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18,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3

Title

新型工業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

作者簡介

金 碚*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郵箱：jinpei8859@163.com

摘要：人類發展和文明形態的演變和繁榮，表現為艱難地開拓暢通之途。不同文明形態間的融合暢通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更大進步。人類文明進程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多樣化的文明形態如何實現相互暢通、共存共榮？工業化的基本邏輯：機器替代人力，創新改變世界；無論“陸權”“海權”，工業能力是實權。新型工業化的經濟學敘事原則就是：脫胎于傳統工業化，又升華自傳統工業化；揚棄傳統工業化之弊端，又發揚傳統工業化之張力。經濟全球化多彩新格局的形成，可以獲得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性支撐。同時，中國的新型工業化也可以獲得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更大空間和多樣化體系拓展。中國新型工業化是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創造性力量，不僅創造中華文明新形態，而且促進協調解決了世界不同文明形態的共存共榮問題。經濟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維護的是“安全暢通、規則平等、承認差異”的世界市場經濟秩序。從經濟學范式的底層邏輯說，必須從工具理性的一維執念變革為理性、文化、制度三維范式承諾，以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內涵的豐富性。

關鍵詞：人類文明新形態；工業文明；經濟增長；新型工業化；經濟全球化；多樣化文明形態

人類文明是人類發展的創造性實踐產物。古往今來的實踐創造和文化積淀，鑄就了大千世界的物質文化和民族形態，并不斷推動著文明形態的演化。工業化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恢宏壯業，也是近現代先進民族國家的文明形態基因。時至21世紀，人類文明進程進入新時代，繼往開來，開拓創新。新型工業化是中華民族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紀征程。20世紀中葉以來趨于形成的經濟全球化秩序，將以新的演化態勢，形成規則建構的新格局。

一、人類文明的暢通路線與多樣形態

人類文明的生成和形態演變趨勢，就是不斷從閉塞到暢通的千年歷史。可以說，“暢通”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基本路線，即人類發展和文明形態的演變和繁榮，表現為艱難地開拓暢通之途。

人類的先祖在生存和繁衍條件極為惡劣的原始自然環境中誕生，起先不過是些弱小的生命群類。曠野險阻使人類處于閉塞愚昧之境地。只有突破隔絕，尋求通達，才能走向文明。語言文字是進行人際溝通交流的首要條件，使人類可以實現群居交往和勞動合作，因而也是文明形態的標志性因素。較大規模的溝通合作，使江河從曾經的溝壑天塹變為承載航運之舟的通途，據此，江河文明得以產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哺育了公元前4000年的蘇美爾人和古巴比倫城邦，尼羅河哺育了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有了適應人際交往所需的基本暢通條件，古希臘城邦得以形成（公元前8~前6世紀），成為人類實踐創造的早期文明形態之一。

而在東方，黃河、長江因勢哺育了華夏文明。據考古發掘和民間傳說，華夏文明源于夏、商、周。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年，周延續到公元前256年，也都具有城邦性質。

東西方文明的城邦形態，逐漸轉向大小王國形態，表現為強力圈占領地和開通陸地通道，不斷擴大國際通達范圍，其間產生了各種封建的和帝國的文明形態。游牧民族曾以其強大的機動能力橫掃歐亞大陸。而農耕民族則以溝通和交換關系，建構市場文明的暢通形態。最具代表性的文明壯舉之一就是，中國通達歐亞各國的“絲綢之路”。

造船、指南針等技術的發明，使廣闊的海洋由民族隔絕的障礙變為人類進行遠程交流的暢通航路，海洋國家憑借遠航實力強勢崛起。因此，在人類文明演化進程中，曾經強大的“陸權”文明因“閉關鎖國”而相形見絀，“海權”文明因“船堅炮利”而稱雄世界。歐洲海洋強國的探險家宣稱“發現”了美洲等“新大陸”，實為以前無法暢通到達的隔海陸地。這樣，偉大的暢通之力使整個世界進入海洋文明時代，西方強權國家在海洋文明形態中長期稱霸。

