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11月的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在3個月的血戰中，國軍參戰軍隊70萬之多，日軍參戰30萬，最后中方傷亡33萬，日軍傷亡約7萬。戰役結束后，德國顧問和國軍將領都對戰役的失利進行了總結，從中也發現了中日軍隊全方位的差距，這次戰役對抗戰初期的戰局及雙方的戰略部署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01 國軍防御戰術較為消極

在淞滬會戰中，中國軍隊一直處于被動防守地位。淞滬戰場地勢平坦，無險可守，地面工事構筑不易，加上沒有制海權和制空權的條件下，70余萬大軍既未作縱深梯次配置，又未實施戰役機動，加之一線部隊過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長時期遭受日軍艦炮襲擊，給防御作戰增加了難度。

中國軍隊在淞滬戰役期間，不畏犧牲，堅守陣地，主動出擊較少。由于戰術呆板，中國軍隊失去了戰場主動權，因而導致戰役最后失敗。

日軍第一〇一師團師團長伊東政喜曾在日記中寫道: “敵人的頑強態度與日俄戰爭時在旅順所遭遇到的情形并無太大差異，而且某些地方還有過之，不管如何炮擊，都表現出堅守到全軍覆沒為止的態度。”

當時的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并不贊同國軍只守不攻戰術。會戰期間，他多次建議發起戰術性反攻，1938 年初，他在總結演講中強調: “陣地只能作戰術上的一種工具，若純粹依賴工事，絕無戰勝的可能，必須在戰術上取攻勢防御，始能轉守為攻，轉敗為勝也。”

親臨戰場的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對于消極防御也持批評態度，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自八一三至今，整整兩個月，每天只在挨打，傾中央所有部隊及各省精銳，每到一師，如挑土填井，只向戰線上陣地上填塞，如無底洞永填不滿，且如漩渦，漩下去就不見了。而且步兵后移，戰線愈移愈長，需要填補的軍隊也愈多，后方的部隊快調完了。這種戰法，既說不上戰略，也談不上戰術，自司令長官、總司令、軍長、師長，都只作了傳令人員，部隊到多少填多少，這就叫作指揮?”

萬耀煌（右一）與張群、白崇禧合影

據德國顧問觀察，中國軍隊的防線部署多呈一線型，既無縱深，也無側防，且多將大部分兵力配置于第一線。對此日軍多采用集中大量火力及兵力于一點的中央突破戰術，盡管國軍在陣地上奮勇抵抗，但面對日軍的集中火力及兵力優勢，陣地很容易被一點突破，爾后造成全線混亂。

02 日軍的中央突破戰術

對日軍的中央突破戰術屢屢得逞，中國將領在總結與反思中多將此歸咎于國軍各部隊之間配合不良、互不相救。黃杰曾在日記中抱怨: “敵仍沿襲往昔之戰法，即炮火與兵力集中使用于一點。反觀我方，被攻之處，守軍竭力抵抗外，其他未被攻部隊，則期期自慶，束手旁觀，絕不加以援助; 一旦己被敵攻擊時，他部冷眼旁觀，亦復如同出一轍，致敵能逞其到處可行突破之伎倆。”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黃琪翔也認為: “各部隊缺少協同，故敵人攻擊某部其他部分不救。

進攻中的日軍部隊

對于陣地遭到突破后應調集部隊予以增援。德國顧問指出，國軍在戰線遭日軍突破后，不是從側面用火力阻絕日軍，而是讓預備隊在沒有任何偵查及火力掩護情形下加入反攻，這種作戰方式不但迅速消耗了后備生力軍，而且往往無法重新穩住整條戰線。

有關前線陣地部署及突破應對等問題，國軍高層也并非沒有研究。淞滬抗戰爆發前，蔣介石就曾向各級軍官指示防御陣地的部署及防御戰術要領，他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中提出: “我們陣地如何才能夠堅守不破呢? 就要切實注意縱深的配備，要多筑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據守一天就要加強并擴充工事一天。”他還指示參謀本部編定《對倭作戰戰術注意事項》。

