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與逆流并行不悖。

文 |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先講美國全球化的一樁舊事。

1993年2月的一天，剛當上新一任美國總統的阿肯色州人比爾·克林頓頗感忐忑，因為他要在這一天向民眾表明美國政府對于全球化的態度。

當時，“全球化”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是極其敏感的詞匯。

克林頓的前任是老布什，他在就任末期開啟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就是美國要跟加拿大、墨西哥兩個鄰國開展自由貿易，結果就像是在美國民眾中丟下了一顆重磅炸彈——商業利益集團、工會、草根政治團體幾乎都卷了進來，而且大多數都強烈反對。

這份協定里很重要的一方就是墨西哥，這是美國第一次與發展中國家談判重大雙邊貿易協定。

民眾擔憂的點在于，依據普遍優惠制，墨西哥對美出口產品多半已享受到了免稅待遇，如果進一步優惠，人力、資源等成本遠低于美國的墨西哥勢必會導致美國工人失業以及本國產品競爭力的喪失。

盡管墨西哥的經濟體量只有美國的4%，根本不足以對龐大的美國構成威脅；盡管國際貿易委員會研究這份協議后認定簽了影響也不大；盡管即便沒有這份協議，美國公司依然在把工廠遷往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墨西哥。

但依然避免不了民眾將這份協議視作洪水猛獸。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似乎成了一面鏡子，照出了蘇聯剛解體后站在山巔的美國民眾，面對更趨開放的世界時，內心極度的不安和恐懼。

有人惡狠狠地說：“你將會聽到巨大的吮吸聲，把美國的工作機會都吸走?！?/p>

這種氛圍下，總統大選還在進行時克林頓并未對此問題明確表態，因為無論他所在的民主黨還是支持他的工會大多數人都極力反對該政策。

大選結束后，是果斷放棄還是繼續推進這份協議，就成了新任總統必須做出抉擇的難題。

在那次演講中，克林頓承認美國對全球化“百感交集”，他用低沉穩重的語調談道“開放和具有競爭力的商業會使我國更加富足”“面對所有迫使我們倒退的壓力，我們必須奮力一搏，而不是退卻”。

在“封閉”和“開放”中，總統按下了后者的按鈕。

接下來，克林頓政府對商業利益集團、國會議員展開了游說，承諾不會讓各種利益集團遭受損失，否則就給他們補貼。在媒體上不斷與反對者進行一輪又一輪辯論，說服公眾改變對自由貿易的態度。

其實普通民眾在激烈的唇槍舌劍中早已喪失了理解力，根本無法理性搞清楚這份協議的影響和未來，只能靠本能，看哪一方更可靠。有了政府的背書和承諾，再加上克林頓的激情演講，民眾的態度也在漸漸發生偏移。

就這樣，當年11月17日，到了克林頓政府與協議反對者在眾議院一決雌雄的日子。

當天會議開了11個小時，240位議員先后發表了演講，反對者依然認為：

“讓美國工人與時薪1美元的墨西哥工人競爭是不公平的，美國的工作依然是由那些每天事先準備好午餐、打卡上班、為了獲得每一份工資全情投入的人民完成的。我們承擔不起拋棄他們付出的代價?！?/p>

后來投票，234票支持，200票反對，三天后參議院以61票對38票的投票結果輕松通過，克林頓政府實現了驚人的大逆轉。

二戰以來史詩般的美國貿易政策之爭以國會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結果落下帷幕。

后來克林頓政府又推進117個國家參與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在這個談判基礎上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2000年又推動國會賦予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次年中國加入WTO。

烏拉圭回合談判和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伙伴關系協議也同樣在美國遇到了相當大的爭論，但遠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爭論大。

原因在于，克林頓執政期間創下了美國歷史上經濟繁榮最長的紀錄，實現了美國經濟低通脹、高增長、高就業率的最佳狀態，而且推動“新經濟”迅猛發展，讓美國在信息革命和互聯網產業浪潮中再拔頭籌。

在這種“大勢”之下，國內對貿易擴張也變得積極，大企業更多看到了對全球增加出口和投資的極大潛力，農民也認為自己生產的大豆和其他農產品有了更龐大的市場。全球化也在這段時期被極大加速。

然而，對貿易和全球化的反對、質疑和怨氣從未消失過，只是在高歌猛進的發展大勢中被暫時壓下了。

之所以從美國200多年的貿易政策史中選擇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前后這個片段，是因為它能反映出美國國內對于自由貿易一直有著相當大的反對力量，貿易問題也會引發強烈的政治沖突。

貿易一方面關乎金錢和崗位，另一方面還常常能讓普通民眾聯系到別國的“經濟入侵”、大公司出賣國家利益等，帶來強烈的不安全感，國內一系列矛盾都可以通過貿易這個出口發泄出來。