近現代文明史中，在“陸權”文明時代領先世界卻在“海權”文明時代被視為“落后”的民族，艱難地開拓歐亞大陸的水陸通道，一度望西方海洋文明的工業革命之后塵，直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才開始同海洋通道交融暢通，從“落后”走向“開放”。人類邁入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進而奮力開拓全球化的新天地，形成新格局。今天，在世界暢通方式不斷升級和暢通格局不斷提升的新時代，各類陸海文明形態都有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空間?！暗厍虼濉背蔀榻穹俏舯鹊臅惩ㄊ澜?，人類文明形態具有向著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延展的大趨勢。

綜上所述，數千年文明史表明，暢通方式和暢通格局決定了文明形態。鍥而不舍地堅持暢通大方向，是人類文明進化的基本路線，演繹著人類追求自由和興旺發達的偉大敘事。

開拓人類自由的暢通之途，首先當然是生產力的進步。近現代文明進步得益于工業革命以來和不斷進行工業化所創造的物質基礎。特別是，推動工業化的市場經濟的暢通流轉機制是人類文明路線不斷延展的決定性力量。市場經濟規則建構下的經濟暢通，是整個人類最可能普遍獲益的行為方式，因而成為推動暢通進程最基礎性的群體動因。當然，其性質絕不僅僅只是地理、物理和經濟意義上的形態表現，而是具有文化意義上的深刻內涵。因此，人類社會自始就是多種文明形態共存，各種文明形態間既有差異、沖突，也有包容、互利。文明形態之間的暢通意味著多方位交融，因而人類文明形態演化的主流是共存互利。這也是認識新時代人類文明形態演進的更大關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的特別致辭中，借用一句西方諺語，表達了一個文明形態認同觀：“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也沒有完全相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有千秋，沒有高低優劣之分，關鍵在于是否符合本國國情，能否獲得人民擁護和支持，能否帶來政治穩定、社會進步、民生改善，能否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差異自古就存在，是人類文明的內在屬性。”（習近平，2021a）

確立這樣的人類文明的形態多樣化觀念和包容性關切，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根本性認識論觀念基礎。只有承諾文明形態的多樣性，關注各文明形態的互利性，才具有創造文明新形態的歷史性進步意義。不同文明形態間的融合暢通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更大進步。海闊天空任鳥飛。

不過，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各種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強勢意識形態信仰大多堅持排他性取向，即只承認自己所持有的意識形態信仰的“真理性”和“正當性”，并據此強化為“政治正確”的唯一性，反對甚至壓制其他文明形態的意識形態信仰。從其思維邏輯看，就是傾向于主張文明發展的“獨尊觀”和“歸一觀”，即堅信只有一種文明形態信仰是明智的和可取的，而視其他文明形態信仰為“異類”、“愚昧”或“野蠻”的。因而，認為人類文明世界終將歸于同質同一的唯一正道，消除文明異類和文明沖突就達到“歷史的終結”。即使是對于原本具有包容精神和多元價值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觀念，也冠以“普世”之名而變得強烈傾向于唯我和強權。遺憾的是，人類的意識形態信仰中較少有文明形態的“多態觀”和“共處觀”，即承認人類所創造的文明形態具有異質性和多樣性，在現實中往往衍化為所謂的“政治正確”，并具有一言堂強權，違者必誅。

總之，雖然在常識上人們實際不否認歷史進程和文化呈現的多元性和豐富性，但在人類文明信仰敘事中，少有明確承認文明形態的這個本質特征。如果承認文明形態在本質上具有多元性和異質性的真理價值，那就會被強勢者視為忤逆的異端邪說。這是人類文明意識形態的一個長期基本傾向。各種文明形態之間的溝通共榮，是人類發展數千年文明史可望不可及的境界。因此，如果說暢通是文明演化的基本路線，那么創造文明新形態就是渴求暢通的最大動因。因此，人類文明進程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多樣化的文明形態如何實現相互暢通、共存共榮？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保暯剑?021b）這一新創造，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世界面貌徹底改變。其深刻性在于對人類文明形態多樣化性質的徹悟。這是向世界鮮明宣示：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只適用于中國，并非其他民族國家可以簡單模仿的道路和模式。沒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條，只有實踐創造的適應性文明形態。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真理意義和正當價值體現突出表現為“復興中華文明”。中國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域觀特征的實踐創造。文明形態的創造，當然具有理想性，甚至是“夢”的追求，但其現實性歸根結底以實踐為根據。

