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閻海東,1976年生于甘肅寧縣,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中文系。長期供職于媒體,業余從事小說寫作近四十萬字,現為職業影視編劇。
南頭村的孝子
閻海東
在我們村,老人孤寡,對兒女來說,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
連生已經至少七年沒出門了,他必須守在家里照顧孤寡老母。
自從七年前老父親去世,他的打工生涯就中斷了,此后,他陪著老母親,在黃土高原因遠離城鎮的村莊里度日。平常日子里,老家并沒有太多的活計,連生看起來游手好閑,渾渾噩噩,但村里人都知道,他在伺候老母,是個孝子。
莊里的青壯年如果不出門打工,是萬萬難以被眾人理解的。留守鄉里,必須有殘疾癡呆等十足的理由,否則會遭遇鄙視和唾棄。連生五十多歲,也是壯年勞力,不出門謀生,而在村里度日,唯一的理由,就是老母孤寡。
翻過年頭,連生的老母親已經八十二歲。2018年春節回村,我在路口遇見她,確實已經十分衰老,枯瘦如柴,只有小小的臉盤上保留著些微紅潤。即便這樣的年齡,在日上生活中,她依然堅強地自理著,所以連生看起來無所事事,似乎像是個多余的閑人,實際上他必須每天做飯,燒炕,處理類似的瑣事。
父親去世之前,連生夫妻一直在外打工,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的一家醫院做護工,工資還不錯。那時候,他的精神狀態完全是不一樣的,整個人生似乎也都在上升,過年回村,見人散煙點煙,高聲說話,議論外面的動態和行情。
連生中斷打工那年,大女兒剛考上大學,大兒子也已經上高中,正是用錢的時候,掙錢的事務,是萬萬不能中斷的。然而,因受到父親過世的影響,老母親忽然病倒,身體狀況很差,年后開春,連生無法出門,只能由四十多歲的妻子獨自返回北京打工,繼續在醫院當護工。
原本,看母親的狀態,連生以為只需要在村里守候一年,然而母親的身體卻漸漸恢復過來。此后,連生也曾產生過重新出門打工的念頭,但母親的一次意外暈倒,打消了他的念頭。他不敢把母親獨自留在家里。
連生守在村里的這七年,大女兒甚至已經讀完了研究生。大學畢業之后,連生考慮到妻子的負擔太重,一度不愿意讓女兒繼續讀書,但他的意見遭到了女兒的強烈反對,妻子那時候雖然為難,卻也支持女兒。事實上,對于這件事情,連生也沒有發言權。于是,女兒讀研的負擔,大兒子讀大學的負擔,全都落在了妻子一個人身上。
去年,大女兒碩士畢業,連生建議她回到老家考公務員,以此緩解家庭的財務壓力,女兒聽了非常生氣,因為按照她原本的計劃,她是打算去新加坡留學的,她甚至已經申請了獎學金,這一次,連妻子也開始勸慰女兒,說,家里經濟壓力實在太大了,實在無法支持她繼續讀書。
在父女爭執的過程中,因為情緒過于激動,女兒甚至指責連生作為一個男人毫無擔當,在家庭最困難的時候,窩在村里混日子。連生知道,女兒的抱怨,其實也是妻子的抱怨,由于七年時間的漫長分居,夫妻之間的感情,實際上已經很冷淡了。以前過春節,連生盼著老婆孩子回家,但現在他反而很怕他們回家,他似乎已經無法承受那種吵鬧和指責。
但連生還得繼續下去,母親年事越高,他越不能離開,曾在外打工二十多年的他,似乎已經習慣了鄉村的日子,并且扮演紅白喜事的重要勞力。春節過后,看著零零散散的青壯年出村務工,他站在路邊,心情已經非常平靜,對他而言,糾結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
三月的風刮來,整個高原都被刮得空蕩蕩的,春種前后,暖烘烘的陽光下,村子非常寂靜。能行動的老人,都在自家地里忙乎,因此,偶爾,連生只會遇到另外兩對老夫妻,七十多歲高齡的老丈夫,用輪椅推著同樣高齡的妻子,在白花花空蕩蕩的村路上散步,這兩個坐在輪椅上的婦女,都是幾年前突然中風癱瘓。
