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憶江南按語】此文最后成稿于1990或1991年（之前初稿曾上傳過網絡），所謀生的杭州學軍中學一個領導看了后笑著說：“語文教研組Z組長就是這樣的作文教學套路！”本來文章是為《杭州日報》“教育園地”專刊寫的，聽了這話怕傷了同事之間的感情，便“藏之名山”。1997年任繼長接替了陳士良的校長位置，“新官上任三把火”花錢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一本“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集子，規定每人交一篇，老夫沒空奉陪，就用這篇“時過”并不“境遷”的文章去“摻沙子”。2010年為《中國經濟時報》副刊編輯徐冰兄寫文化專欄，是年高考前夕因人情所托輔導某名校高三尖子學生作文，又見“套路”作文的影子，遂推出以諷積弊，竟然被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全文轉載！

《中國經濟時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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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作文教學的功利性

金 新

語文教學務必走出應試誤區，步入素質教育軌道，已成不爭之理。但是，人們往往把目光停留在注幾多拼音、釋若干詞義、背些許段落諸低層次基礎之弊端，未將視線投向寫作之高層次意義之痼疾。為文乃衡量語文教學得失的試金石。語文教改之實：素質，素質之要：作文。“弱化作文教學的功利性”，就是淡化作文教學于社會化過程里旨在輔弼應考，執金不換、捏毛穎子“按圖索驥”而登赫赫高校之堂、入巍巍學府之室的實用主義的觀念。

確鑿，眼下作文教學不顧客觀對象的差異性，一味推崇實惠者日趨增多，考其類型有四：

一曰“押寶型”。工于此法者，窮察文題，甚而至于章熊之類日常嗜好細節，并以甲推乙、由乙導丙、從丙及丁，尋蹤覓跡詳加猜究，題型之類屬、線索之清晰、論理之嚴密，似無懈可擊。他日一旦“籌碼”跟命題相符，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二曰“假文型”。樂于此法者，遍羅急就華章，嘔心瀝血補刪增減，且一一刻印，人手一份，聞雞而誦、秉燭以讀，企望爛熟于胸，俟日后“龍門”騰躍之際借之模句、仿段、擬文，無苦思冥想之“弊”，有筆端生輝之“利”。這同“押寶型”雖乏雷同之處，卻具“東施效顰”之嫌。

三曰“鑄模型”。精于此法者，躬悟文脈，親解章法，嗣后習文設置若干模式，提供些許材料，“依葫蘆畫瓢”，一一填鴨，須臾成就。譬之如議論文：擺出引論、本論、結論之框架；給予“鳳冠”之典故、“豬肚”之實例、“豹尾”之警句，連接選擇，兩兩相合，師有“案牘”之勞形，生有游戲之意趣。

四曰“授訣型”。喜于此法者，秘傳令大文豪迅翁亦自嘆弗如的臨場自信法、多元控制法、快速集成法，名辭之冷僻、技法之新奇、見解之玄遠，讓人若隨太白詩仙夢游天姥，恍惚之余頓生“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之幻覺。

上例數法為實惠之典型，余者不復贅舉。這類追求作文教學“立竿見影”效應的方法，風靡盛行，無疑與為人師者助莘莘學子叩啟神圣“寶殿”之門的一番苦心孤旨相關，但更和我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相聯。

中國儒家文化極端重視社會功能。孔子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治人。”孟子也講：“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悠悠華夏古國長期的農業小生產的經驗論又促進了實用理性的長足發展，于是乎，文人墨客舉手投足遂以“仕途經濟”為唯一的價值目標，久而久之形成歷史文化心態定勢。這種傳統對現實的滲透是必然的，具體反映在作文教學里，就是：偏重功利性，即作文在滿足社會需求方面的外在價值；忽視非功利性，即作文在完善個體人格和精神方面的內在價值。

毋庸諱言，作文教學固應注重其外化的社會價值，為社會培養具備一定寫作能力的人才，否則，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然而，忽略其內化的個體價值，那對社會的適應只能是消極的適應，形同虛設。它所引起的副作用是頗大的，在滿足社會微乎其微的需求的背后是對社會貪得無厭的索取。“文章千古事”僅因求功名而已。清人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名為文學虛構，實乃人生摹狀，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科場舉子拜倒在程朱的腳下，編制又臭又濫空洞無物的八股文章，“良苦”用心不就是操此“敲門磚”得“稻梁”謀“肥缺”么？對社會談得上什么貢獻？充其量多了幾個請人代筆，或夾帶入場，丟紙團、掠磚頭，賄賂收買，爾虞我詐的文場敗類、官場丑類罷了。思古忖今，感慨良多。將作文教學模式化，確切地說八股化，純粹當成一種進學的手段，培養出來的學生，縱然誰把他們與梓公描繪的那群所謂“學而優則仕”者相提并論，是絕對的謬誤，正像柏拉圖下錯了人的定義一般可笑，這里有不可逾越的時空差，但就功名言，心理內核是否有相通點，便很難斷論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儒家文化的心理積淀，很難說不在他們的心中留下盡管是朦朧的印記，社會責任感又有幾多哉？這樣的學生走出校門后對社會需求的適應每每會隨著狹隘私利的急劇膨脹產生逆反驟變。新聞媒介披露的“公務員拿錢求文，寫作事務所包裝出來的文章竟成了晉升的‘階梯’”“辭書界抄襲詞條成風，呈‘王同億現象’”“象牙塔內剽竊成風，呈‘王銘銘現象’”“官場‘攻碩’、‘攻博’成風，秘書代聽課、‘刀筆’寫論文，呈‘權學交易現象’”……其許怪事無不證明：“天下文章一大抄”已不是空穴來風，“剪刀+糨糊+資料=文章=功名利祿”；作文教學注重功利性的負面影響，正在殘酷無情地“報應”社會。