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創造中，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具有根本性的深遠意義和顛覆性的創新價值，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又一次“換了人間”。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4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就是一個積極進取的“暢通工程”。“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凡有不通的堵點，必有循環受阻的痛點。對于諸多阻礙暢通運行的體制痛點和改革難點，改革開放是解藥。2022年3月25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要求進一步“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梢?，無論是在國際還是國內，暢通無阻規則秩序都是創造文明新形態的要義所在。偉大的暢通創造偉大的文明，標志著偉大時代的產生。

中國共產黨以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意志，擺脫各種觀念桎梏和教條約束，成為對以往意識形態教條和僵化模式崇拜的幡然徹悟者。據此其深刻認識到各民族國家的價值觀和歷史文化的不同，沒有強求同質的文明形態模式。文明形態的創造，必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創造性實踐是文明演進的根本動力。換句話說，人類對世界的真理性認識和正當性主張，盡管確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先進與落后之別，但并不意味著可以無視現實世界中各國各民族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人類世界是多元化的文明體，不可強求由唯一價值觀體系和信仰執念形塑的同質化模式。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都可以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創造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態和制度模式。秉持對人類文明形態的多元包容精神，不固執于強求不同國家的制度同質，實際上就是對歷史的尊重，對人類自身的尊重。世界將會看到：人類文明各類形態的實踐創造永無終期，不同文明國家相互之間盡管差異很大，但不是你死我活，更非不共戴天，而是可以暢通交融、求同存異、同頂藍天。只有這樣，全人類才能擺脫“文明沖突”的困擾，并擁有持久不竭的文明養分，保障世界安全和人民安寧。

世界可以看到，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制度上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意味著，各民族國家都可以進行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創造，為人類發展的文明進程作出貢獻。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就是承認和努力實現多樣化文明形態的互惠共同體和全球暢通新格局。文明形態歸根到底是人類物質精神交往關系的積淀，因此，各民族和文明國家之間的理解和溝通是文明進步之源，也是中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動因。

二、新型工業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意義

如前所述，工業革命是世界文明演化進程的重要分期標志。數千年人類文明史可以粗略劃分為“前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后工業社會”。人類發展至今，工業化是文明形態演進至近現代的先進生產力基礎。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當今世界格局是工業的強大力量所塑造的，工業強就是國力強、地位高、技術潛力大。所謂地緣關系，歸根結底也是工業力量之世界配置格局。對于大多數民族國家來說，現代文明或現代化本質上是基于工業文明的。而工業文明所推動的現代文明形態，既具有工業化的因素，也具有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積淀和制度創造因素。所以，理解現代人類文明新形態，就必須理解從工業化到新型工業化的實踐創造和文明演化。

通常理解的工業化，就是經濟形態的基本特征從以農業生產方式（或其他類似的生產方式，如游牧等前工業生產方式）為主導，轉變為以工業生產方式為主導，并造成社會經濟關系發生相應變化乃至成熟工業文明形態的形成。工業化生產活動主要以機械或化學方式實現物質形態轉化，而前工業化生產活動主要依賴生物（動植物）的自然生長過程并輔之以簡單的手工工具。《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一書的作者克里斯·米勒，以世界大戰與工業生產的關系形象地描繪了工業實力決定世界格局的狀況?！盁o窮無盡的坦克縱隊，一波又一波的飛機，從天而降的數千噸炸彈，運送卡車、戰車、石油產品、火車頭、軌道車、火炮、煤炭和鋼鐵的船隊——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工業消耗沖突。這正是美國想看到的，因為一場工業戰爭是一場美國會贏的戰爭。在華盛頓，戰爭生產委員會的經濟學家們用銅和鐵、橡膠和石油、鋁和錫來衡量美國將制造業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的成功。”“工業品運輸船隊從美國港口出發，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為英國、蘇聯、中國和其他盟國提供關鍵物資。”（米勒，2023）由于工業實力懸殊，戰爭勝負沒有懸念。盡管他說的絕對論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由工業產出決定的”失之偏頗，但從根本上說，工業化確實決定了現代人類發展的文明形態，塑造了當今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當前，數字經濟正在取得越來越突出的支配地位，“芯片戰爭”替代“鋼鐵戰爭”，世界格局和國家秩序將再次被重塑。不過，如前所述，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世界仍處于工業化時代，雖然那將是數字經濟支配的工業化，工業化的技術基礎發生重要變革，但工業化的基本邏輯仍然有效：機器替代人力，創新改變世界；無論“陸權”“海權”，工業能力是實權。