聽說,姓楊的老漢在伺候得失去耐心的時候,也會咒罵抱怨:你生了那么多兒女,為啥每天燒炕做飯端屎端尿的是我?但是老太太已經基本不能言語。節后臨走前,我聽說,輪椅上的這位老太太,已經去世了。
連生說,春節后的二三月是最難熬的月份,草木由枯黃漸變為綠色,然而每天的日子特別漫長,連生也經常會倍感無聊,“無聊得人想上墻。”他笑著說。他平時很少與妻子兒女聯系,按照他的說法,即使妻子電話打通了,也只是無休止的抱怨和吵鬧,至于兒女,早已經與他沒有共同語言,出于禮貌接通電話之后,只是哼哈兩句。
今年春節,妻子回來了,按照連生的說法,有點興師問罪的意思,兒子大學畢業了,在市里謀得一份工作,算起來年齡也不小了,但沒錢買房,婚事便無法提及。連生只能低頭無語,坐在板凳上聽著。妻子說,這個家快要散了。即使妻子說出這樣的話,連生也只能低頭無語,沒有一句強辯,他知道,強辯沒有任何意義,他當然很擔心這個家真的散了。
作為八十三歲的高齡老人,今年整個春節,許老先生似乎都滿懷巨大的歉意。
許老先生家與我家對門。兩年前,他看到我時,還跟我討論一會兒國際時政,今年春節期間,我每天遇見他在院子門口挪動小步轉來轉去,頂著滿頭白發,低頭不語,偶爾抬頭跟我說話,只是長吁短嘆。
臘月二十八,許老先生家里給長孫說親事。這當然也是許老先生的一個重要心愿,他希望自己過世之前,至少看到一個孫子結婚。長孫二十三歲,雖然年齡不大,也該娶妻生子了。
說親的氣氛很熱烈,但結局卻是令人沮喪的。眾人散去之后,許老先生來到我家院子,不斷地嘆息,女方的要求是:在市內買一套樓房,另外還要一輛十萬左右的小轎車。如此算下來,結婚起碼得近百萬。
事實上,在鄉村,許老先生家條件也算不錯。他是一個退休老教師,一個月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因為有兩個孫子,在鎮子上也買了兩院地方,這兩院地方,就是為兩個孫子結婚準備的,他原以為自家優勢明顯,結果卻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許老先生的妻子不到六十就生病去世,因此,孫子出生之后,他不得不協助照顧。照顧大孫子的時候還好,兒媳沒有出外打工,情況要好一些。等大孫子長到五歲,二孫子出生,家庭矛盾不斷升級,二孫子一歲半的時候,兒子兒媳一起出門打工,兩個孩子就由許老先生一個人照顧了,這一過程持續了十多年。
一個老頭子在家獨自帶著兩個孫子,艱難可想而知。我聽我母親曾經說過,小孫子兩歲多的時候,許老先生帶著孩子到自家地里干活兒,正午日曬,孩子饑餓焦渴,七十來歲的許老先生實在扛不住了,便在正午的烈日下,趴在亡妻長滿荒草的墳頭上放聲大哭,鼻涕眼淚糊滿了臉,路人看見,不禁心酸憐憫。
過了七十五歲,身體明顯不行了,四十多歲的兒子便留在家里照顧老父,柴水米油鹽,做飯,燒炕,洗衣服,扮演一個原本屬于家庭婦女的角色。兒子脾氣很溫順,雖然待在家里無聊苦悶,但極少與父親頂嘴,每日耐心地做著這些瑣碎的伙計。因為是少有的青壯年勞力,在二十多戶人家的新農村居住區,他幾乎算得上是一個義工。我每次回家,母親經常對我感慨他的孝順,說開口說話必先笑呵呵的,這便是養兒防老的眼前實證。
在許老先生看來,明顯是自己拖累了兒子,使他不能出門打工賺錢,然而,實際上,作為一個普通的體力勞動者,即便出門打工,要應付這么巨大的結婚成本,也是不現實的。至于許老先生的收入,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除買了兩院地方之外,就全開銷在照顧孫子上了,手里幾乎沒什么余錢。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許老先生才知道兒媳出門打工的正確性及重要性。在我母親看來,這位兒媳婦是個吃苦耐勞的賢妻典范,在外打工十幾年,有錢只進不出,常年租住二三百的小屋子,生活用度極為節儉。十幾年下來,少說也攢下五六十萬元,按照兩年前的行情,給兩個兒子娶媳婦應該是沒有懸念的。今年春節,兒媳滿懷希望回家過年,原本計劃把自己大兒子的親事確定下來,但說親遭遇的現實,無疑又是當頭一棒。