這也就不難理解，憑借研究國際貿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曾說，貿易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重要，特別是對于美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在貿易方面做得無論對錯，相比在醫療服務上造成的混亂不堪，影響其實要小得多。

但貿易問題往往就成為痛苦的政治沖突的源頭，幾乎有多少人崇尚自由貿易，就有多少人反對。

所以美國歷任總統其實都不敢輕易觸碰貿易問題，就拿比爾·克林頓來說，競選時也不敢明確表態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

即便后來推著國會通過了一系列自由貿易的協定，他依然坦言，公眾對貿易有所忌憚，所以他的立場顯得不夠堅定。

后來的小布什在自由貿易上態度很堅決，盡管此時美國經濟已明顯疲軟，小布什政府使國會通過了與約旦、智利、新加坡等國的8份雙邊貿易協定。

這期間又是伴隨著無數的爭論和口水戰，安撫各大受損的利益集團，耗費了巨大精力，在迫使國會反復就這些貿易協定投票表決時也耗費了大量政治資本。

很多人將這些協定描述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大規模延伸，對美國構成了嚴重威脅，彼時彼刻的場景反復再現。

但這些協定加起來在美國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其實不足5%。

后來民主黨人奧巴馬更是忌憚貿易問題引發的紛爭，第一任期內幾乎沒有把貿易問題排上議事日程，直到第二任期才匆匆推出TPP和TTIP談判，接近大選時TPP才通過，TTIP還沒談成。

很不幸，TPP后來又被特朗普廢除了。

貿易和全球化問題在美國為什么推進這么難，爭議這么大，即便看起來對總體經濟發展沒什么影響的貿易協定都很難推進？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經濟全球化并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如前所述，有多少人贊同，幾乎就有多少人反對。

雖然我國這些年的發展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快車，我們一直認為全球化是潮流，但趨勢與逆流向來并行不悖。

要說根深蒂固，美國人可能對保護主義的觀念更根深蒂固一些，因為美國歷史上的保護主義的時間更長。

美國道格拉斯·歐文教授有本很著名的《貿易的沖突》，回顧了美國200年的貿易政策史，他認為美國貿易政策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別指向三個主要目標：收稅、限制和互惠。

第一個時代是從聯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戰爭，創造關稅收入是貿易政策的核心目標；

第二個時代是從南北戰爭到大蕭條，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廠商是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

第三個時代是從大蕭條至今，旨在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互惠貿易協定成為優先考慮對象。

互惠時代的標志是1934年羅斯福政府制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進口關稅開始下調，二戰后美國工業實力走上頂峰，更是積極推進全球化，但全球化的歷史比保護主義還是短得多。

其次需要明確的是，貿易沖突看似發生在國家之間，實則更是國內各大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

比如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即使中國不進行報復（但實際上會），美國整體上也會受損，但貿易戰總能讓面臨中國激烈競爭的美國某些產業獲益。

比如特朗普對進口鋼鋁產品加征關稅，企業就要采用本土鋼鋁，利好美國鋼鐵公司、紐柯鋼鐵公司和AK鋼鐵等巨頭，即便一些企業向美國商務部申請關稅豁免，也會因這些巨頭的反對而被否決。

這是企業巨頭的利益，如果放在整個產業，就有更大的利益集團。

貿易政策能不能實行很重要的就是國會投票，而國會議員代表自己的選區利益，不可能從全局通盤考慮貿易政策。

選區利益是什么決定的呢？

那就是國家的經濟地理，比如棉花在密西西比州生產，煙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鋼鐵在賓夕法尼亞州，汽車生產對應密歇根州，高技術產品對應加利福尼亞州，飛機對應華盛頓州，等等。

代表不同地區的國會議員，通常根據自己選民的利益給法案投票，支持還是反對，取決于對自己選區的產業的利弊。

這就使國會議員代表的利益集團基本是固定的，很難改變，除非得到政府的補貼，民眾觀念改變，進而影響到議員投票。

圖為美國的經濟地理格局（圖源：道格拉斯·歐文《貿易的沖突》）

產業區域短期內不會改變，所以國會議員對于貿易政策的傾向性基本穩定。

這就是為啥出個美國貿易政策都會爭議大、推進難。

美國歷史上曾經也因為利益集團的影響，在貿易政策的制定上吃過大虧。

美國的貿易政策原本是由國會制定的。1930年美國國會推出《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將2萬多種商品的關稅提升到了歷史最高位，這極大利好了國內與進口產品處于競爭關系的利益集團，但帶來了其他國家猛烈的報復，美國被諸多國家孤立，出口大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后果。