工業化時代最具特征性的經濟學性質是，社會生產力的顯著提高，突出地表現為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表現為社會經濟活動越來越傾向于以創造和積累經濟財富為動機。而在前工業化社會，即使是在經濟繁榮時期，也不表現為經濟快速增長。據經濟學家估測，在工業革命之前，全世界年均經濟增長率不足0.01%。也就是說，人類文明歷史數千年，財富不斷創造，但經濟增長一直處于停滯狀態。更準確地說，前工業化時期，財富增加和經濟繁榮并不表現為顯著的經濟增長。因為所謂的“經濟增長”更具工具理性意義，而前工業化時代并不依賴于工具理性的經濟機理。與此相應，為擺脫經濟落后或應對災荒戰亂等，前工業化時代的經濟形態也無須以經濟增長為前提?？傊洕鲩L不是前工業化社會之關切，甚至沒有經濟增長的統計方法。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在工業化社會，經濟增長成為社會的首要關切。任何國家，一旦進入工業化時代，就會呈現經濟高速增長的運行狀態，年均增長率超過5%、6%，甚至會更高至兩位數。不僅經濟運行以經濟增長為特征，而且社會生活高度依賴于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一旦失速，就會陷入經濟危機，難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這就是工業文明最突出的形態特征。只要處于工業文明時代，人類致力于勞動創造和財富增加，就表現為追求經濟增長，而且以或長或短的一段高速增長經歷，展現其“革命”性質。這是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上文明形態的一次最深刻變革：不僅反映了客觀事物的本質變化，而且體現了觀察和判斷事物的觀念取向變化。

也就是說，一方面，工業化社會的財富創造更快，超過必需的經濟剩余越來越多。人們超越“恐懼”（甚至是超越對損害生命的恐懼）而“貪婪”地追求財富的無限增長。特別是，財富形態可以是實物性的，也可以是虛擬性的，如貨幣資產、進口順差等。另一方面，人們觀察和判斷事物的主觀心理發生極大變化，導致經濟敘事的“范式”變革，整個世界圖景因此而發生顛覆性改變。對于理解和計量工業化的標志性現象——經濟增長，則基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微觀—宏觀”范式體系和核算方法。如果沒有這一范式承諾，就不知“經濟增長”為何物？而在此范式承諾體系中，其基本特征即為，以工具理性為主導，以先驗性的假設前提為邏輯推演的起點，進行觀念建構和概念定義，以形成傳統工業文明形態的敘事體系和意識形態觀念，并按此執念定義工業化的內涵。這實際上反映了傳統工業化的文明觀。

既然傳統工業化的基本性質和主要特征是以工具理性為主導，以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那么從傳統工業化轉向新型工業化，其文明觀將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們知道，前者的特征是高速經濟增長，后者的特征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但是在文明時代分期上，新型工業化仍然歸屬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仍然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集中體現和標志性指標，那么可以不惜代價地無止境維持經濟增長嗎？