這個年過得并不喜慶,相互指責是在所難免了。媳婦埋怨的重點,是老公公和丈夫,在家沒有把兩個兒子教育好,弄得兩個孩子很沒出息,年后到了娘家,媳婦依然在對娘家人哭訴自己常年打工的委屈和婚姻市場的殘酷。許老先生只能自責,因為自己的老邁,而拖累兒子無法出門賺錢。
兩年前,因堂弟結婚,我回過村里一次。在那次婚禮上,我見到了十幾年不見的李老太。
盡管旁邊的人解釋說李老太已經癡呆,但她依然能認出我,坐在路邊柴堆旁,沒完沒了地跟我說話。在整個說話的過程中,我逐漸地感覺到,她確實已經癡呆。她一直在跟我絮叨自己的兩個兒子,大兒子一家在北京打工二十年,女兒嫁到北京后,全家就幾乎不再回家了;小兒子跟著媳婦做小生意,在鄰近的縣城買了房子,也常年在外不回家了,而丈夫去世已經五六年,只有李老太一個人依然住在破舊的窯莊院里。每月,由嫁在幾十里外的女兒專門趕來給拉一趟水,生活其他方面,只能全靠她自己了。
她當然很想兩個兒子,尤其是大兒子。二十多年基本不回家的大兒子,成為她對外面世界的全部想象,在她的想象中,大兒子人生十分成功,日子過得金碧輝煌,成了永遠的北京人,她為此感到十分自豪,一直問我是不是能經常見到她的大兒子,我向她解釋說,北京很大,一個人要見到另一個人,很不容易,況且根據她提供的信息,大兒子一家似乎在懷柔某個地方。但李老太堅持認為我能見到她五十多歲的大兒子,后來,我不得不謊稱見過幾次,確實過得相當成功,她很滿意我的回答,并反復囑咐我,遇到什么困難的事,就找她大兒子。顯然,相比之下,她認為小兒子不算太成功,因此,她也很少說到他。
在這些基本理智清醒的問答之后,李老太開始一遍又一遍地問我,她的大兒子還會不會回來,我說,應該會回來的,李老太又一次笑了,說,我活著他不回來,我死了他肯定會回來埋我。我點了點頭,在她的重復追問中,旁邊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解釋說,你不要跟她說話了,她已經傻了。
她確實已經老年癡呆,據說到了神鬼不分的地步,據村里人說,她經常說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讓迷信盛行的村人驚悚不已,有的人甚至因此相信她真的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今年春節回村,四嬸舉例說,李老太經常到她家來,讓她感到害怕、不安,有一天,她忽然嚷嚷著走進院子,說是在找自己的婆婆,而她的婆婆已經死去二十多年,但她堅持自己的婆婆在四嬸家串門。
初二那天,我在村口的路上遇到了李老太的已經快五十歲的小兒子,他說,去年后季,老太太忽然一場急病,他趕回了村子,本以為她已經快不行了,但照料了幾天之后,又漸漸恢復,看著老太太的樣子,小兒子實在沒法再離開了,只好帶著孫女回村,照顧一老一小。
我問李老太的小兒子,老人高壽?他說,過年就七十二了。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一陣蒼老襲上了他的額頭,這當然是一份尷尬和無奈,妻子是斷然不會回來的,這意味著他在年近五十的時候,必須自然地接受分居生活。而看起來,他為此也做好了所有的心理準備。
南頭村并不大,在村里,七十歲以上不能獨立生活的老人,少說也有近二十個,有老伴相互協扶的要好一些,兒子還有在外打拼為孫子賺取結婚用的機會,一旦孤寡,作為兒子,必須強行掉頭回村。孝道的傳承,在這個小村莊里以這樣默默無聞的方式延續著,成為村子最珍貴的記憶。
本文轉自:甘農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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