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7日，魯迅抵達廣州，自從踏上廣州的土地，他便立刻成為了備受關注的人物，新聞、評論、肖像，不斷地出現在廣州的各大報刊之上，甚至有人開始研究他的胡須。可以說對于廣州這個北伐戰爭的策源地，魯迅是抱有很高期待以至于幻想的，而廣州的青年也給予了魯迅熱烈的回應，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中，廣州知識青年喊出了自己的心聲，文章說：我們久處在這工商業化的廣州，心靈真是感覺的枯燥極了，煩惱極了：我們很希望魯迅先生能多做些作品惠與我們，給我們以藝術精神上的安慰。同時，希望先生繼續歷年來所擔負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導我們一齊到“思想革命”的戰線上去。

不僅民間反響熱烈，國民黨高層也對魯迅的到來高度重視，包括陳公博、孔祥熙、戴季陶等頭面人物，紛紛請魯迅吃飯、送各種禮物，表示出了罕見的熱情。這也可以理解，作為中國思想界的著名斗士，魯迅不可能不成為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爭取的對象。而對于北伐的另一支力量——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魯迅還缺乏基本的認識，更談不上深入的了解，在廈門，他也只是“有所耳聞”，到達廣州之后，魯迅接觸到一些共產黨人，也閱讀了很多共產黨刊物，在3月份，還會見了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整體上看，魯迅十分贊同共產黨的革命主張。但與此同時，魯迅還是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經身處漩渦之中，稍有不慎，隨時都有覆滅的可能，雖然當時的環境遠不如袁世凱時代險惡，但復雜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比如說小小的中山大學，內部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分化，而且斗爭日漸激烈，從學校領導到教員學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兩大營壘，左派學生的組織名叫“新學生社”，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右派學生還有左右之分，左派組織名為“孫文主義學會”，右派組織名為“樹的派”。可以說，中山大學也正是當時中國的縮影，面對這一復雜的局面，魯迅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潛在的危機。

如何在危機中生存？沉默或許是唯一的選擇，但與生俱來的戰斗欲望，并不允許他保持沉默，不僅如此，他還希望廣大青年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2月18日，應香港《大光報》的邀請，魯迅前往香港青年會進行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魯迅說：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做聲。魯迅不禁發出心底的感嘆：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他認為，只是文字改革和文學革新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腐敗的思想，能用古文做，也可以用白話文做。所以我們必須進行一場思想革新，并進一步推動社會革新的發生。當然在中國，社會革新很不容易，因為中國人的性格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所以鑒于這樣的民族性格，魯迅發揮自己一貫的反中庸思想，堅決主張使用過激手段，因為事實證明：在失去常態的社會里，也只有非常的手段才是正常的，切實可行的。魯迅指出，在英帝國主義的控制下，香港也同朝鮮、印度、安南一樣，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民族，于是面對會場上的青年，魯迅以煽動性的語言，說出了自己的希望：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但事實無數次證明，在中國發聲，特別是發出與強權者意見不同的聲音，是萬分危險的，曾經的段祺瑞執政府，讓人們見識到了陰謀和子彈，而今天的國民黨政府，卻訴諸更加明目張膽的血腥暴力。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為了攫取全中國的統治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面目開始逐漸暴露。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之后，蔣介石加緊進行反蘇反共活動，他一方面爭取同北方的奉系軍閥，以及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達成和解，另一方面武裝摧毀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有優勢的各省黨部、工會和農會，積極培植自己的右翼勢力。他接連發表演說，向武漢國民政府提出“集中黨權”的要求，并宣稱自己擁有“制裁的能力”，公然叫嚷“誰反對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初步呈現了作為一個政治流氓和大獨裁者的性格。其實客觀地說，不論是皇權時代，還是袁世凱時代，抑或是后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將權力集于一身，中國的政治格局，一直都是自上而下進行賦權，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心中，北伐戰爭本可以結束這種局面，把中國真正打造成自下而上進行賦權的民主國家。但隨著蔣介石獨裁野心的暴露，人們的夢想再一度幻滅，革命已經岌岌可危。