按照傳統工業化的文明觀，既然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目標追求和成就指標，那么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就必須充分保證所必需的“生產要素”供應，所以，為了獲取工業化時代最重要的能源資源——石油，就立下誓言“寧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既然工業化以工具理性主導，那么相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即是時代精神的體現。這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主義和競爭力體現，“客觀正確”無可厚非。但是，不惜代價地維持無止境經濟增長，即使可以追求，也必然會超越資源環境所允許的限度，最終不可持續，“地球村”無法承受。因此，新的文明觀要實現可持續增長，就不能僅以經濟高增長為唯一目標，或以此為應對一切關切的手段。換句話說，不能完全以工具理性為主導，聽任非經濟性代價的高昂失控，而要有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要求的本真理性關切。這樣，工業化機理就要從以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轉向以體現高質量的多目標行為方式。例如，對于新型工業化的高質量發展目標，“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其中，“金山銀山”就是工具理性主導的經濟效率和增長目標，“綠水青山”則是本真理性主導的文明新形態福利目標，即高質量發展目標。“綠水青山”雖然不是可計量的經濟價值，但破壞綠水青山則是難以承受的非經濟性代價。這是比數量目標更受關切的質量目標。由于對“質量”的高度關切，新型工業化是比傳統工業化更為復雜的系統性經濟社會過程，涉及各種復雜現象和困難問題，但具有更深刻的文明新形態意義。新型工業化的經濟學敘事原則就是，脫胎于傳統工業化，又升華自傳統工業化；揚棄傳統工業化之弊端，又發揚傳統工業化之張力。簡略的表達可以是，經濟增長仍然重要，仍然是“硬道理”，但非唯一重要，也非唯一關切；必須在多目標權衡中，實現可行增長和福利增進，秉持以人本性目標為要（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以工具性行為助力（如“資源有效配置”“綠色可持續增長”）的原則。

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意義，反過來也可以更貼切地理解和刻畫新型工業化的內涵。從根本性質上可以說，中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即可以從不同視角觀察和判斷的同一事物。新型工業化的文明新形態，就是創造文明新形態的當代新實踐。

何以為“新”？從西方啟蒙時期和工業革命，直到21世紀初，西方工業化道路是唯一的成功模式，因而形成了現代文明就是“全盤西化”的固有教條，并以此理解和解釋工業化的文明內涵。二三百年來對此似乎可以“言之成理”，因為確實唯有此路取得工業化之成功，世界沒有例外。

但是，到20世紀末特別是21世紀20年代，世界工業化格局呈現前所未有的新現象，發生了人類必須接受的顛覆性變革。突出表現為，東方古國中國走與西方不同的工業化道路，也取得了不可否認的工業化巨大成就。再無人可以懷疑，工業化道路不是西方模式的“單行線”，而是多模式的“多行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道路是一個新的偉大創造，具有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深遠意義。世界工業化的現代圖景是，各國、各文明體都可以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工業化道路和現代化模式。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曾經強行走計劃經濟的削足適履式工業化道路，險些被“開除球籍”。改革開放以來，借鑒西方工業化經驗，雖然獲益匪淺，但畢竟與中國具體國情相去甚遠。中國工業化的推進使得各種復雜現象和內在關系充分呈現，遠遠超越了對工業化內涵的原有理解。因此，從傳統工業化升華為新型工業化，就成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實踐使命。

理解新型工業化，必須以富含歷史和經驗因素的中國現實為基礎。只有以此為念，才能深刻認識到，工業化必有其文明底色，新型工業化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所創造的文明新形態。也就是說，不斷探索中的新型工業化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創造（金碚，2021）。

由此可以追溯，從古至今，人類文明演進歷來是多樣化的演化過程，多種文明形態并行與共?，F代文明世界民族交融，具有高度復雜的社會系統和國家關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格局。即使是“敵方”或“對手”之間，也難以完全脫鉤甚至隔絕，只能共存于同一個世界。這是新型工業化所處的現實世界，因此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理解新型工業化的內涵。新型工業化正在以新的文明形態展現于各國工業化的新時代中。新型工業化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深植于多樣化文明的人類世界中。這將導致經濟全球化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創造中形成新格局。

新型工業化的深刻意義和機理創新深植于中國經濟社會與民族行為精神之中。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衷，就是要讓不同文明形態和民族國家，能夠理解中國新型工業化的包容性特征。與世界各國及各文明形態溝通交流、相互借鑒、暢通銜接，正是中國實現新型工業化的文明新形態意義。這樣，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就可以成為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積極力量。而且極具特色的是，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具有大陸和港澳臺的各色模式和豐富形態，全球罕見。這樣，經濟全球化多彩新格局的形成，可以獲得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構性支撐。同時，中國的新型工業化也可以獲得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更大空間和多樣化體系拓展。中國從傳統工業化轉向新型工業化的實踐探索，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作出了世界性貢獻。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促進經濟全球化新格局