這就有了羅斯福政府的《互惠貿易協定法》，讓國會從貿易政策制定的細枝末節中退出來，允許總統與外國達成貿易協定，然后再由國會投票，總統開始引領國會采取新的貿易措施。

與議員不同的是，總統是全民選舉出來的，要站在全局的視角對全民負責，理論上就不會出現只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情況。

總統有了在貿易政策上相當大的權力，比如進口商品威脅國家安全可以加征關稅，發現外國政府的行為、政策不公平、不合理或有歧視性可以用“301條款”。

所以不管是老布什、比爾·克林頓、小布什還是奧巴馬，即便分屬不同黨派，但依然都能站在擴展美國經濟全球影響力的角度，維持自由貿易的體面，上一任沒完成的貿易協定，下一任一般接著完成。

直到特朗普來了。

特朗普代表了貿易和全球化中的失落者。

更準確來說，是技術發展和全球化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沒有及時填補上這個鴻溝，致使民眾出現了分化和對立，失意者越來越多，貿易就成為了出氣筒，特朗普就成了他們的“嘴替”。

蘋果、星巴克、麥當勞、微軟等行業巨頭原先只是面對3億人的市場，現在有機會賣給70億人，他們是全球化的擁躉者；

但打工人正好相反，原先只跟本國人競爭，現在卷到全世界，跟同行業的幾億人競爭，甚至還丟掉了工作。

所以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誓言將制造業重返美國，其中的重要手段就是提高關稅，降低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保護就業。

在第一任期，特朗普政府分五階段針對總額375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進口關稅，幅度從10%至25%不等。中方采取了五輪反制措施。

根據美國多個智庫的測算，這輪加關稅，主要是美國的居民承擔了價格的上漲，每個家庭每年多支出了200-300美元用于承擔關稅的成本。

幾年下來，中國從美國的最大進口國降為第三大進口國，前面兩個是美國的近鄰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中國的前兩大貿易伙伴也沒有了美國的位置，變成了東盟、歐盟。

圖源：華創證券

這次在大選中，特朗普提出的策略變得更激進：對中國征收60%的關稅，對其他國家也提高至10%-20%。

按照投資銀行Evercore ISI的估算，這將把美國對外平均稅率頂回 1930年代的水平。

這也會進一步推高一部分企業的生產成本，以及普通消費者的生活成本，使美國通脹率進一步升高。

上文提到，1930年代美國推出《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后引發了各國的強烈報復，紛紛孤立美國。

據媒體報道，美國大選投票開始之前，歐盟已經著手為特朗普的可能歸來制定方案，包括報復性關稅措施。

歐盟的策略是先示好，包括談判和采買美國能源，如果不成再實行報復。

除了中國、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兩個鄰國對美國造成了相當大的貿易逆差，也會成為特朗普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

得益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后改為《美墨加三國協議》）的零關稅協定，墨西哥成為進入美國市場的“橋頭堡”。

這些年中國很多企業，尤其是汽車零配件企業，都紛紛涌入墨西哥投資，即便中國整車很難進入美國市場，中國汽車零配件廠商也深度參與了墨西哥的汽車制造，進而進入到美國市場，充當了中美貿易的中間商。

2023年，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逆差達到1520億美元，同比增長17%。與此同時，中墨貿易額漲到1240億美元，墨西哥逆差628億美元。

這引發了特朗普的極大不滿，他此前宣稱，將對從墨西哥進入美國的汽車征收100%或200%的關稅。

無論是完全排除中國汽車供應鏈，還是拋棄《美墨加三國協議》，都很難達到讓汽車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的目的，重建需耗費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在成本上不具備全球競爭力，也很難在國內形成共識。

所以特朗普的貿易策略跟現狀其實都存在相當大的矛盾，充滿了很多變數，最終如何發展有待進一步觀察。

特朗普三十多年前曾寫過一本《交易的藝術》，講述了他的溝通和談判理念，比如開價要高，讓對方覺得這個交易不易達成；向對方展示強大的最佳替代方案；故意做出瘋狂舉動，打亂對方節奏；不停地宣傳自己。

在貿易博弈中，特朗普也極有可能按照這些原則，比如以大幅提高關稅為要挾，顯示出對方有極大替代性，并在此過程中不亂打斷對方節奏，要求對方減少貿易順差。

除了貿易戰，特朗普政府會延續、擴大過去8年對中國的科技打壓，對自身“科技安全”的絕對追求也將步步升級。這些都會給中國企業和經濟全球化帶來更多沖擊。

但能確定的是，全球化雖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全球化，但仍是一個“走兩步，退一步”的螺旋上升過程，危機中從來掩埋著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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