當時，共產國際負責指導中國革命，它本可以對蔣介石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他們卻過于相信蔣介石和汪精衛，把國民黨視作中國唯一強大的革命組織，在軍事和經濟上不斷給予援助，極力幫助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取得領導權。相對的，由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所以陳獨秀等黨的領導人，盡管對某些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但在共產國際的監督和約束下，在國民黨右派的蒙蔽之下，他們也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獨立主張，這使得革命群眾對行將發生的突然事變，缺乏應有的準備。于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摒棄了傳統的陰謀手段，開始對革命統一戰線，進行公然破壞。

1927年3月22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配合下，北伐軍占領上海，24日，繼而攻克南京。北伐戰爭勝利在望，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加緊了獨裁統治的步伐。3月26日，蔣介石開始在南京和上海采取一系列行動，他禁止了工會集會，宣布全城戒嚴，同時改組上海的政治和軍事機構，并對外公開表示，支持所謂的“護黨救國運動”。4月7日，蔣介石委任白崇禧為上海駐軍司令，任務之一就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裝分子的武裝”。9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警告武漢方面不得蔑視黨部權威，強調國民黨是領導國家建設和國家革命力量的唯一革命黨，公然打著“革命”的旗幟，為一個反動政黨的專制掃清道路。而為了與蔣介石在南方的行動遙相呼應，4月6日在北京，軍閥張作霖派出警察襲擊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等待他們的，將是前途未卜的命運。

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魯迅駭然認識到，自己曾經對廣州的想法是多么天真，事實上，廣州并不是什么革命的策源地，而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國民黨本質上代表的是大資產階級和大買辦階級的利益，國民黨政府根本不是一個人民政府，在這里，政治的陰謀依然在莊嚴的大幕下橫行無忌，而魯迅這一生，注定要同廣大的民眾站在一邊，誰不代表廣大民眾的利益，就必然要遭到他的筆伐，于是他決定再說一些壞話。

4月10日，就在廣州市民熱烈慶祝北伐軍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時候，他寫下了《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希望給革命的人們增加一點危機意識。魯迅指出，在黑暗的區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進行......最后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他引用列寧的一段名言說：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松懈，忘卻進擊了，于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魯迅知道，對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這是中國人的常見病，也與孫中山的革命精神背道而馳。在文章中，魯迅重申了“痛打落水狗”的主張，對當時輿論的主流論調“南北和解”不以為然。魯迅敏銳地指出，革命與反革命已經出現了妥協的征兆，革命的策源地，很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反革命的策源地，所以慶祝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

除了對時事加以點評之外，魯迅還總結出一種近乎于“悖論”的普遍規律，他說，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來；然而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精神反而會轉為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就是復舊。可以說對于中國革命，魯迅的觀察和推斷是十分深刻的，他希望，革命能夠在不斷的艱苦的進擊中，使自己的隊伍趨于純潔，警惕投機革命的人物。嚴格地說，魯迅的這篇文章不僅是一篇時事評論，更是一篇思想評論，他不僅指出了革命的潛在危險，而且立意高遠，具有著高超的戰略眼光。但是魯迅沒有想到，文章還來不及發表，一場巨大的災變就在革命隊伍內部發生了，一場血雨腥風，就此拉開帷幕。

