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大選臨近尾聲,外交政策歷來是爭奪選票的焦點話題,俄烏戰局更是指數級地放大了這種關注。而是否更深地介入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沖突從一戰以來就是美國外交政策關注的核心,即“干預和不干預”的問題,它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歷史時刻一再上演,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現實政治史》中對此問題的一段精彩分析。當然,這本書也一再提醒我們:謹慎、冷靜、徹底地重新分析局勢比什幺歷史經驗都來得重要。
現實政治史
作者:[英] 約翰·比尤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1980年4月10日,亨利·基辛格在美國報業編輯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年會上發表講話,對他所看到的美國外交政策辯論中的絕對二分法傾向感到惋惜,尤其是在新的總統選舉即將到來之際。他說:“我們正處于另一場關于外交政策的四年一度的辯論的開端?!眻陶h宣稱“自己接過來的是一個爛攤子,但是通過近乎奇跡般的努力,我們的威望已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在野黨則“猛烈抨擊當前的爛攤子,并承諾將會帶來一個全新的開端”。這種狀況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會帶來危險。對于美國公眾來說,它給人們帶來的印象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只反映了執政黨的特點”,而實際上,美國的國家利益并不是每四年就發生變化。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這場爭論“對于無論是困惑不解的敵人還是沮喪的友邦來說,都讓人深感不安”。
各屆政府之間的延續性比言辭中所說的鐘擺波動這一比喻要大得多。把尼克松–福特時代描繪成美國外交政策向冷酷無情的實用主義轉變的過程未免太過于簡單化了。同樣,把卡特時代簡單地描繪成之前各屆政府的對立面,這種觀點也應該被謹慎對待。在某些問題上,卡特表現得像一個不受情感因素影響的現實主義者。例如在伊朗問題上,他沿用了其前任的政策,認為伊朗國王的政權比其他任何替代選擇都更為可取。他在訪問德黑蘭時發表了一則著名的講話:“由于國王的偉大領導,伊朗成為世界上最動蕩地區里一個穩定的國家?!彼驏|道主的英明領導致敬,并表示注意到了“您的人民對您的尊重、欽佩和愛戴”。
1992年11月1日,在布什和威廉·杰斐遜·克林頓對決總統大選的前兩天,《紐約時報》對現實政治給出了一個定義,這是自從一戰期間沃爾特·李普曼的著作出版以來,出現在美國主流媒體上關于這個詞的最為詳盡的定義。事實上,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使用“現實政治”一詞來指代這個概念的真正起源和路德維?!ゑT·羅豪1853年所創造的詞語的含義。在當代,它已經開始暗指“基于實力而不是訴諸道德和世界輿論的國際外交”。但隨著美國在冷戰中獲勝,這種形勢所迫的哲學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克林頓贏得總統選舉,就不會有現實政治的回歸了。相反,曾在卡特政府擔任政策規劃司司長的安東尼·萊克可能會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當然,萊克在卡特政府中是那個負責制定反現實政治政策的人。
同樣,雖然在措辭方面發生了變化,但是政策的實質并沒有改變。1989年到1993年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赫爾曼·科恩表示,盡管“存在著從道德角度而不是從現實政治角度看問題的傾向”,克林頓時期的外交政策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盡管美國具有全球軍力投射能力,但是,在索馬里和海地兩次規模相對較小的行動表明了在海外進行軍事冒險所面臨的困難。1993年10月,美軍的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引發摩加迪沙之戰(Battle of Mogadishu),從這次戰斗可以看出,克林頓政府在冒著美國人傷亡的危險去執行非核心優先任務方面,已經變得更加謹慎。盡管1994年9月到1995年3月在海地的“支持民主行動”(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取得了相對的成功,但是這場行動讓高級官員們對于卷入其他地方的亂局失去了興趣。因此,根據這一時期美國駐歐盟大使詹姆斯·多賓斯的說法,索馬里和海地的經驗使得克林頓政府在其第一個任期尚未結束之時就已經回歸到“更為務實的現實政治”。
“支持民主行動 ”第一天
