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承認與否,當下企業界已經形成一種普遍共識,那就是企業賺大錢、快錢的時代過去了,接下來要做好長期過苦日子的準備。企業營收增長能每年保持兩位數增速已十分不易,大型企業基本上艱難維持在個位數增速,很多企業呈現出負增長,甚至徘徊在虧損邊緣。
國運決定企業命運,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進出口,背后是企業的市場紅利、資本紅利和全球化紅利。企業發展有一面鏡子,那就是看中國經濟增速,增速放緩也就意味著企業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經濟運行周期。它就像套在企業身上的一個魔咒,甩不開,也擺脫不掉。
常規發展是符合企業預期、可預見、可控的增長模式,與企業所投入的資源要素成正比,通常是兩位數以內的增長速度。超常規發展,意味著企業脫離了設想的既定路線和軌道,實現了倍數或指數級增長。用大白話說,就是短期內能賺快錢和大錢。
企業在什么時候能實現超常規發展呢?總結下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1.消費旺盛,供給不足,需求嚴重大于供給,市場競爭不充分。
在改革開放初期,商品短缺,市場需求極其旺盛,這個時期的市場經濟處于待開墾的狀態,只要膽子大敢于突破傳統體制束縛,你就能成為第一批淘金者。
改革開放是中國創業者最大的政策紅利,伴隨著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加劇,越來越多的創業者瘋狂涌入,開啟多元化經營策略,不同行業的細小機會被挖掘,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被超預期滿足,市場競爭逐漸飽和,這也就意味著企業超常規發展的機會越來越少。
2.法律監管滯后,存在市場灰色地帶,企業在無序的市場環境下野蠻生長。
很多的法律和監管都滯后于行業創新,一個行業在沒有監管的真空期內可以快速獲得財富。在中國股市剛起步的階段,一些投機者鉆監管漏洞大肆坐莊斂財。在國企改革前期,一些人以盤活國有資產的名義低價收購國有企業,通過資本運作瘋狂套利,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案例數不勝數?;ヂ摼W金融在發展前期,監管者始終保持觀望態度,因為他們也有顧慮,管了可能影響行業創新,不管可能導致金融秩序混亂,所以要允許“讓子彈先飛一會”,這段時間里就滋生了野蠻生長的土壤,讓那些所謂的“創新者”賺的盆滿缽滿。
3.發揮資本杠桿作用,撬動更多先進的生產要素實現規模效應,以市場占有率換取市場壟斷地位。
在90年代,中國剛剛從稀缺經濟走向過剩經濟,比較常見的是白酒、飲料、食品、保健品等行業誕生了很多品牌,由于當時的傳播媒介有限,為了能夠脫穎而出,因此誕生了“標王”。企業將大筆資金預算投向央視廣告,影響消費決策,以獲得產品銷售利潤。1996年,山東秦池以6666萬元競得標王,得益于央視黃金廣告位的宣傳,當年度企業實現銷售收入是上年的6倍。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企業借助資本補貼獲取用戶,搶占市場占有率,規模效應越大邊際成本越小,在獲得壟斷地位后開發用戶數據價值,進而獲得巨額利潤。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富豪排行榜會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互聯網行業積累財富的時間要比傳統行業快很多。以前是用資本買黃金廣告位,換來品牌曝光率和銷量,現在是用資本買用戶,換來市場占有率和數據。平臺型企業實現了對產品型企業的降維打擊。
4.風口下的科技創新,創造出顛覆性的產品和服務,打開一個全新空白市場。
在互聯網領域,BAT利用不同市場的時間差在國內率先切入電商、搜索和社交等全新賽道,用創新思維打造互聯網產品,顛覆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在人工智能領域,OpenAI發布全新聊天機器人模型ChatGPT和文生視頻大模型Sora,開啟通用人工智能革命。在商業火箭領域,埃隆馬斯克開啟人類商業太空行走計劃,探索出火箭商業化的可行性。凡此種種,用技術創造一個新市場可以讓企業在一段時期內保持領先,實現超常規發展。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企業可以實現超常規發展的路徑,比如政商勾結、權力尋租,利用手中的權力壟斷資源,向存在利益輸送關系的企業傾斜;出現重大社會性黑天鵝事件,比如戰爭和瘟疫,相關軍工和醫療企業可以獲得大批量國家采購訂單。
當下的創業環境不容樂觀,企業超常規發展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首先,改革開放到達新階段,改革的領域會越來越細化,但廣度和力度不及從前,經濟騰挪的空間有限,所釋放的政策紅利會變弱。其次,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成熟,創業群體從草根創業轉向精英創業,市場競爭逐漸飽和,創新難度加大。最后,反腐和監管進入常態化,企業面臨的法治環境愈加完善,權力尋租、市場壟斷、野蠻生長的生存空間被壓縮。
我們不得不承認,賺大錢、快錢的時候過去了,你得看得上“小錢”,忍得了“慢錢”,賺得起“長錢”,但千萬不要巨額虧錢。等再過幾年,你會發現那些想要賺大錢和快錢的創業者都已經消失了,只剩下“活得久比什么都重要”的金玉良言。
企業要警惕“超常規發展陷阱”,及時診斷驅動企業超常規發展的內核是否是良性且可持續的,是否會對企業的長期增長戰略造成致命隱患。同時也要反思,企業自身是否有足夠的系統能力來支撐超常規發展,以及是否具備能力來應對超常規發展可能帶來的諸多負面考驗。
創業者要有一種優秀的品質和能力,即“不是知道自己做什么,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做與不做”本質是對誘惑和風險的邊界認知,“做”是追求誘惑的過程,“不做”是面對誘惑時能保持一種定力,對風險的一種理性約束。在絕大多數的失敗創業案例中,抵制不住短期利益誘惑做了錯事,做了不該做的事,往往才是最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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