如前所述，以工業化為基礎的人類現代文明與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相互推進、相得益彰。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經濟全球化是其必然趨勢，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社會實踐，使經濟全球化形態深刻演變，超越市場自由主義原教旨的執念，形成與文明新形態相適應的經濟全球化新格局。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邏輯，呈現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國民財富創造不斷跨界而擴張至全世界的過程。直至中國決意改革開放，實行市場經濟制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新的文明形態因素。得益于此，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承擔起維護和促進經濟全球化的使命。這樣，一方面，中國開始極大地改變了經濟全球化態勢格局；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中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可以在更廣闊的世界歷史舞臺中展開。

中國經濟崛起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實踐即使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不朝著形成全球范圍的同質化經濟體系的方向演進，而是越來越具有新世界新時代的文明新形態域觀特征。這樣，世界經濟的無政府性質就決定了只能由各國特別是大國間的博弈和談判來協調形成共同遵守的經濟全球化規則。

在經濟全球化新格局中，諸多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家可以不受排擠、不被歧視地進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與市場自由主義原教旨所想象的無差異規則體系相比，由多樣化主體構成的世界經濟體系更有助于形成經濟全球化格局的力量平衡態勢，避免和調解重大沖突，以和平方式解決矛盾，實現互利共贏的發展格局。按照這樣的文明觀思維和價值觀取向，經濟全球化并不要求世界各國經濟體的同質化，只要求各具特色的各國經濟以可行或妥協的方式相互接軌、互利合作、暢通流轉，融為一體但“和而不同”。這是唯一現實可行的經濟全球化演進方向。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所說：“在人類和社會科學中，唯一可能正確的觀念是多元論觀點?！保翁兀?016）英國學者馬丁·沃爾夫也說：“在全球化過程中也不存在某種壓倒性的力量將迫使它們完全趨同，差異的空間依然存在，并且必須得到保護。”（沃爾夫，2008）也就是說，只有以多樣化思維和價值取向來推動經濟全球化，才能維護世界和平，避免國際沖突和戰爭。

鑒于承認經濟全球化的文化及制度差異性，以及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預見經濟全球化必然是高度不平衡的過程和結構格局，復雜現象之不確定性普遍存在。因此，“規則博弈”將成為當今時代最突出的特征，甚至可以將21世紀的世界稱為“規則博弈時代”。新技術特別是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使得許多領域的產業組織和規則建構面臨顛覆性的新情況，人類須以可行的規則體系維持經濟全球化的建構性秩序。這實質上是在世界大變局中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了市場經濟自發性和結構性的雙重性質。

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遵守共同認可的國際秩序規則，相關各國各方應最大限度地做到制度及政策安排的待遇“對等”，但也得尊重和包容各國各方具體特質所決定的制度差異和文化差異，不能強求完全的“對等”安排。換句話說，對于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現實可行秩序，國家間有些規則可以對等安排，但也有些規則難以完全對等安排。經濟全球化的大市場，不可能是一個同質化的絕對自由市場，而只能是承認存在各類域觀差異的一體化格局。例如，盡管互聯網、物聯網可以將世界溝通融匯一體，但各國的數字空間、空域管制、隱私權域、信息傳播等是有極大差異的，不存在國際同一的規則系統。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維護的是“安全暢通、規則平等、承認差異”的世界市場經濟秩序。從文明觀和價值取向來說，這實際上就是承認文明形態的多樣性。特別是，當今世界最突出的人類發展現象就是，可以有條件創造適應各民族國情特色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因此，具有不同文化特質的民族國家在實現與國際規則接軌時，需要權衡利弊，也要重視規則安排對不同特質各國的文明親和性。也就是說，不同文明形態的國家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換位思考，共同致力于國際規則的協調安排。這也體現了經濟全球化規則必須在國家主權的制度框架內得以安排，這個客觀現實和國際法原則不可動搖。從經濟學范式的底層邏輯說，就是必須從工具理性的一維執念變革為理性、文化、制度的三維范式承諾，以體現人類文明新形態內涵的豐富性。

