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興起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上帝”，如同打了一針鎮痛劑和興奮劑。要想徹底戒斷這味藥，就需要一位真上帝

我在寫了 以后，本來想后續寫一些事件的進展，但怎么發都發不出，那封父親寫的信也發不出。不管是我的文章還是受害孩子的父親那封信，都是宣揚擯棄民族仇恨，宣揚友好相處，貌似和官方口上宣揚的正能量吻合，我很少正能量一次，沒想到還被刪了。看來掌權者希望此事盡快被忘掉。這起事件無論以何種角度解讀，似乎都在民族敘事與睦鄰友好之間，進退失距，尷尬卻難以言表。

沒想到，網紅羅翔老師也遇到這樣的尷尬，但他用了春秋筆法，講了一段民國初年排滿的事件，以此來說不要狹隘的民族主義，要關愛個體的愛國主義。

不過這次為難羅翔的，不是官方，而是人民，據說罵聲一片，掉粉無數。這一點，我也有體會，比如在我文章后留言的這位：

總感覺他們的邏輯過于精奇，因為幾十年前和那孩子同一個國家的人，殺害了幾十年前和我同一個國家的人，所以在幾十年后，要殺那孩子。這個比麻花還要繞的腦回路是怎么生成的呢？

我小時候，班里有個姓李的人，說要找我算賬，因為我的祖先安祿山造反了他的祖先李唐王朝，所以，他作為唐明皇的血脈傳承，要找我這個安祿山的血脈傳承報仇。這當然是小孩子的玩笑，所有人聽了都會一笑了之，不會當真。

張獻忠屠殺了那么多四川人，什么姓的人都有，是不是我們都要找姓張的算賬？

這些都是笑談，沒人當真，但要知道，血緣關系是看得見的，天然具備的關系。國家民族則是想象的共同體，我們和湖北江蘇人為何是一個民族的呢？這需要一整套民族敘事才構成。比一家之姓的關系疏遠多了。因此，這種找現在的人，報N 年前國仇的想法難道不是更荒謬嗎？

因為男人壓迫了女人幾千年，所以一個女人要憎恨所有男人，估計這個女人要么有人格障礙，要么有精神障礙。把性別換成國別，難道不也是一種病嗎？噢，也不一定是病，現在很多情感博主就專門制造男女對立，他們從中牟利，所以這個女人也可能是韭菜。而那些誓言報N年前國仇的人，要么有病，要么也是被司馬南，張維為等“愛國癥能量”們收割的韭菜。

羅翔講到當年同盟會就是制造這樣的民族仇恨，號召漢人起來反滿人，以實現他們推翻清王朝的目的。為什么漢人要恨滿人，因為當年嘉定三屠等血案，你們殺過我們，你們奴役我們幾百年，我們當然要報仇。仇恨是天然的粘合劑，能團結更多的人，而激活一個人的惡和血氣，比激活他的愛心容易得多，這樣確實幫了同盟會很大的忙。

但這個邏輯太Low。照這樣說，秦人（陜西人 ）滅了六國，是不是所有人都弄陜西人。蒙古人，契丹人等等都統治過中國，漢人和苗人彝人吐蕃（藏）突厥回紇等也有多年爭戰，這些民族的后人干脆就整天處理國仇家恨得了。如此荒謬的邏輯，居然割了很多韭菜。

梁啟超的一大創新就是從西方的民族主義那里，引入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大家別翻歷史舊賬了，都是“中國人”，歷史上的打打殺殺是民族文化融合的過程。這個敘事解決了很多問題，后來，從同盟會到革命黨也不提“驅除韃虜”了，直接提“五族共和”。之前制造民族仇恨只是手段，同盟會的綱領哪有這么Low，它是要建立民主自由現代國家。

因為他們認為現代國家是優于傳統國家的，這個邏輯是社會進化論的產物。進化論敘事就讓人們懂得，只要是進步的事業，就值得拋頭顱灑熱血，哪怕殺人也是正義的。我有次去參觀成都的彭家珍故居，這個彭家珍當年是孫中山的心腹，被其派去刺殺滿清貴族良弼，因為這個良弼反對革命，主張改良，顯然不進步，阻礙了社會發展。彭家珍渾身捆綁著炸藥，抱著良弼，點燃了導火線，最后與其同歸于盡。這在今天看來，妥妥的恐襲，但在當時屬于進步事業，因為我們是三民主義，是進步的事業。孫中山為其題詞“我老彭收工彈丸”，作為英烈載入史冊。

后來的主義，一個比一個進步，也一個比一個死的人多。進步的就是正義，落后的就是反動，反動的想報仇就屬于復辟。這套社會進化史觀，或進步史觀的敘事，成為了20世紀的主流之一。

再后來，進步的盡頭成了毀滅，沒人再相信階級斗爭敘事，良心的不安回歸世俗。這套進步主義的敘事失去了魔力。

然而，民族主義的魔力在中國又浮囂塵上，梁啟超把民族主義觀念引入中國解決問題的同時，也留下了一個BUG。那就是羅翔在視頻里講的，當民族主義走到極端，就會唯我獨尊，如同那些愛國癥能量們的表演。

民族主義以前，人也有國家或城邦。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不過，以前的政治主要是貴族的事。羅翔說，民族主義起源于法國，其實，法國大革命提出的是“人民主權”的觀念，也就是說民族國家的主權在民，不在君主。這個敘事一推出就具有超強的魔力，原來我們是人民啊，國家是我們的，或者說我們是國家的。“人民主權”繼續發展，到了德國哲學家那里，就有了“民族主義”，我們組成的民族國家最光榮偉大的，這建構起來每個人活著的意義。

但二戰和冷戰，在摧毀進步主義的同時，也摧毀了民族主義的光環。進步主義的盡頭是毀滅，民族主義的盡頭是瘋狂。

冷戰后，對民族國家的愛，不再是以民族主義的方式，而是愛國主義。就像羅翔講的，前者是唯我獨尊，后者是愛這地的人。如果在看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后，你恨惡日本，就錯過了。應恨惡的是罪，應愛的是罪人，這才是通往愛的敘事。

但真正的問題是，為什么民族主義總是落下去又冒出來，如同不能根治的頑疾。

因為我們需要同一個主宰，成為同一類人。這如同DNA般固定的跟隨每個人。黑格爾說，上帝之后，國家是活著的上帝。民族主義的興起為世界提供了一個“上帝”，如同打了一針鎮痛劑和興奮劑。要想徹底戒斷這味藥，就需要一位真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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