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幾個“政府鼓勵創新”的小故事。

差不多1950年前，在古羅馬帝國，透明而又堅硬的玻璃是一種奢侈的商品，最糟糕的是，如你所知，玻璃很容易碎掉。這個時候，有人發明了一種不容易碎的玻璃（大約類似于今天的鋼化玻璃），他趕緊跑到當時的皇帝提比略（古羅馬帝國第二位皇帝）那里，展示自己的發明成果，想要領到一大筆獎金。

皇帝問他，你是否把這個發明告訴了別人，他很高興地說“沒有”——提比略說，很好，把這人拖出去給殺了！

理由呢？“免得黃金一文不值！”

同樣在古羅馬帝國，有個人發明了一個裝置，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運輸巨大而笨重的石柱——而羅馬在興建各類大型建筑的時候，經常要采用這種石柱，政府通常的做法是雇傭很多羅馬公民和奴隸來完成這些工作。

這個人告訴皇帝葦斯巴薌，他的裝置，可以大大降低石柱的運輸成本，節省很多的勞動力。

葦斯巴薌還算客氣，沒有殺他，但還是斥責了他一頓，因為皇帝認為，這種新的運輸方法，很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羅馬平民本來就應該由皇帝提供工作，然后一直忙碌、順從地勞作，再由皇帝賜給他們面包、馬戲表演，他們就會感覺到幸福和感恩，也不會閑得蛋疼地要求什么權利，然后就不會給帝國造成混亂和麻煩……

我特別要強調的是，古羅馬帝國，是個貌似提倡和鼓勵創新的政府，你想嘛，要不然那些人為什么一有發明創造，就想著跑到皇帝這里來領獎？

但是，古羅馬皇帝們所提倡的“創新”，是有著明確的方向性的！

對于那些已經在羅馬帝國統治體系內被驗證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并且證明這種技術可被皇帝及貴族們完全控制的技術改進，羅馬帝國總是會大力提倡。

比方說，在羅馬人那里得到了廣泛使用的外來新技術如犁鏵、鐵制武器、文字、建筑技術、航運技術等，帝國總是積極推廣，還有，羅馬人自己發明的混凝土技術、灌溉、水輪、城市排水系統等創新，帝國也大力鼓勵，盡最大可能為皇帝和貴族帶來好處。

但是，對于那些對絕大多數人有好處的發明創造，或者是全新的發明創造——也就是熊皮特所言的那些“破壞性創新”，古羅馬朝廷反而馬上會心生警惕，直接拒絕或消滅。

這不是什么特殊的現象。

400多年前，工業革命還沒有開始，所有的紡織品都采用純手工勞作，這時候，英格蘭一個叫做威廉-李的牧師，想要減輕人們用針線織成衣帽的辛苦勞作，花了6年時間，終于發明了一種自動紡織襪子的“織襪機”。

機器研制成功，他太高興了，于是來到倫敦，覲見英格蘭國王伊麗莎白一世，向女王說明，他的機器是多么有用，能夠很快增加衣帽的產量，所以他想要向女王申請專利。

伊麗莎白女王在一位勛爵的陪同下，參觀了他的機器，承認機器很精巧，但女王答復說：

“李先生，你胸懷大志，但你這個機器，能為我貧困的臣民帶來什么好處呢？你無非會讓他們失業，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毀滅，最終讓他們變為乞丐……”

李先生深受打擊，他帶著機器，來到了法蘭西，希望得到法國國王的支持，但法蘭西的國王幾乎給了他同樣的意見。

他沮喪地回到英格蘭，等到伊麗莎白一世過世之后，新國王詹姆斯一世繼位，他再度去申請皇家特許權專利，再度得到同樣的結果。

拒絕的理由都完全一樣，機器的確很精妙，但是機器會讓那些做傳統織襪的人們失去工作，造成城市的大規模失業和政治不穩定，進而有可能威脅國王的統治，所以，他們拒絕授予他專利，這樣一來，李先生就無法大規模應用自己的機器在社會上賺錢。

換句話說，1500年的時間里，無論是古羅馬帝國還是英格蘭王室，他們對于真正的創新和發明，其實都抱著同樣的態度。

是不是只是統治精英因為擔心發明創造會危及自身統治，所以才阻止“破壞性創新”？

不是這樣的！

如果一個社會不夠包容的話，大多數群體都可能將發明者一棍子打死。

就在威廉-李的織襪機專利申請失敗之后100年（1705年），德國的狄奧尼修斯-巴品發明了蒸汽鍋，并且用這臺原始發動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船。他有一個偉大的夢想，希望用這艘蒸汽船沿著河流一路行駛到倫敦的泰晤士河……

為啥他要去英格蘭呢？

因為此時的倫敦，與100多年前威廉-李時期的倫敦已經大不一樣了。

1689年，英國很偶然爆發了“光榮革命”，然后，代表多元化社會利益的議會取代國王成為政治規則和經濟制度的制定者，在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英國才由一個少數人（國王和一批貴族）攫取大多數人利益的汲取性制度國家，變成了一個絕大多數人都可以應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從經濟發展中獲利的包容性制度國家，而此時，除了英格蘭之外的整個世界，都依然處于和古羅馬帝國完全類似的經濟制度之下。

巴品的機器性能優越，客觀上穿越歐洲的河流不存在任何問題——可惜，當時的河流航運是被當地的船主行會所控制。他們意識到，蒸汽船的使用會使得依賴于船運行業的手工業變得蕭條，于是，他們聯合抵制這次航行，動用政治力量，想要扣押這艘船只……