1927年4月12日凌晨，蔣介石利用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和杜月笙等，雇傭一批流氓，冒充工人，在白崇禧部隊的支持下，向工人糾察隊發動襲擊，強行占領上海總工會，搜捕和殺害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當此危急之際，上海總工會發起了規模巨大的抗議集會，數萬工人高呼“還我武器”、“打倒新軍閥”等口號游行示威，當隊伍行進到寶山路時，遭到了反動軍隊的槍殺，死者一百多人，傷者不計其數。緊接著，蔣介石反動派下令禁止罷工和游行，解散上海總工會，取締一切革命組織。凡被認為是共產黨員，立即逮捕、槍斃、杖斃、絞死、殺頭，甚至是腰斬和凌遲。自由、獨立、人權，到了蔣介石這里，統統成了廢話，大獨裁者的意志成為了億萬人的法律。最終從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余人被殺，500余人被捕，此外還有5000余人流亡失蹤。這一震驚中外的大屠殺事件，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從此，轟轟烈烈的北伐革命從高潮走向了失敗。

“四一二政變”發生之后，血痕迅速擴大，4月15日，廣州革命政府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他們出動大批軍警，查封了工會、罷工委員會、農會、學聯、婦聯等團體，解除了黃埔軍校和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2100余人，秘密殺害100余人。在血雨腥風之中，4月18日，蔣介石于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與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而南京政府發布的第一號政令，便是所謂的“清黨”。從此在國民黨反動勢力所及之處，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在“清黨”的口號下遭到慘殺。作為國民黨的左派，武漢政府本應該成為扭轉乾坤的希望所在，但處于反革命勢力的包圍之中，加之蔣介石繼續抓住“北伐”的大旗，作為欺騙全國人民的政治資本，不久之后，汪精衛終于公開叛變，于是汪蔣合流，中國革命又一次宣告徹底失敗。

無恥的叛變！全都是騙子、流氓和屠夫！昨天還大談蘇聯，大談共產，一闊氣就變臉了，用共產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什么革命，什么信仰，他們哪一天想過真正的革命？哪一天有過真正的信仰？這幾天，魯迅氣憤至極，但他沉默著，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走到窗邊，狠狠地抽煙。國家大事，魯迅已經絕望，他現在只希望可以保全中山大學，但這可能嗎？隨著蔣介石攫取了革命果實，在“清黨”的口號之下，中山大學的樹的派，在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支持下，帶領武裝軍警，拿著事先擬好的名單充入房間，點名抓人。魯迅不能繼續沉默，他冒著大雨趕到學校，希望可以營救被捕學生，如無他法，盡可以像五四時期一樣，搞他個天翻地覆。但是當魯迅趕到學校后，主持校務的代理校務委員長朱家驊卻給出了這樣的答復，他說中山大學是黨校，我們應當服從黨的決定，不要有什么不同的意見。而且今天與五四時期不一樣，當時人們是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今天的政府怎么能說是軍閥政府呢？魯迅見眾人都噤口無語，知道自己的努力也只有徒勞，他站起來，只說了一句話：應該對學生負責。然后就離開了。

希望幻滅了。對于廣東，他從前是那般神往，從北京到廈門，他不斷打聽北伐的消息，天真地以為憑借著火與劍，就可以為中國開出一條新道路。但是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五色旗換成了青天白日旗，不過是軍閥變成了“黨閥”。連段祺瑞都不敢這樣殺人，況且在“三一八事件”中，那時候還可以說話，可在今天，蔣介石打著北伐的旗號高立牌坊，他就是革命的代表，反對他就是反革命，這無異于引頸受戮。這就是無聲的中國，它的無聲或許并不在于人們的中庸與圓滑，而是在于所有發出正義和良心的聲音，都會被無情絞殺。一場北伐革命，中國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打倒了軍閥，難到國民黨就有權力把自己凌駕于全體國民之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魯迅才真正體會到，一個國民黨要比十個軍閥更為可怕！可是他又能如何呢？自己甚至都沒有抗議的權利。那么自己處置自己總是可以的吧？地位不要、名譽不要、薪金不要，4月21日，魯迅向中山大學正是提出辭職。

不過，他是魯迅，消沉是不行的，總得在紙上留一些文字，即使曲折一些、隱晦一些，也得留一點時代的痕跡，使屠夫們逃脫不了歷史的詛咒。于是在4月26日，魯迅為剛剛集結成書的散文詩集《野草》，寫了一篇十分激切的《題辭》：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于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

