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少將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字沛然，吉林省東豐縣人。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位列少將之首。是我軍優秀的高級軍事指揮員，抗美援朝期間，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首任參謀長，也是彭德懷心中的“諸葛亮”，參與多次重大戰役的指揮，并作為朝中方面代表參加開城停戰談判，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1、改名風波：從“解如川”到“解方”

　　解方，原名解如川，后來之所以改名叫解方，是他到延安后毛澤東為他改的名字。毛澤東為何要這樣做呢？這與解方此前的經歷有關。

　　解如川早年就讀于奉天高級中學，畢業后被東北軍選送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30年，解如川回國后加入東北軍，同年秋任天津市保安總隊總隊長。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制造武裝暴亂，史稱“天津事變”。事變中，解如川與賈陶（中共地下黨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孫銘久、黃冠南等人臨危受命，果斷率隊予以還擊。因解如川精通英語、日語，又洞悉日軍陰謀，就肩負起對日交涉的重擔，其縝密的思維、快速的反應、無懈可擊的辯才常常使日軍理屈詞窮。由于解如川等人的頑強抵抗，日軍武力圖謀終究未能得逞，轉而向南京政府施壓，要求撤換天津當局。最終，天津市警察局局長由親日派擔任，保安總隊長、各科科長紛紛辭職，解如川也被迫“因病請假”。

　　解如川一直抱有“富國強兵”的理想，想做一番事業挽救國家于危難，但在天津的經歷，使其目睹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者始終采取不抵抗政策，尤其是將東北軍西調“圍剿”紅軍，整日忙于內戰而視國家前途于不顧，為此他深感苦悶。為尋找新的救亡圖存道路，他曾多次向賈陶表示想要接觸中國共產黨。

在赴廣西考察途經西安時，賈陶介紹他與負責開辟東北軍黨的工作的中共黨員苗浡然認識。苗浡然向解如川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的方針政策，使他感覺“猶如在迷茫中看見了指路明燈”，他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4月，解如川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秘密為黨工作。同年在東北軍第五十一軍軍部參謀處任二科中校科長。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當天，在距西安千里之外的蘭州，解如川與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參謀長劉忠干等愛國將領，發動了響應西安的蘭州事變。事變中，解如川親自指揮部隊包圍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公安局、特務組織以及中央軍第七軍炮兵團。他們的果斷行動，穩定了蘭州局勢，壯大了西安事變的聲威，增強了西安事變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談判地位。

之后，解如川即被派往廣西，與李宗仁等聯絡抗日事宜。1937年2月，解如川回到西安，向周恩來匯報了廣西的情況和李宗仁的政治態度。周恩來肯定了他為促進東北軍和李宗仁聯合抗日所作的努力，并指示“要把東北人民、東北軍、東北救亡團體團結起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民主，實現抗戰”。

　　全面抗戰爆發后，解如川被派往第五戰區。徐州會戰后，解如川任東北軍第五十一軍一一三師三三七旅副旅長，后調任第一一四師參謀長，并任中共第五十一軍工委書記。解如川隨部到達魯南后，與中共山東分局取得聯系，積極開展黨在東北軍的工作。1940年6月，東北軍第五十一軍工作委員會遭到破壞，解如川等人被迫撤出山東，前往延安。

左一為解方將軍

　　1941年，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周恩來親切接見了解如川等人，毛澤東動情地對解如川說：“你已經回家，應該有一個響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給你改個名字，叫‘解方’好嗎？”解如川明白“解方”意思是指“解放”，他終于被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了。自此以后，“解方”成為解如川的正式名字。

解方到延安后的第1個職務是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局局長兼一科。科長專職研究日軍，科里除一人稍懂日語外全是新手，而解方在延安那方天地里無疑是這方面的專家和權威了。他認為研究日軍首先要掌握基本情況，從日軍的序列建制、編制裝備、將領素質、駐地分布等等，到與日本軍力直接相關的國內情況都要了然于心，心中有數。

而他自己就是個活資料庫，幾乎一切從零起步的一科在解方的領導下很快邁入了一片新的天地。那也是他一生中最心情舒暢的時期之一。因為天津事變，張學明辭職，解方和張學明共進退，到北平閑居。

而就在這時媒人接踵而至，先后給他介紹的姑娘有張學明的小姨子、榮珍的女兒、張學良的妹妹等等可解方從來就不是攀龍附鳳之人，至于抽大煙逛窯子賭博之類，這些舊軍人習以為常的劣性更是和他絕緣。憂國憂民、報國無門，解方就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潛心鉆研日本這個對中華民族危害最大的對手。