另一方面,正如《華爾街日報》所預測的那樣,前南斯拉夫所發生的事件也表明了回避干預問題的難度。1992年到1995年期間,這個國家的暴力解體給西方的良知帶來了獨特的挑戰。這是在歐洲內部發生的暴力內戰和種族清洗,其規模是自二戰以來從未有過的。通常情況下,那些反對干預的人會訴諸“現實政治”的理由。與此同時,現實政治一詞的貶義用法被用于譴責那些反對干預者的犬儒主義。舊的表述被重新啟用,以服務于新的辯論。
關于干預的辯論在英國尤為激烈。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這場沖突在地理上距離英國很近,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冷戰的結束為英國在國際舞臺上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在1997年大選中,約翰·梅杰領導的保守黨政府提出了“保守的悲觀主義”,并持反對干預的立場,這些都遭到了嚴厲的批評,并被托尼·布萊爾領導的工黨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在這一問題上,布萊爾開創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政策。最初,他在工黨內部獲得了其他同僚的全力支持。在贏得大選后不久,布萊爾的外交大臣羅賓·庫克提出了一項新的外交政策原則。他稱之為“道德外交政策”。它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圍內支持人權、公民自由和民主,總體目標是將英國打造成為世界上一支“善的力量”,來提高其全球地位。庫克解釋說:“它為外交政策提供了合乎道德的內容,并認識到國家利益不能僅由狹隘的現實政治來界定。”
托尼·布萊爾
然而,兩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很快就破壞了庫克的道德外交政策原則。首先(事后可以看得更分明),英國在世界上大肆吹噓的道德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至少要取決于美國的默許,而更多時候取決于美國的軍事力量。其次,布萊爾自己將庫克的理論引向了不同的方向。相比二戰以來的其他英國首相,布萊爾更加積極和熱衷于對外干預行動。英國在六年之內卷入了五場戰爭:1998年加入克林頓政府轟炸伊拉克的“沙漠之狐”行動,1999年領導了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的行動,2000年在塞拉利昂(Sierra Leone)進行了一次短暫的遠征行動,2001年參加了阿富汗戰爭,2003年又對伊拉克進行了打擊。最后一次軍事行動導致了政府內部的分裂。庫克成為政府中辭職抗議入侵伊拉克的最高級別的官員。
事實上,早在2001年庫克離開外交部之前,一種新的布萊爾理論就已經開始將庫克理論納入其中。在對科索沃采取的干預行動中,布萊爾于 1999 年4月在芝加哥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講,他在演講中比庫克走得更遠,闡述了一種新的“國際社會理論”。同樣地,對我們來說,歷史的回聲是響亮的。這是又一個反現實政治的事例,它建立在經典的英國式拒絕俾斯麥主義的基礎之上。“俾斯麥有一句名言:巴爾干地區不值得一位英雄的波美拉尼亞士兵的尸骨,”布萊爾說,“任何人,只要見過成千上萬的難民流著眼淚越過邊境,聽過他們令人心碎的悲慘經歷,或是想象過那些無法逃離苦海的人們的未知命運,就會知道俾斯麥所說是錯誤的。”相反,這位首相主張“在捍衛我們所珍視的價值觀的同時,應該將各自的利益和道德目標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英國外交政策是在其最重要盟友的主導地位為其創造的空間中制定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談到自由干預的問題時,英國更為大膽也更為自信。正如布萊爾的幕僚長喬納森·鮑威爾所指出的,康多莉扎·賴斯是布萊爾在芝加哥演講的批評者之一,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她擔任小布什的外交政策顧問。在2000年的共和黨代表大會上,賴斯曾警告說,美國軍隊“不是一支全球警察部隊……也不是世界的緊急救援隊”。在發表于《外交事務》雜志的一篇文章中,賴斯進一步闡述了小布什可能推行的外交政策的概要。在文中,她也承認了漢斯·摩根索學術思想對她的影響。
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團隊被戲稱為“火神派”,這個團隊中包括傳統的冷戰現實主義者、里根派人士以及新保守主義者等一系列觀點各異的人物。他們的觀點都是通過諸如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迪克·切尼、科林·鮑威爾、理查德·阿米蒂奇、保羅·沃爾福威茨和賴斯等人進行調和的。作為一個團體,冷戰時期的一些重大辯論和1990年到1991年的海灣戰爭的經驗都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印記。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發生之前,小布什外交政策小組內部的力量平衡讓人幾乎沒有理由預期小布什會采取一種積極的、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
