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韓國的命運就是在暴烈和溫柔間擺蕩。渴望社會正義的暗涌成為創意的來源。韓江也見證韓國“去漢字化”的歷程，她在文字旅程中馳騁，彎道超車，奔向諾獎的驛站。

韓國的命運就是在暴烈和溫柔之間擺蕩。東亞男尊女卑的權力秩序，威權政治的底色，成為社會網絡的潛規則，但渴望平等和社會正義的暗涌卻是源源不絕，也意外地成為創意的來源。

韓江獲得二零二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亞洲女作家中的第一人，就是源于韓國社會變革和傳統的博弈。她作為七零后，見證了威權時代的高壓，不僅是政治生活的游戲規則，也是社會上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宿命。女性被期望成為男性優先的附屬品角色，在暴烈的國民性格中，溫柔就是一種奇異的救贖，尋找一種陰陽互補的平衡，但也往往面對各種倫理的失衡和失落。

這也是韓國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創意泉源，讓暴烈和溫柔的激蕩成為一種巨大的戲劇張力。韓江作品的特色就是不斷穿梭這些感情戰場，從家里平靜如水的生活中看到了波濤洶涌的暗流，從光州街頭的硝煙看到了世代沖突的殘酷。她是一名修辭的高手，在文字的高速公路上馳騁，超越了不少前輩和同輩，彎道超車，奔向了諾獎的驛站。

韓江也見證了韓國文字“去漢字化”的旅程。她在一九九四年獲得文學獎的時候，背景的橫額還是寫上了漢字的“慶祝”、“新春文藝”、“施賞式”，讓全球華人看了特別的親切。但過去近二十年間，韓國全面落實“去漢字化”，媒體和小說再也看不到漢字的蹤影。只有在寺廟的古跡和博物館中，在市中心的歷史牌匾中，才能看到漢字的遺痕。

但漢字背后的儒家文化，還是韓國的傳統主流價值，忠孝仁義，男尊女卑，還是歷久彌新，但也不斷面對新一代的挑戰，在韓國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成為不斷出現的主題。同為七十后作家的趙南柱，小說改編成同名電影《八二年生的金智英》，在中國就引起很多的共鳴，豆瓣上的評分高達八點六。

也許是國土面積較小，韓國似乎比中國更“卷”，競爭更激烈。這也導致韓國的自殺率高居全球前列，位于發達國家的第一名，尤其是新一代，都要面對升學困難、找工作困難、高房價、高物價等壓力，組成家庭后又面對撫養孩子和扶養父母的雙重壓力。

這也許是東亞社會的宿命，人生的道路就是闖不完的關卡，要在人前光鮮亮麗，可是深夜卻“咬著棉被在哭”。但內卷也成為社會發展的奇特動力，即便付出高昂的代價。在韓江小說中，看到了不斷超越束縛的動力，將無比的壓力升華，發現打破人性枷鎖的美麗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