魯迅認為，在屠刀之下，確實不是“大笑而且歌唱”的時候，但在此之前，就可以“大笑而且歌唱”嗎？只有當黑暗充分暴露，真正的戰斗才會開始，光明的日子只能在戰斗的后頭。魯迅相信，“大笑而且歌唱”的時刻一定會到來，打破死亡的靜穆而來，隨著地火的噴薄而來！今天的叛變與屠殺，只是證明革命時代尚未到來，正因為新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所以才有了新的希望，到那時，我們將“大笑而且歌唱”！

隨著蔣介石位置的逐漸穩固，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在全國實行所謂的“黨化教育”，對青年學生加緊進行思想統治。魯迅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中，自己的處境已經十分危險，于是他寫信給廣州當局，報告自己的住址，表示隨時聽候逮捕。但他畢竟是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一面旗幟，所以廣州當局復信要魯迅安心，而為了拉攏，又有個別的國民黨上層人物出面保證他的安全。不僅如此，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對知識分子的尊重，表示自己的廣開言路，甚至還邀請魯迅進行演說，于是魯迅迎來了反擊的機會。8月份，應廣州市教育局的邀請，魯迅精巧構思了一個演講，名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表面上看，這篇演講無非是一個歷史題材，但實際上，魯迅是以古諷今、指桑罵槐、妙趣橫生，引得禮堂中的500多人不時爆發出哄堂大笑。

魯迅指出，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但他卻很偽善，在征求人才時，他大談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就可以，但最后還是以“不孝”的罪名殺了孔融。至于司馬懿殺何晏、嵇康和夏侯玄，手段也和曹操差不多。其實曹操和司馬懿都不是什么孝子，不過是借這個名義，加罪于政治異己。可見在這里，魯迅是把蔣介石比作當代的曹操：生殺予奪、出爾反爾。魯迅說：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而相對于曹操、司馬懿這樣的權力者，知識階級的命運是十分悲慘的，竹林七賢不是被殺，就是自殺，因為服藥和喝酒都可以制作慢性自殺。表面上，他們穿著寬衣，飲酒空談，飄逸得很，但內心卻是非常痛苦的。對于一群富有頭腦的人，一定要他們忘卻世事，裝瘋賣傻，這是可以辦到的嗎？但是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們只好自行扼殺獨立的性格和自由的精神。可見魯迅是在告訴人們，有怎樣的政治，便有怎樣的學術，在極權政治下面，知識階級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什么自由，在統治者看來，這無非就是不滿、是僭越，在青天白日之下是必須加以取締的。這就是知識階級乃至全社會的苦悶與掙扎。

總之迫于蔣介石的淫威，為了保存實力，魯迅不得已之下采取了迂回了戰略，但他的幽默機警未曾改變，他的針砭時弊沒有折扣，他的革命信念也沒有絲毫動搖，在斗爭中，他仍然表現得毫不妥協。但他也有與世無爭的另一面。1927年5月，瑞典地理學家、探險家斯文·赫定，通過本國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希望可以前往蒙古和新疆的沙漠地區做調查旅行。結果他的要求沒有被完全采納，中方的態度是，可以調查，但條件是必須有中國學者參與其中。于是，北大教授劉半農作為中方代表，與斯文·赫定展開談判。談判期間，斯文·赫定委托劉半農推薦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獲選人，劉半農沒有絲毫猶豫，他推薦了魯迅，斯文·赫定也表示同意。之后劉半農委托臺靜農寫信給魯迅，但不料魯迅的答復卻是：不要。

魯迅復信說：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1927年9月27日，在廣州只駐留了8個月零10天的魯迅，攜許廣平登上了離去的航船。他抱著夢幻而來，結果從夢境放逐回去。但也因此，他認識了許多革命、政黨、領袖，失敗和受騙是最好的訓練，他變得更加驍勇善戰了。

斯坦尼斯柳家諾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