2、參謀崗位：運籌帷幄，出神入化

解方一生戎馬倥傯，所從事的多是出謀劃策的參謀任務。1942年，毛澤東專程到延安棗園中央情報部，向解方了解萬毅在東北軍被扣的情況。在延安，解方先后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室第三局局長和第一科科長、中央黨校軍事訓練班秘書長、八路軍第三五八旅參謀長，并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副參謀長兼參謀處處長，遼寧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十二兵團參謀長等職，可謂是資深參謀長。

韓先楚稱贊他“有勇有謀，敢打善拼，是個出色的指揮員”，并說“在一些重要戰役戰斗中，聽了他的意見就打好了，有一次未聽他的意見就吃了虧”。余秋里評價解方“有卓越的組織戰役的才能，特點是周密、細致”。抗日戰爭之初，解方將軍受張學良派遣，三次入桂，游說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抗日，初露舌辯之才，人稱“解鐵嘴”。

志愿軍跨過鴨綠江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為保衛我國東北邊境安全，7月上旬，中央軍委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三兵團開赴鴨綠江邊，鄧華、洪學智、解方、杜平分別任第十三兵團司令員、副司令員、參謀長、政治部主任。

　　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后，解方立即打點行裝，告別妻兒，前往鴨綠江邊。8月，解方到達安東第十三兵團司令部，洪學智召開司令部干部會議，向大家介紹解方。會后，解方來到司令部作戰室，要求作戰參謀匯報兵團所屬各軍、各師的部署情況以及朝鮮人民軍和敵軍的情況，并要求匯報朝鮮的地形情況和我軍渡江作戰準備工作等。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解方快速熟悉所屬部隊人員編制、裝備狀況，詳細考察鴨綠江沿岸的地形、水勢、橋梁等情況，研究朝鮮戰場敵我態勢等軍事情報。他指出：“將來進入作戰的特點是現代作戰、山地戰，因此要具有現代兵種配合作戰的知識與思想，做好可能采取攻堅戰的準備。” 8月31日，解方執筆起草了以鄧華、洪學智、解方三人署名的《關于邊防軍作戰準備問題給林彪的報告》。這份報告詳細匯報了敵我力量對比、朝鮮地形、供應問題、敵人企圖、我方作戰方針等，就如何“速戰速決”提出建議，其中包括空軍參戰、增加參戰部隊、為部隊增配高射炮和反坦克武器、加強后勤保障機構、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偵察情況等。

報告得到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聶榮臻等中央首長的高度重視和肯定。這是解方就任第十三兵團參謀長后，與兵團司令員鄧華、副司令員洪學智的第一次合作。他對問題的深入了解和精辟分析，得到鄧華、洪學智的認可。他在兵團機關逐步樹立起很高的威信，與各軍首長建立起密切的關系。

　　隨著朝鮮戰爭形勢的發展，10月8日，應朝鮮政府請求，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將東北邊防軍改名為中國人民志愿軍。10月25日，毛澤東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第十三兵團黨委并轉各級黨委的電報，明確志愿軍領導機構設置和主要干部配備問題，任命彭德懷為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樸一禹、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鄧華、樸一禹兼副政治委員，解方為參謀長。

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與參謀長解方在一起

　　解方很善于領會和執行彭德懷司令員的作戰意圖。他經常夜以繼日地與司令部有關部門領導深入分析研究，就如何有效貫徹志愿軍首長的意圖提出很有見地的建議與有效措施。入朝作戰后，解方一直伴隨彭德懷左右。他以超常的記憶、敏銳的思維、精深的謀略和出色的工作，很快得到彭德懷的信任和器重。每當彭德懷籌劃一次戰役、調整一次部署時，常常說道：“叫諸葛亮來談談情況。”彭總所說的這個“諸葛亮”就是解方。

志司機關干部后來回憶，彭總非常嚴厲、愛“訓”人，但從未聽到彭總訓過解方。曾有一位同志說解方是“舊軍人”出身，彭總一聽火冒三丈，嚴肅地批評說：“舊軍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懷，還有朱德、賀龍、葉劍英，哪一個不是舊軍人出身？我看解方是個好同志，是個稱職的參謀長！”

　　彭德懷打仗是出了名的不怕死，經常在前沿陣地指揮作戰，所以，對彭總的安全，解方格外注意，分外小心。有一次，敵機轟炸志愿軍司令部，彭德懷不進防空洞，解方如實將情況報告軍委。周恩來總理得悉后，親自起草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要求“一定要注意彭總的安全”，并指定解方負責。為什么指定解方？周恩來說：“解方同志辦事精細負責。”足見黨中央對解方的了解和信任。解方還親自在比較隱蔽的山溝里，為彭總選定一個防空地點，派人挖了個小防空洞，并強調“在必要時，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彭總的安全”。