由此可見，中國以新型工業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使世界的工業文明絢麗多彩，對建構經濟全球化新格局具有全方位的深刻影響。工業革命、工業化、工業文明不僅是經濟現象，由人類的經濟理性推動，而且是文明現象，由人類的多方位行為取向促進?？梢哉f，工業化和民族特色自始就有其文明“染色體”，決定著工業文明的價值取向和文明形態的演變。

一方面，各國的工業化道路和文明形態因其文明“染色體”而各具特色，價值觀各異、利益格局復雜，必然會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秩序規則，體現著各國的國情差異。另一方面，各國、各文明體又無可選擇地同處一個“地球村”，利益攸關、沖突難免。類比地說，趨向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市場體系，不是如微觀粒子在空盒子般的物理空間中運行的“牛頓”式世界，而是如各類生命種群在差異化生態空間中繁衍的“達爾文”式世界。

那么，新型工業化將走向何方？經濟全球化能否在復雜的環境中拓展，使新型工業化暢通運行？還是會因“文明沖突”“修昔底德陷阱”障礙，而在“逆全球化”“半球化”“碎片化”的世界秩序體系中被“脫鉤”“封閉”而擱淺？如前所述，各民族國家的文明形態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文明差異并非消極現象，而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積極表現。所以，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規則建構所致力的方向不是試圖消滅文明形態差異，而是適應多樣化文明形態的全人類世界文明。

以此為據，中國的新型工業化以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為條件，以融入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為方向。其將面臨的重大挑戰，不僅是中國自己的秩序規則安排現代化、合理化，構建適應于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且必須要實現不同文明形態國家的秩序規則相容和對接。世界各文明形態的多元化決定了各國間有些制度規則須相同，并一致遵守，避免多重規則導致沖突、混亂和不公平，但也有些制度規則因各國國情差異難以完全相同，必須有差別化的制度規則安排。因此，規則博弈和規則協調將是新時代所面臨的最深刻、最復雜的挑戰。中國的崛起和推進新型工業化深刻地改變著世界，人類還從未遇見過在不同文明形態如此交織的條件下，努力尋求經濟全球化可行新格局的世界局勢。所以，中國推進新型工業化一方面是在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另一方面也將承受文明創造的多形態壓力和肩負人類發展的創新使命（金碚，2023）。

在人類發展的近現代史上，中華民族為復興和富強，以億萬人的偉大實踐，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從工業化到新型工業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世界因此而發生巨變。中國以創造性道路和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選擇，取得了不可否認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成就，使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類可以創造出完全能夠與西方道路和西方文明相媲美的另一條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工業化實踐有力證明和支持了世界文明和民族的包容性。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展現，是人類實踐的偉大創造力彰顯。

中華民族具有漫長歷史和悠久文化，加之多民族融合的獨特國情和民族心理，中國的新型工業化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文明創造和文明進化是人類發展的艱難歷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以其文明敘事告訴世界：中國新型工業化是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創造性力量，不僅創造了中華文明新形態，而且促進協調解決了世界不同文明形態的共存共榮問題。人類發展的命運是，各民族和各類文明形態，可以協同創造多元和諧的可持續文明世界。

英國學者大衛·愛登堡說：“只有當無數有機個體最充分地利用每一種資源、每一個機會的時候，只有當千百萬物種的生命相互關聯彼此維持的時候，我們的星球才能有效運行。生物越豐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們自己，就越安全。”（愛登堡，2021）工業化和現代化在各國廣泛推進，分工與合作愈加緊密，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經濟繁榮發達，而且安全有序，才可以使和平與發展真正成為人類發展的長久形勢。這是新型工業化的人類文明內涵，也體現了中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對建構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偉大貢獻。這對中國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和建構經濟全球化新格局的人類文明觀取向，都具有深刻影響。

就其現實性而言，則是在規制博弈的當今時代，處于不同文明形態的各國各民族朝著經濟全球化新格局與世界和諧共榮的人類文明進步方向發展，求同存異，共同努力，建構起適應新時代的世界規則秩序體系，讓多樣化的人類文明利益共同體暢通有序、和平興旺。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吨袊洕鷮W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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