事實上，作文教學不單純是技巧的傳授，架起通往高等學府的橋梁；更重要的是個體素質的培養，即思想的鍛煉、情操的陶冶，筑起到達崇高境界的坦途。俗話講：“文如其人。”一篇文章的優劣顯示了文作者思想的深淺、情操的高低。著名畫家李苦禪認為：“必先有人格而后才有畫格。人無品格，行之不遠；人無畫格，下筆無方。”丹青如是，作文亦然。心術不正，既令“刀筆”也枉然。中學語文課本這一作文教學的范本名篇迭出，而這些名篇之所以堪稱名篇，技法倒是次要的。屈原倘沒有對光明的追求，對正義的堅持，何來“逸響偉詞，卓絕一世”的《離騷》？魯迅若缺乏對封建宗法、倫理的深刻認識，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怎有“承遞自如，天衣無縫”的《祝福》？思想和情操之于作文教學，比其他任何因素均重要得多。劉勰有語：“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巴金有言：“沒有技巧的技巧是最高的技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看成是對思想與情操之至關重要的闡揚。

弱化作文教學的功利性，看似淡化了作文教學適應社會需求的外在價值，實質上是為了在強化非功利性，即個體人格和精神的內在價值的同時，消除私心雜念這一滋長、“附麗”于功利性深層的消極因素，從而對社會需求作出自覺的、積極的、高層次的適應。這也就是說，把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辯正地統一起來，將完成個體的社會化置于充分發揮學生個體價值的過程中。不然，那只是單純地適應社會，只能保證社會的簡單延續。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學說早就揭示了個中真諦，要想促使每一個體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成為社會進步的能動力量，只有促使每一個體素質不斷完善，才能真正和最后完成人的社會化。

鑒于此，在作文教學實踐里，處理社會價值與個體價值的矛盾，使之和諧統一，務須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宜重新審視作文教學的價值觀。作文教學不唯是自簡單而復雜循序漸進地教授技能，在試場上一顯身手，為高一級學校輸送人才，這是一種廉價的隱含著儒家文化實用主義傾向的社會價值；它亟需在完善個體素質方面一展宏圖，通過個體價值的“升華”來促進社會價值的“增殖”。

其次，要重新審視作文教學的目標。作文教學的對象是個性各各不同的學生個體，決不能用凝固不變的標準去束縛活生生的、千差萬別的人；教師必須制定全方位的目標，群體教育“私塾化”，以適應學生個體素質完善的需要。

再次，應重新審視作文教學的手段。作文教學時“押寶”、“假文”、“鑄模”、“授訣”形式多變，可能會產生短暫的轟動效應。但這種習慣于把學生納入精心策劃的思維模式中的做法，最終害了他們，不免落個“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后果。正確的方法是少一點文章作法，多一些文德文品，以談其文、知其人、論其世，諸如王仲任的破除陳言、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杜子美的顧念寒士、辛稼軒的憂國慮民、宋景濂的勤學質理、顧炎武的高風亮節、林覺民的壯志烈行等，明確作文與做人的關系，讓學生在非刻意政治氛圍中，先知文品而后曉章法。

第四，需重新審視作文教學的評價標準。作文教學的評價標準歷來“標準者不標準也”。張志公先生曾在《語文教學問題》內發抒己見：“學生的一篇作文，拿給十位老師看，大概要批十個不同的分數，差距可以大到十幾分，二十幾分，甚至三十幾分。老師憑什么判的分呢？也說不清楚，基本上也是一個人一個口味。”不幸的是，這種分數依舊在主宰著學生的“命運”，關聯著“幾家歡樂幾家愁”，它遏止了作文教學的生機，扼殺了教學對象的創造力。當然，就目前來看，立刻取消現有評分標準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的，可行的是逐漸削弱分數在作文教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學生從沉重的分數枷鎖下解放出來，為文不是考慮怎樣應付考試得高分，而是斟酌如何發揮獨特的思維優勢上“臺階”。實際上，有的文章從應考來說可打高分，由欣賞來講不敢恭維，此為高考閱卷者心領神會的事實。

上海的“韓寒現象”、石家莊的“王小平現象”、長春的“谷陽現象”已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作文教學必須走出功利性誤區；為人師者，尤其是“沐浴”現今準科學語文教學評價機制“雨露陽光”的骨干教師、特級教師，當見大而忘小，走出既定利益圈子，以顯名副其實。而能否造就為人生者的精神家園，是衡量“傳道授業解惑”之人水平的極其重要的尺度之一。

中國儒家文化對作文教學的滲透與影響是深而廣的，囿于知識水平，筆者只就“功利性”，或曰社會需求的外在價值這一小之又小的角度作了膚淺的探討（對立面，即“非功利性”，或曰個體人格和精神的內在價值，限于篇幅、范圍，也只籠統的提思想鍛煉、情操陶冶，沒有深入辨析該領域存在的共性與個性怎么看待的問題），提出了抑制的陋見，意在求教于讀者諸君，以圓芻議，期望對勢在必行的作文教學改革能起到一點推“波“助”瀾”的作用，偏激抑或荒誕之言，敬祈駁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