　　作為志愿軍參謀長，他多次調：“司令部要解決如何保證與部隊不間斷的聯系問題。戰斗的發展也將是迅速的，在一個戰斗接一個戰斗的情況下，司令部如何保證首長不間斷的指揮，是極其重要而又是很艱巨的工作。”對參謀工作，解方也有明確要求，指出參謀工作在戰前、戰中、戰后的最高要求分別是“能夠貢獻作戰意見，檢查與幫助部隊對命令的執行；能將一天的情況或一個階段的情況做出綜合性的總結，有分析判斷，提高戰術水平，掌握戰機；總結階段作戰的主要經驗教訓和提供下次作戰意見”。

志愿軍戰士

每次戰役間隙，解方都會組織志司干部到各部隊了解第一手資料，有時也親自到基層部隊了解情況，并將調查的情況加以綜合分析，歸納其中的主要情況和問題，或者親自向彭德懷匯報，或者寫成文字材料分送首長們。第三次戰役后，我方后勤供給線遭到敵空軍轟炸，糧食供應成為難題。為此，解方派干部到各部隊了解情況，結合戰場實際，首次提出把炒面裝在米袋子里，這樣戰士既方便攜帶又方便食用。志愿軍司令部認為這是解決當務之急的好辦法，命令在全軍推廣。

　　在第五次戰役期間，彭德懷派解方回國，向毛澤東匯報戰役情況以及我軍轉入防御作戰的部署與作戰方針。1951年5月27日，毛澤東約見解方和陳賡，聽取解方匯報朝鮮戰場情況。在這次會見談話中，毛澤東把集中優勢兵力打小殲滅戰形象比喻為“零敲牛皮糖”。從此，“零敲牛皮糖”成為志愿軍在防御作戰中打小殲滅戰的專用名詞。當天，解方便將談話要點整理成向志愿軍黨委傳達的電報，經毛澤東圈定后發出。第二天，解方馬不停蹄地經東北軍區返回志愿軍司令部。回到志愿軍司令部后，解方又向黨委會專門匯報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情況以及毛澤東的指示批示。

1950年8月中旬，朝鮮人民軍已經解放了南朝鮮90%的地區，將美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壓縮到洛東江以東一萬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域。然而，朝鮮人民軍一路南下，后方空虛、兵力不足的戰略弱點已經比較明顯。

解方根據朝鮮地形和美軍作戰特點判斷：美軍將以一部兵力在現地與朝鮮人民軍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漢城地區大舉登陸，對朝鮮人民軍實施前后夾擊。如果這樣，朝鮮人民軍將腹背受敵，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立刻向鄧華、洪學智作了匯報，并以鄧華、洪學智、解方3人的名義給中央軍委起草了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重視這一報告，立即組織人員進行仔細研究，作出了麥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陸、實施兩棲登陸作戰的判斷。

事態的發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軍集中了7萬余人，在200余艘艦艇、500架飛機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陸。 第4次戰役時，由鄧華指揮的東線部隊預計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橫城方向實施反擊。發起反擊的當天，在選擇主攻方向上產生了兩個方案，各有利弊。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總希望與鄧華交換意見，決定取舍。當時，志愿軍司令部與鄧華指揮所沒有建立有線電話，而無線電話在戰役打響前不能使用，只能靠電臺聯絡。

這種戰役部署的電文一般比較長，通常一個來回要兩天。時間緊迫，按常規辦事勢必貽誤戰機。 在這種緊急情況下，解方果斷地改變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戰、機要、通信電臺人員同時上崗，每崗安排兩人值班，彭德懷開始口述后，就擬一組，譯一組，傳一組，流水作業，只兩個小時就完成了兩個指揮部間信息傳遞任務，效率提高了幾十倍，有力地保證了戰役反擊按預定計劃當夜發起。解方稱這種緊急情況下的高效運作方法為“救火車”，意即如救火車行駛在大街上，暢通無阻。這在當時我軍尚屬首創。這種方法的運用在以后成為一種制度，只是名稱改為“電臺全程預告”了。

3、辯才雄風：談判桌上有理有節

　　中國人民志愿軍副司令員兼后方勤務司令部司令員洪學智曾說過：“戰爭，從來不單是孤立的軍事行動，總是同外交斗爭緊密結合。”經過5次戰役后，美國被迫坐下來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解方參謀長受命為中朝方面的主要談判代表之一。在談判桌上，他發言反應迅速，應對鞭辟入里，有一種無可置辯的邏輯力量，顯示了高超的對敵斗爭藝術。