巴品仍然堅持在河道航行的時候，這些人干脆派了船只，將人類第一艘蒸汽船撞成了碎片，而把自己全部的財富，都投入到這艘蒸汽船建造的巴品，最終窮困而死。

在第一艘蒸汽船被撞碎后大約60年（1760年），英國一個叫做詹姆斯-瓦特的工程師，因為改進蒸汽機的發明創造（注意，瓦特并沒有發明蒸汽機，他是在包括巴品在內的一系列前人的基礎上深度改進了蒸汽機），他通過在市場上變現自己的發明創造，變成了英國的企業家和巨富。與瓦特幾乎同一個時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因為發明了珍妮紡紗機，也同樣成為企業家和時代巨富……

瓦特、哈格里夫斯與李、巴品的命運區別，只不過是不同的經濟制度所導致的結果。

以上大部分故事，來自于《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本書，在這本書里，作者將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制度分為“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兩種。

所謂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指的是絕大多數民眾沒有什么決策權和表決權，既沒有選擇統治者的權利，也沒有主動選擇政治或經濟制度的權利，精英階層和既得利益者選擇的經濟制度，目的就是攫取其他人的財富和勞動果實，由于大部分財富被少數人攫取，整個社會的生產激勵不足。

所謂包容性制度（inclusive），則是強調一個國家的民眾，具有政治權利，能夠參與到政治活動和經濟制度制定中來，自主地選擇領導人或者政策制定者，經濟上強調自由競爭，人們可以獲得其生產活動的大部分收益，社會具有很高的生產激勵，人們樂于發明創造。

按照作者的劃分，世界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絕大部分國家，實施的都是汲取性的制度，但自英國光榮革命以來，包括英國、美國、法國等率先建立起包容性制度，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包容性制度擴散至整個西歐、北歐以及今天的東亞（日本和韓國）。

在汲取性制度的影響下，即使出現了真正對社會有益的發明創造，但由于生產者激勵不足，再加上統治精英會擔心新的發明創造剝奪自身的權力，所以，絕大部分發明創造，并不能被廣泛擴散，因此也很難為社會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最終要么淪為統治精英的玩物（如中國的火藥、瓷器），要么成為統治者加強汲取性制度統治的工具（如槍炮），而發明者本人甚至還會因此而獲罪。

中國人很早就發明了非常具有現代意義的指南針、鐘表，然而，這些東西，只能稱為皇家和貴族們的玩物，朝廷也會鄙視地稱之為“奇巧淫技”；明朝時期中國已經發明了紡紗機和水力紡紗機，可因為皇帝隨時可以剝奪人們的財產，產權無法得到保障，他們無法將這種創造，廣泛地應用到商業中來為自己獲取最大利益，而只能將其獻給朝廷，最終埋沒無名；清朝的戴梓，最早發明了“連珠銃”（可視為最早的機關槍），但滿清朝廷，卻認為，“騎射乃滿洲根本”，最終將戴梓流放遼東，貧病交加而死。

歐洲人發明了鐘表，成為后來的一個行業，瑞士這個國家的經濟甚至都依賴于此；歐洲人改進了指南針，用來航海殖民；諾貝爾發明了炸藥，用來劈山開礦和制造槍炮，而且還因此設立了諾貝爾獎……

更典型的對比，是美國的愛迪生，他從一個貧困的、聽力不健全的、沒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純粹依賴于自己腦子里的想法，獲取多項發明專利，并且利用這些專利變成企業家和社會精英，得到了整個社會的尊重。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本書的作者強調，實施汲取性制度的國家，并非不能取得經濟增長（前蘇聯、口口、種族歧視時期的南非、內戰之前奴隸制之下的美國南部都是汲取性制度，但短期內依然可以取得可觀的經濟增長），只是因為經濟制度的基礎，始終是一部分人掠奪大部分人，當大部分人創造財富的潛力被壓榨干凈之后，經濟增長就陷入停滯……

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變，存在著太多偶然因素，因為汲取性制度下的極少數精英，掌握著制訂規則的權力，他們具有極強的維持原有統治的欲望，甚至不惜付諸暴力和屠殺來保持自身的權力，他們都像古羅馬帝國的皇帝一樣，極力將所有的發明創造抓在自己手中，并且將其限定在不危及自身統治的水平上。

制度轉變的核心，在于政治制度的變革，如果沒有政治制度的變革，無論政府或者民眾，到了某個時刻，都會把那些實質上有利于大眾的創新，看成危險因素而加以拒絕。

舉例來說，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中國移動曾經開發過一款叫做“飛信”的產品，這種產品如果真的發展下來，就不會有今天的微信了，也不會有你看到我的公眾號文章了。

但，有那么龐大的用戶基礎，飛信為什么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呢？

很簡單——如果飛信向著微信這個方向發展，它首先威脅的，就是中國移動當時賴以生存的高額短信費用和語音通話費用，既然中國移動就是依賴這兩項功能掙錢，再加上體制壟斷，躺著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持續地掙到大量的錢，它又怎么可能去開發一款更好用、更便宜的產品，將自身替代掉呢？

所以，飛信注定了沒有結局。

當然，我們應該感謝飛信的死，否則，我們不會有微信。

最后，對于愿意思考國家經濟發展成敗的人，強烈推薦讀一讀《國家為什么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