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諾獎得主韓江
與韓江在
失敗的空白里共舞
一位韓國朋友常常調侃,韓國已經沒有人在讀文學作品了,但在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之后,韓國各大書店的韓江作品被一掃而空。這一次,韓國人的熱情顯然被諾貝爾文學獎點燃了。
秋風寄思
韓江的反應要安靜很多,在得知自己獲獎的當天,她在家中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會與兒子共進晚餐,以喝茶的方式簡單慶祝。此后韓江也通過父親韓勝源表達了自己不愿慶祝的心情,因為在戰爭頻發的當下,每天都有人因戰爭死去。在韓江看來,獲獎并不是要去享受的事情,而是提醒自己以更開闊的視角去“看見”并保持清醒的頭腦。
當敘述者不再可靠
韓江對于獲獎的種種反應并不讓人意外,以“安靜”和“沉默”來回應和抵抗,是她在作品中一以貫之的理想。人們最常使用的溝通工具——用語言來對話,用語言來叫喊,用語言來表達——在韓江的文本中往往是失靈的。
在《植物妻子》這篇小說中,丈夫一開始十分迷戀妻子的聲音,“第一次見妻子時,最令我著迷的是她的嗓音……那聲音就像精心刷過漆并打過油的茶點桌,平時妥善保管著,在貴客到來時才拿出來,很雅致地擺著最好的茶和茶具。”然而結婚三年后,妻子逐漸變得沉默寡言,即使是在對話,但彼此的聲音卻沒有傳達到對方心里。當妻子訴說內心的苦悶,希望能掙脫現實的束縛,“去遙遠的地方”時,丈夫卻無法忍受過于敏感的她隨意打破自己短暫且危險的幸福。“你郁悶什么呀。”丈夫是困惑且憤怒的。婚后三年,對他來說是最溫馨、最安穩的一段時間,即使這安穩一部分來源于妻子將自己辛苦攢下的逃離這個城市的全部儲蓄用來租房子,他卻認為如果夢想這么容易改變,想必也不是特別重要。于是,他憤怒于“這女人怎能這樣令我孤單?她有什么權力令我孤單呢”。
在《植物妻子》這本短篇集中出場的人物,都像這一對夫妻,身處在兩個世界。一邊是工業的、冰冷的、束縛的、攻擊的、有發聲權的、動物性的,另一邊則是自然的、自由的、隱忍的、沉默的、開滿了花的、植物性的,當兩個世界需要溝通與對話,卻往往互相無法觸及,最后一方徹底沉默,就像妻子,變成了一棵植物,而丈夫再不能聽懂她發出的脆弱的呻吟,直到最后她失去所有聲音。
如果說我們還能通過人物的剖白與對話窺見“植物妻子”的內心,那么《素食者》中的英惠則是更加徹底的沉默。從一開始,丈夫便表明了她一向少言寡語,唯一的興趣似乎就是看書,是那些丈夫“碰都不想碰的、枯燥無味”的書,而且她一聲不響地準備飯菜。從開篇的丈夫視角,到姐夫再到姐姐的視角,英惠作為“素食者”所揭示的敘述主體,從頭到尾卻是沉默的、失聲的,這讓我們不禁懷疑三位敘述者本身的敘述是否可靠。
“敘述和敘述者本身可以是不可靠的”這樣的觀點對傳統文本閱讀的沖擊,不亞于上世紀初期量子力學對經典力學基礎理論的顛覆,它迫使讀者在閱讀時更加緊張,在懷疑和思考中對文本重新構建,獲得超越文字的空間和想象。
“不做什么”的背叛
沉默是英惠面對“象征秩序”時的一種逃避,她無法找到合適的符號來表達自我,沒有辦法向外界發出聲音,最終只有將自己的聲音內化成夢境,通過夢境,她接收到了自我所傳達的信息。夢境在韓江的作品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她筆下人物的夢里總有樹、森林、花,它們從白天的“動物性”世界中逃離來到夜晚的森林。《素食者》中,夢境是英惠最重要的語言,是她的自我象征。她曾經是“跟同伴在一起的”,但進入到黑暗森林后,“卻一個人迷了路”,在森林的倉庫中,她第一次直觀地看到自己曾和大家一樣吃的“肉”,“血淋淋、紅彤彤”,是用烹飪技巧“美化”之前的本質的“肉”。動物性的世界在森林里暴露了冰冷殘忍的本質,英惠開始拒絕吃肉。