盡管國軍高層及德國顧問多次提醒各級指揮官注意縱深防御及側防，但在實戰中的總體情況并不理想。據法肯豪森觀察，國軍新調入戰場的部隊仍多“加入時無任何偵查警戒、火力掩護，地帶太密集，無縱深配備，作戰成一直線，未努力將重兵器做側防使用。”

03 國軍炮兵運用不當

淞滬會戰中，國軍投入了大量炮兵。但在實際戰斗中，炮兵并未能發揮最大功效。蔣介石在日記中認為“炮兵用之不當，而且技術、膽量皆不能作戰”。炮兵運用不當主要體現為兩點，一是炮兵本身技術、戰術不佳，二是步炮兵配合欠缺。

由于深恐有限的炮兵遭敵殲滅，國軍在部署時炮兵及觀察所的位置大多距戰線較遠，加之觀測儀器不夠精確，缺乏與前線步兵的有效聯絡溝通，炮擊命中率很不理想。德國顧問施太乃斯發現國軍炮兵“射擊敵方大目標如虹口公園之日軍營房工事，而無一命中”。當戰斗愈加白熱化，法肯豪森甚至發現“我方炮兵日間不敢出而射擊”，“……中國炮兵都是無例外地過早撤出陣地，故使其參與戰役高潮已經變得不可能，即使可以參與，也等于無，蓋其甚感恐懼，只要發射( 炮彈) ，就會給敵人飛機一個打擊的目標。”

大多數情況下，步炮兩兵種大多只是各自為戰，無法發揮后者的最大威力。法肯豪森在總結作戰教訓時強調: “炮、工兵等之特種兵團決不可使其獨立作戰，應附屬于步兵使用，俾以諸兵聯合指揮統一之效。”

在實際戰場上，即便炮兵配屬步兵使用，也常因指揮官不熟悉火炮性能及步炮協同戰術而出現問題。蔣介石曾在手令中特別提出:“各軍師長對于炮兵使用，與步炮合同動作，多不研究。故此次緒戰，不能利用我最新式之炮兵武器。”

04 指揮與協同混亂

在淞滬戰場上，國軍共分為左翼、中央、右翼三個作戰軍，累計投入70 余個師。國軍部隊大多各自為戰，未能實現良好配合，針對戰役初期國軍對虹口及楊樹浦的攻擊，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即指出國軍未能做到“指揮堅強統一，重點明顯……各師間亦未顧慮與銜接部隊之密切永久聯絡，行動往往如單獨作戰，因此發生大間隙，致屢遭損害”。

淞滬會戰期間，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始終駐守在蘇州的第三戰區司令部。作為一位服役多年的德國軍官，法肯豪森對于第三戰區司令部的運作情況可謂失望至極。無論是在戰時建議還是戰后報告中，他都十分強調完善高級司令部的組織工作。

中國軍隊的各級指揮部，基本不能準確掌握敵我雙方各部確切的戰場分布情況，這自然對指揮官的對敵部署產生重大障礙。但這一狀況又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指揮部人員，因為他們也確實無法及時掌握前線情況。對于我方情況的不明，一方面是因前線各部隊受通訊聯絡能力的限制，未能及時將情況報告至高級指揮部，另一方面也在于各級指揮官缺乏定期上報戰況的意識。

陳誠曾在日記中抱怨: “此次作戰，一般將領均少報告，通報非時刻囑咐即不可，如待各級報告，而戰局即無可挽救。”張發奎認為: “此次與敵作戰最感困難者情況不明，故與我對峙之敵兵力若干? 企圖如何? 兵種為何? 番號為何? 各級指揮官均搜集不到有價值之材料。”同時，即便搜尋到手的情報，也時常因報告不規范而無法準確利用，德國顧問即舉例: “吳淞口外有敵艦二十艘，而不注明艦之種類即無價值。”更有甚者，國軍不僅情報搜集工作極差，對于我方情報之保密工作同樣漏洞百出，“凡是無線有線電密碼，隨便洩漏，或被敵人偷取”。