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彭德懷建議鄧華與解方為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并安排解方迅速投入到雙方聯絡官預備會議籌備工作中，對談判的各項事宜，如會場的選擇、布置、警戒等，均事先作好準備。解方后來回憶：“雙方由敵對的情況轉入面對面的談判，許多細節問題都要考慮到。”

　　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來鳳莊正式開始。談判開始后，雙方就各執己見，爭論不休，耗時一月有余，仍談不到一起。8月17日上午，解方、李相朝與“聯合國軍”代表團代表霍治、勃克召開朝鮮停戰談判會議聯合小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初步討論解決談判僵局的辦法。

不料，就在談判期間的8月19日，美國武裝人員非法侵入開城中立區板門店附近，突襲我方巡邏人員，我方軍事警察排長姚慶祥壯烈犧牲。解方得知后，立即與李相朝赴板門店附近的姚慶祥烈士遺體停放處致哀并發表講話。解方說：“姚慶祥烈士是站在保衛開城停戰談判的和平前哨上犧牲的。他這種為了和平而獻出自己生命的高貴品質，一定會激勵中國人民志愿軍捍衛和平的堅強決心。”第二天，解方與李相朝赴醫療所慰問負傷的巡邏隊員王仁元。

　　美方不僅在談判中采取故意拖沓態度和突襲我方巡邏人員行為，還悍然發動夏季和秋季攻勢，造成談判一度中斷62天。1951年10月25日，雙方代表團復會。為加速停戰談判，雙方商定由聯合小組委員會繼續討論，確定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地區。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解方強調：“雙方必須根據公平合理的原則，提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

　　11月14日，解方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重要聲明，指出“朝中方面從一開始就為早日獲得朝鮮的和平而斗爭，現在仍為這一點而斗爭”“過去4個月的經驗證明，美方一直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搖擺不定”。

　　經過我方不懈努力，并在原則范圍內適當讓步，談判就分界線協議最終達成一致。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談判又在停戰保障協議上陷于僵局，其中一大分歧點是關于輪換軍隊和補充武器問題。美方要求有權輪換軍隊，我方同意了這個建議，并主張應把輪換的人數限為每月5000人。但美方認為這個數目不夠，并要求有權把舊武器換成新武器，用滿裝的彈藥箱來換掉空彈藥箱，還要求對朝鮮北部的軍事設施加以限制，包括絕對禁止修建飛機場，同時要進行空中偵察以保證飛機場不得修復和重建。

解方認為這是干涉朝鮮內政，明確告訴美方絕對不能接受這一要求。他說：“你們明明知道，過去我們一貫地堅決反對這種要求，但是你們絲毫沒有放棄這種無理主張的意思”“你們有權采取你們愿意采取的態度，但是如果你們不采取協商的態度，那么，拖延談判的責任就應該由你們來負。”

　　12月24日，在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解方對我方的方案提出了幾點修正，包括停戰協議簽字后，雙方不得從朝鮮境外輸入作戰飛機、裝甲車輛、武器與彈藥；同時規定中立國監察機構在交戰國雙方或一方提出視察的請求時，即須進行視察。然而，美方仍沒有放棄干涉朝鮮內政的要求。解方鄭重表示：“只要美方放棄干涉我方內政的無理要求，會議就立刻會有進展。”

12月27日，解方在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總結發言中，詳細回顧12月3日至12日、12月14日至23日，兩次因美方提出無理要求而使談判進程拖延的具體細節，痛斥30天來美方在第三項議程上所采取的一貫的拖延政策。

解方指出，談判以來的一切事實證明“我方是竭力贊成雙方能達成一個穩定和有效的停戰的。我們的誠意和善意表現在一個月以來我們歷次所提的具體建議上”“我必須坦白告訴你們，全世界所有公正的人士都會坦白告訴你們，你們不是這場戰爭中的戰勝者”。解方還明確向美方表明我方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我方堅決認為停戰期間我方在朝鮮境內處理某種設備的權利絕不容你方過問。我方的領空絕不容許任何人進行偵察。”

朝鮮停戰談判

在確定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區的談判問題上，我方代表提出以“u2018三八線u2019為軍事分界線”的方案。本來在停戰談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張，此時卻橫生枝節，加以拒絕。他們自認為，雖然雙方相持于“三八線”，但在空中、海上他們仍有絕對的優勢，“海空軍優勢必須在地面上得到補償”，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萬平方公里。

這一強盜邏輯理所當然遭到我方嚴厲的駁斥。會商十幾次毫無結果。在后來的一次小組會談中，解方回敬說：“我承認你們的海空優勢。你們是陸海空三軍參戰，但是你們不要忘了：我們一軍對三軍就把你們從鴨綠江邊趕到u2018三八線u2019，如果是三軍對三軍，早把你們趕下大海了，還有什么談的余地呢!”