《不做告別》一書更是開篇就寫夢境,“我”站立在原野上,遠處山脊到原野有“數千棵黑色圓木”。這些樹木就像一群高矮年齡各不相同的人一樣,或傾斜或彎曲,“仿佛數千名男女和瘦弱的孩子們蜷縮著肩膀淋著雪。這里曾經存在過墓地嗎?這些樹木都是墓碑嗎?”“我”迅速感知到這夢境與自己出版的那本書有關,從2014年夏天起“我”不斷地做夢,夢見自己寫到的那座城和那些死去的人們,不斷地重新進入那些場景,一次次感受當時的人們所受到的傷害。而英惠的夢也是循環不斷的,仿佛時間只在白天流動,而在夜晚的夢里,時間凝固了,那些傷害不會也無法離去。
英惠被日復一日的夢境折磨得愈加消瘦。但與主動去“做什么”的抵抗相比,她的抵抗在于“不做什么”,她用沉默去拒絕回應,拒絕參與社會規訓(在拒絕吃肉前,她用不穿胸罩來拒絕社會規訓,然而丈夫卻在摸不到胸罩帶子的毛衣下感受到了情欲的挑逗,此處暗示了兩人此后無法進行對話的命運)。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11日,韓國首爾,在一家書店內,顧客和媒體聚集在韓國詩人兼小說家韓江作品的專區,一天前她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韓國是個有著苦難歷史的國家,而20世紀70年代的“漢江奇跡”又一舉將這個苦難國家推入了資本和現代化的狂潮中,如此快速的經濟發展帶來的精神負擔讓所有人都活得并不輕松。《素食者》中,丈夫在換了新的部門之后,好幾個月都未在晚上12點前下過班;《在某一天》中“我”住在狹小的考試院里最“毫無人氣”的10號房間,馬路的對面是一座加油站,從窗戶望去的風景總是被電線分成兩截,每天的生活刻板機械,摩托車能短暫帶給“我”解脫,但終究也只是把“我”帶向辦公室;在《跟鐵道賽跑的河》中,“她”從位于首爾外圍的辦公室出來回到那個港口城市的住宅區,需要換乘市內公交車、地鐵和小巴士,近兩小時的下班路程結束時,“她”的四肢像面團一樣軟綿綿的,這幾乎是每個被現代化極速碾壓的現代人的寫照。這種現實世界就是如前所說的工業的、冰冷的、動物性的世界,這樣的世界壓迫在每個人頭上,不管是丈夫還是妻子,男人抑或女人,每個人都在發生不同類型的異化。有人在動物性的世界里放棄自己的主體性,順從現實社會成為“工具人”,有些人則要逃離這種異化,保全自身的完整與獨立,成為現實的背叛者,成為荒誕本身。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在瑞典文學院,韓國作家韓江被宣布為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的書正在展出。
早在現代化的初期,已經有人察覺到了這種“異化”。《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便是文學史上的偉大變異,但與卡夫卡偏愛動物主題不同,韓江對人類的割裂與背叛更為徹底,她甚至拒絕一切動物性。“‘我現在不是動物了。’英惠就像在講述重大機密一樣,環視著空無一人的病房繼續說道:‘我不用再吃飯了,只要有陽光,我就能活下去’……‘很快,我就不用講話和思考了’。”
語言和思考是人類引以為傲的理性象征,英惠卻要背叛作為人的理性,放棄作為動物的食欲。她用植物般的沉默去抵抗,用瘦削到尖銳的身體去刺破,我們不禁想起韓江本人,想起她的沉默和“不慶祝”,想起她給所有人留下巨大的空白。面對空白,我們逼迫自己必須去重新構建,去思考,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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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鄧潔舲
責任編輯 | 常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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