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前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多個文明起源的基礎之上，非西方文明在歷史上也為世界秩序的構建做出了重要貢獻，現代社會的許多理念來自非西方。隨著西方主導地位的衰落，世界正迎來“全球多元”的新時代。西方應克服傲慢心理，摒棄“文明的沖突”敘事，接受自身相對衰落，同非西方國家合作，共同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包容的全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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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明傅(Amitav Acharya)

美利堅大學杰出教授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對美國的盟友和競爭對手全面加征關稅，破壞美國自己在二戰后主導建立的多邊體系，推動美中緊張局勢加劇，再加上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延宕，近期種種事態的發展，引起了西方對世界秩序崩潰的嚴重擔憂。

而在西方陣營內部，由于特朗普對北約、歐盟、加拿大和其他盟友持續施壓，分裂的跡象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過去，西方認為只有自己才能創造和維系穩定的世界秩序；但現在，它卻深陷對未來的焦慮，唯恐自身的霸權地位不保。

但是世界秩序并不是西方的“專利”。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目前的世界秩序從何而來，然后才能判斷它將往何處去。我們要回顧歷史，看看其他文明是如何構建自己的世界秩序的，考察它們之間有什么相似之處、有什么不同之處，哪里有交融、哪里有分歧。

在我的新書《曾經和未來的世界秩序》 (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 中，我講述了一個關于世界秩序的過去、現在和潛在未來的故事。我在書中提出，當前的世界秩序建立在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多個起源之上。隨著西方主導地位的衰落，世界秩序的未來將是多文明的。沒有哪一種世界秩序是永久的，過去幾百年來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亦是如此。它的終結應該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這個新時代不一定意味著崩潰和混亂。

這種觀點與亨利·基辛格、尼爾·弗格森、塞繆爾·亨廷頓、法里德·扎卡里亞和弗朗西斯·福山等許多西方學者的普遍觀點不同。他們或多或少地認為，目前主要由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已經存在了大約三個世紀，這個秩序總體來說是好的，因此它的衰落令人深感憂慮。但我的這本書通過深入挖掘歷史發現，當前的世界秩序是融合了許多文明的思想和智慧的結果，其中包括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伊斯蘭文明、非洲文明、美洲土著文明和西方文明。

從共和政體之理念、生命自由之保障、正義法治之精神，到海洋自由之原則、戰爭人道之準則，乃至基于規則的經濟外交活動等，以上這些概念，無論其雛形還是成熟形態，皆發軔于非西方文明。在這些非西方的歷史經驗面前，“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國政治悲劇”等概念就顯得很有局限性了——這兩個概念源自西方歷史敘事，卻被包裝成了“普世”法則。

雖然約翰·米爾斯海默等有影響力的西方學者認為，大國關系是“悲劇性的”，必定以競爭和戰爭告終，但歷史上持久的大國協作也并不鮮見。西方學界津津樂道的一個例子是，拿破侖戰敗后，1814-1815年召開的維也納會議催生了“歐洲協調”體系——但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大國外交與合作可以追溯到“歐洲協調”出現前3000年，也就是大約公元前20世紀中期。當時的古埃及與該地區的赫梯、米坦尼、亞述、巴比倫等其他大國共同管理著地區秩序，形成了“阿瑪納體系”。“歐洲協調”持續了大約100年，而基于大國之間平等互惠原則的“阿瑪納體系”則維持了該地區近200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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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新興的“后西方秩序”稱為“全球多元”。同更多關注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多極秩序相比，“全球多元”涵蓋的內容更加廣泛。它會像許多西方國家擔心的那樣是一件壞事嗎？恰恰相反，我認為，西方主導地位的終結對整個世界來說實際上是一件好事。在現行世界秩序之下，西方通過殖民掠奪、暴力壓迫、種族主義和不公正行為，壟斷了全球發展紅利，而其他非西方國家則成為犧牲品。幾個世紀的霸權地位讓西方人愈發傲慢無知，人類歷史上其他偉大文明的思想和貢獻被他們忽視或遺忘。

一些學者把今天“全球南方”國家扮演的角色描述為“其他國家的崛起”，但我認為，在許多方面，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其他國家的回歸”。許多如今正在崛起的國家，正是過去幾千年來在塑造世界秩序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的文明。只有讓“其他國家”回歸世界舞臺，賦予非西方國家更多話語權和更重要角色，才能開創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相互尊重的全球格局，讓西方霸權的惡劣行徑得以遏制，非西方國家對國際地位與文明認同的正當訴求得以伸張。

過去300多年來，西方一直處于優勢地位，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歐美國家在面對新興國家崛起的挑戰時，對未來的恐懼顯然更為深重。但現實地說，西方應該承認，如果不是借鑒了其他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它本身也不可能崛起為全球主宰。換句話說，不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國家，都曾相互學習，歷史上的這種“文明的互鑒”比“文明的沖突”要長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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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這一歷史，西方應該接受自己的相對衰落，虛心同“其他國家”合作，因為它們的思想和方法可以豐富全球知識庫，在國家之間建立真正文化多元、相互寬容的關系，并在此過程中為穩定、繁榮和正義創造新的條件和機制。

任何世界秩序都不可能沒有沖突，但正如我不久前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的那樣，我們有理由對“后美國時代”的秩序——也就是我所說的“全球多元”持樂觀態度。誠然，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個不確定的動蕩時期。但從長遠來看，它也可能變得更加公正和包容。

所有文明都有光彩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然而西方傳統的歷史敘事卻片面地把自己描繪成積極進取的“創造者”，把其他國家描繪成消極落后的“追隨者”。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非西方文明在構建當代世界秩序的過程中也貢獻了自己的智慧，推動了進步與合作。必須認識到它們的積極意義，才能從“文明的沖突”論陷阱中跳出，進而消解西方與非西方國家二元對立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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