作為對“9·11”事件的最初反應,小布什政府宣布對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開戰,在這一行動上,小布什的外交政策獲得了公眾輿論前所未有的一致支持。然而在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公眾輿論的一致支持開始瓦解。在小布什政府之外,戰爭的現實主義批評者援引漢斯·摩根索的思想來反對這一冒險行為。在政府內部,沒有出現現實主義者的反對行為。然而,伊拉克戰爭確實對政府內部現有的力量平衡造成了壓力。時任《國家評論》雜志編輯的理查德·勞里在《國家利益》雜志上撰文警告說,不要簡單地給政府的外交政策貼上標簽。當前,那些廣為人知的各種帶有“主義”的詞語的含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模糊。首先,他駁斥了他所謂的“學術現實主義者的虛偽”,并認為這是多余的。一項植根于“對權力和利益進行非道德的計算(這是與黎塞留、梅特涅、基辛格等人有關的大戰略)”的政策將永遠得不到公眾長期的支持。接下來他指出,幾乎所有支持伊拉克戰爭的人都“被歸為新保守主義者”。這也是“一個靠不住的標簽”,盡管小布什的言論中出現過新保守主義,但是新保守主義從來都沒有成為共和黨內的主導思想。相反,勞里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找出傳統的里根派和新里根派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前者支持戰爭,但是對海外的干預和推進民主的行動更為謹慎。后者則編織了一個關于里根的神話,并對他的外交政策進行了過度意識形態化的解釋。
喬治·W·布什和約翰·麥肯2008年3月5日在白宮會面,兩人在2000年代均為共和黨和新保守主義的代表
對于伊拉克戰爭的設計師們來說,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強調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動機在同時發揮作用。托尼·布萊爾在2006年寫道:“在我擔任首相的九年時間里,我對理想主義并沒有變得嗤之以鼻。我只是越來越相信,區分由價值觀驅動的外交政策和由利益驅動的外交政策是錯誤的?!比蚧瘞淼氖窍嗷ヒ来?,而相互依存又導致了“建立一個共同的價值體系的必要性,并使其能夠發揮作用”。因此,他寫道:“理想主義就變成了現實政治。”在伊拉克陷入內戰的背景下,再加上在阿富汗遇到的困難日益增加,這是一個讓人很難接受的觀點。很多人提出,回歸現實政治是解決小布什和布萊爾路線的良方。有人認為,那些真正了解現實政治的人,永遠都不會采取先發制人的戰爭,也不會在意識形態的驅使下去推動政權更迭?,F實主義者曾被斥為“糊涂兵”和“掃興者”,但是,他們更為謹慎的做法似乎又重新流行了起來。事實上,早在2004 年,就有人聲稱康多莉扎·賴斯正在與她以前的現實主義導師如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重新接觸,她曾因戰爭而與他們保持距離。小布什和賴斯開始談論“有助于人類自由的均勢”—這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嘗試,旨在調和共和黨內部基辛格派和里根派的觀點。
現實政治史
作者:[英] 約翰·比尤
出版時間:2024年9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約翰·比尤(John Bew),英國歷史學家,畢業于劍橋大學,現擔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歷史與外交政策教授,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翰·W. 克盧格中心研究員,2019年擔任鮑里斯·約翰遜首相外交政策顧問。2015年獲菲利普·勒維休姆政治與國際關系獎。
主要著作包括《卡斯爾雷:啟蒙、戰爭與暴政》、《公民克萊門特:他締造了現代英國》,后者獲得2017年伊麗莎白·朗福德獎歷史傳記獎和2017年奧威爾獎。
內容簡介:
“現實政治”,一個被無數政治家、外交家掛在嘴邊的詞,多用來抨擊政敵的幼稚、異想天開,并彰顯自身的成熟冷靜、低調務實。英國歷史學家約翰·比尤則試圖突破這些政治話術的羅網,從歷史當中還原“現實政治”的真實含義。
通過梳理概念內涵的演變史,以及俾斯麥、張伯倫、基辛格等人的政治思想與外交實踐,比尤挖掘出“現實政治”所不同于“強權政治”“世界政治”等術語的獨特力量,并強調了更廣義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在當今世界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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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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