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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桐城派，不僅僅是桐城的，也是中國的，桐城派1200多個作家，桐城人只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布于全國各地，從河北、山東到廣西、貴州都有，像我們熟悉的湖南人曾國藩，就是桐城派發展史中的關鍵人物，美國學者芮瑪麗在《同治中興》一書中認為，曾國藩推崇的是孔子、周公和姚鼐的三位一體，而同治中興的哲學基礎就是桐城派。還有福建人嚴復、林琴南，也是桐城派的，嚴復翻譯《天演論》，林琴南翻譯《茶花女》，用的都是桐城筆法，魯迅就曾說過嚴復的譯文"桐城氣息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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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最大特點就是把習文、做人甚至健身融為一體，舉一個例子，桐城派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活了80多歲，還有張英、張廷玉父子、官至宰相，也活了80多歲，這與他們嚴格遵循桐城家法的生活方式不無關系，所以曾國藩很羨慕這些桐城人，覺得他們太平壽考，從容躋身大家，而自己天天在軍隊打打殺殺，生命質量遠不如他們。桐城家法的內容很廣泛，涉及面也很多，我就側重談談誦讀。桐城派重誦讀，從《左傳》、《史記》到唐宋八家、明代歸有光的文章都要讀，要大聲朗讀，而且在朗讀前，要整齊嚴肅，排除雜念，氣定神閑。讀多了,自然由表及里，由文之粗進入文之精，由格律聲色進入神理氣味，進而掌握文章的精氣神。按我的理解，這種練習古文的方式也是一種修身、健身的方式，長期不懈地堅持下去，會使人氣象開闊，有一種氣清體潔的澄凈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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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出現，在當時是有著歷史進步意義的。18、19世紀，中國思想界被漢學所把持，買官賣官，貪污成風，知識分子喪失了起碼的廉恥，中國傳統社會進入末世，特別是嘉慶初年和珅案的爆發，顯示了清王朝已腐敗透頂，激發了漢族士大夫的道德義憤。在這種情勢下，姚鼐和他的弟子以書院為基地，以宋學相標榜，以古文相傳授，致力于理學與氣節，講學與清議合二而一，議評時政，大膽為東林黨人辯護，呼喚一種新的士大夫人格，開啟了一代學風。這一點，當時的知識分子就給予了很高評價，江蘇學人李兆洛就曾說："桐城氣節文章高于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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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授業、解惑，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主要職責，要履行這些職責，那就要教書育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早年中進士，人翰林，官至刑部郎中，但40多歲就辭官南歸，在揚州梅花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徽州紫陽書院講學40余年，桃李遍東南，而支撐姚鼐堅守清貧書院生活的正是這種傳道精神。桐城派后期大師吳汝綸，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中年向直隸總督李鴻章辭官，要求擔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實踐其"教育救國"的理想，他在蓮池書院培養了大批弟子，華北一帶的學子紛紛趕到蓮池書院求學，有"吳門弟子滿天下"之美譽。后來，吳汝綸被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請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赴日本考察學制，回國赴任前，又在安慶創辦了桐城學堂，并親為學堂題寫橫匾：勉成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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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為了推廣白話文，將矛頭對準古文和駢體文，說了很多過激的話，比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這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但桐城派作為儒家文化和古文運動的最后堡壘，對近世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僅在安慶一地，20世紀就孕育了眾多學術大師，如美學家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蜇，史學家徐中舒、嚴耕望，新儒家方東美、余英時，法學家史尚寬等等，這些大師們，在他們的晚年回憶和自傳中，無一例外地都說他們曾受到了桐城派學風的影響。而桐城派人士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的一些應對方式和策略，也值得我們借鑒。還是說吳汝綸，他創辦桐城學堂，既要求學生學習西方的語言、物理、數學、化學，也要求學生學習《古文辭類纂》，并行不悖，他的教育理想是"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治而成"。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在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保存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現在看來，這并沒有什么過錯。而從世界范圍來看，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能夠拋棄自己的傳統而成功的，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來講就是傳統的復興。所以，桐城派在今天仍然有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借鑒作用。

（本文系由作者汪軍在中央電視臺《走遍中國》之《文都桐城》中與主持人洪濤對話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