對方張口結舌，無言以對。在另一次小組會上，解方又幽默地說：“既然你方說你海空軍強，我方說我陸軍強，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設想：在停戰時，只讓雙方數目相等的陸軍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陸軍不停火，你們的海空軍也不停止行動，這樣好不好?”一席話戳穿了美方荒謬的“海空優勢論”，對方無法反駁，卻堅決不干。 美方在談判桌上談不贏，就狂妄地叫嚷：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對于這種威脅和恫嚇，解方針鋒相對：你們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戰場上得到！

　　由于美方無休止地玩弄拖延手段，第三項議程的討論歷時40天仍未能達成協議。1952年1月5日，在第三項議程的小組委員會的又一次會議上，美方代表滕納仍堅持美方干涉朝鮮內政的侵略性要求，荒謬地要我方放棄主權。解方正告滕納：“你們自稱和平天使、文明分子，公然宣稱要讓別人放棄主權，將內政讓人干涉。你們不要做這種夢想，這是絕不能允許的。”

美方為拖延談判，故意捏造一個所謂我方從朝鮮境外運入大批裝箱飛機的謊言，借此掩飾他們拒絕接受我方所提方案的行為，為他們堅持干涉朝鮮內政的侵略性要求作辯護。解方在1月7日的會上，再次痛斥美方制造這種可笑的、毫無根據的謊話，指出“這是有計劃的誣蔑行動”。美方找不到合適的借口，便采取空襲我方代表團車輛以阻撓談判的卑劣手段。解方在會上嚴正指出：“你方什么手段都用過了，但同樣的手段在去年8月沒有行得通，現在也是絕對行不通的。”

　　1月24日，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會議再次召開，解方系統闡述了美方各種論點的虛偽和空洞，駁斥美方支持所謂“限制機場修復與興筑”的無理要求。他指出：“我方堅決反對你方在朝鮮停火與停戰的具體安排問題的討論中，提出與堅持限制朝鮮境內機場設備的規定，基本理由是因為這種限制干涉到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內政，它是一個雙方在對等基礎上進行的軍事停戰會議所不應該和不容許提出討論的條件。”他還一針見血地正告美方代表：“我坦白地告訴你們，如果辯論不能幫助你方達到這種非分的目的，挑釁行為與恫嚇，也絕計幫助不了你方的。”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以及美方在戰場上已無勝算，最終，美方不得不同意我方提出的公平合理主張：雙方各提出兩個中立國家，組成監察國。監察國由我方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美方提出的印度、丹麥組成。1952年4月28日，停戰保障問題最終達成協議。

　　談判最后一個關鍵問題是關于戰俘遣返，美方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最為頑固，因為在前面兩個問題上他們的陰謀均未得逞，所以這項談判議程從1951年12月開啟，中間經歷多次小休、中休，至1952年10月中斷。

　　1953年4月26日，談判重新復會。此時，雙方談判代表均有變動。中國人民志愿軍方面，由丁國鈺將軍代替邊章五將軍，柴成文將軍代替解方將軍為談判代表。此前，中央軍委于4月18日決定，解方與第十九兵團司令員韓先楚、第二十兵團代司令員鄭維山回國任職，由李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參謀長。4月19日，毛澤東正式簽署命令，解方調任中央軍委軍訓部副部長。

朝鮮停戰談判舊址

　　解方在談判期間，牢牢堅持公平合理原則，以極大的耐心推動談判，有理有據與美方開展斗爭，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最終取得勝利。他回憶道：“談判桌上就是一點事也不能讓步，這是斗爭，輸一局都不行。”解方在談判期間的出色表現，得到了黨中央和志愿軍司令部首長，甚至是美方的高度評價。

彭德懷曾對他的辦公室主任楊鳳安說：“回國后，我要把解方推薦給周總理，讓他干外交。這樣的外交人才不多呀！”李克農稱解方在談判桌上“立場堅定，善于動腦子，講話有水平，非常機敏，是個難得的人才”。美軍談判首席代表喬埃也在回憶錄中說，解方“思維敏捷”“很難對付”，是談判的主要對手。

　　參加抗美援朝戰爭近3年時間里，解方忠實履行志愿軍參謀長和談判代表的職責，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彰顯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軍事指揮員的良好素質，為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