濟萎靡不振；

物價卻直逼歐美，這兩年還漲了消費稅。

日本又高度崇尚男主外女主內，一旦男主人被降薪或裁員，整個家庭的經濟都將面臨分崩離析。

截止2021年，日本的相對貧困率為15.4%，這意味著大約每6.5人中就有1人處于相對貧困狀態。

再加上老齡化嚴重，老年人的醫療費用連年增加，可以為學生撥出的教育經費少之又少。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大學生只能靠自己掙學費和生活費。

日本大學的課業極其繁重，如果用那一點課余時間去掙錢，可能連正常的生活都難以為繼。

幸福總是不太好界定的，但不幸卻是非常明確的。

《東京女子貧困》就呈現了種種不幸。

有被父親私吞了助學金，還沒畢業就被迫背上百萬貸款的女大學生。

掙扎到最后，就只剩“爸爸活”這一個選擇，勉強做到一邊賺取生活費，一邊償還學費；

有法律系的大一學生，做“爸爸活”是為了掙錢給父親看病。

父親的治療總費用大概在200萬日元以上，但其實她一次“爸爸活”只能收到5000-10000日元的報酬。

大家可能已經看出來，造成這種局面的第二原因就是家庭問題。

做“爸爸活”的群體里，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個共同特征：

正在離家出走，或預備離家出走。

日本每年大概有10萬的失蹤人口，10-20歲的失蹤者超過了40%，其中又有三成會卷入或染指犯罪活動。

尤其是疫情之后，很多失業或收入大幅降低的父母，把巨大的生存壓力發泄到了孩子們的身上。

因此離家出走的未成年人越來越多，他們身無分文，居無定所。

這些孩子就算走投無路也不愿意回家，因為回去了還要面臨家暴和精神壓力。

16歲的Rena成績優異，單科年級第一，高考目標是關西國立大學。

但因為親生父親負債，有時候兩周都給不了她一分錢，導致她連學校的教材費都付不起。

Rena靠兼職攢下的積蓄被父親發現后，還會被強制拿走揮霍掉。

跟有家暴史的父親住在一起的每一天，她都是提心吊膽的。

所以她才會說出：

“比起能從父親身邊逃離，做“爸爸活”這點代價不算什么。”

更多已經離家出走的未成年人連個穩定的住所都沒有，因為拿不出身份證明，他們也找不到工作。

他們中有人直言“從來沒有被父母愛過的記憶”；

堅信“自己被生出來就是個錯誤”。

有人離家出走后被政府送到收容所，父母卻拒絕去收容所將她接回家。

還有被父母打斷牙齒的少女，苦笑著說看到大家活得都一樣爛就放心了。

有記者曾在東橫歌舞伎町采訪到一個16歲的“爸爸活”少女。

她面對鏡頭充滿期待地說，等攢夠錢就去讀職業學院，畢業以后成為美甲師好好工作。

但是當兩個月后記者再跟她偶遇，問起她的美甲師愿景，少女自嘲著回復：

“根本沒辦法考慮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我連明天都顧不上。”

而日本對貧困者的態度，看起來似乎只有四個字：

責任自負。

整個社會對風俗業的默許，就像在對外昭告：

你看，我們不是還給你留了條路嗎？

父母輩的貧困，疊加到了孩子們的身上。

孩子們半推半就地走上了違法的道路，徹底陷入惡性循環的漩渦。

在很多采訪視頻里，這些做“爸爸活”的年輕女性們都沒有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

她們表示，如果有一個同樣貧困的女孩來向她們求助，自己絕對說不出來“來做爸爸活吧”這種話。

因為對她們而言，這甚至不算一條荊棘路，只是一條絕路。

無論是微觀的家庭之愛，還是宏觀的社會保障，都是奢望。

現實就像北島的那句詩：

“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