軍事委員會在總結淞滬會戰教訓時明確指出: 國軍各級指揮系統均存在“選將不慎，用人不專，系統不明，權限不清”的情況。右翼作戰軍總指揮張發奎更將“各級指揮之紊亂”列為滬戰失敗的第一大原因。

國軍的指揮系統及作戰序列本已混亂，還時常出現命令傳達不按規程、越級指揮的情況，再加之國軍通訊聯絡不暢，更是亂上加亂。會戰期間多次出現作戰及調動命令直接由戰區下達至軍、師，由集團軍下達至旅、團，而中間一級指揮官對其一無所知的情況，由此造成“部隊已經轉移，直接指揮官尚有未明其位置者，甚或一個部隊在同一時機，可接數級長官不同之命令，使受令者感覺無所適從”。例如8 月底，原隸屬于第九集團軍的第十八軍被調歸第十五集團軍，而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對此卻毫不知情。

10月9日，蔣介石電令第三十六師( 師長宋希濂) 下屬的第一○八旅( 旅長彭戢光) 暫歸黃杰指揮，而同一天該旅旅長又在電話中被告知朱紹良命令該旅策應第六十一師作戰。類似情況極大影響了前線部隊的部署與作戰，致使會戰中多次出現由于指揮系統混亂、命令不明，部隊無法及時到達指定位置完成作戰任務的情況。

05 后勤與訓練落后

一支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不僅取決于其戰略戰術與武器裝備，更涉及后勤的配合及軍事訓練水平。中國軍隊在相關組織和制度方面問題重重，其訓練也是極其匱乏的，軍事委員會在總結滬戰經驗時則專門提出: “此次作戰，因我前后方未有密切聯系與合作，缺憾叢生。”在淞滬會戰中，中國軍隊為本土作戰，且京滬一帶水網、鐵路、公路密集，運輸理應不成問題。

在《《參謀本部第二廳抄報張培哲關于羅店戰敗原因的報告》中記載：“戰時前線經常會發生糧食彈藥無法按時供給，官兵終日不得一飽的情況。”黃杰指出: “補給品能送達前方者，不及所需三分之一。” ，10 月下旬國軍的反攻計劃也因為五路軍各部限于運輸，不能如期集中而受挫。

戰爭爆發后，京滬一帶制空權幾乎被日軍完全控制，國軍在鐵路、公路遭到破壞后，沒有應急修理的準備，常放任交通中斷多時。即便是線路未遭敵軍破壞，運輸狀況同樣不容樂觀。德國顧問在1938 年初曾總結道: “自中日開戰以來，我軍鐵道輸送未能充分使用，其最大原因在管理軍運者無適當計劃，且各軍部隊隨意干涉路政，擅扣列車，其結果使車輛多數擁擠前方，而后方待運軍隊及軍火給養等無法運往前線，予敵機良好目標肆行轟炸。”

而在公路上，由于國軍車輛匱乏，很多輜重兵基本只賴人力及少量獸力，再加之輜重隊往往毫無秩序，行軍絕無系統，極大影響運輸效率。

結語

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以2倍日軍的數量而最終慘敗，暴露了當時的中國軍隊在軍人觀念、官兵素質、軍事技術、組織制度等方面仍未達到一支現代化軍隊的標準。

雖然國民政府在戰前10 年的國防建設上曾取得過一定成果，但是過于注重改善武器裝備及調整編制，武器裝備只是現代軍事科學的發展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還有戰術戰法的進步、軍事指揮的專業化、后勤系統的完善等內容。

正如蔣介石所言: “現在我們各個部隊各方面的缺點，隨時都可發現，但大家總是輕易放過，沒有認真考察出來，或是考查明白了而沒有切實督促部屬嚴格改進，以致各師官兵，并不曾因參戰時期的久長和戰斗經驗的增加而減少死傷。”

參考資料

1、金之夏《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暴露的若干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18 年第3 期）

2、秦孝儀主編：《德籍總顧問法肯豪森呈蔣委員長報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二），（中國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