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包括北、上、廣、深在內的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建立“騎手友好社區”，但同濟大學最近發布的一項調研指出，很多騎手依然“困在生活算法”中。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騎手“困在數字算法里”的說法大行其道，但同濟大學的研究發現，真正困住騎手的，是因為各種原因，導致他們城市歸屬感普遍較低。

該研究成果是同濟大學副教授葛天任與研究團隊，針對外賣騎手、快遞員等數字遞送工人群體連續開展兩年大規模問卷調查和結構性訪談后獲得的，是這些年少有的針對騎手群體的調查研究。

數字時代“務工者”的新特征

人社部等四部門近日聯合發布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協商指引》顯示，目前我國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數量已達8400萬人。

在這些年“就業難”的大背景下，如此龐大的就業群體，發揮了就業“蓄水池”作用，對“穩就業”至關重要。和傳統務工者相比，這部分就業群體的工作具有地點碎片化、靈活化，任務自主化，報酬以“計件工資”為主等特征。

同濟大學在近日出版的《智能革命與騎手未來》一書中稱，數字遞送工人群體（騎手、快遞員等）并非憑空產生，而是隨著過去數十年來各地外來務工群體在數字智能時代的某種“迭代”而產生。智能革命對外來務工群體的職業身份轉型和職業發展方向有深刻影響，他們是新生代“農民工”。

和上一代外來務工人員相比，數字遞送工人群體具有更鮮明的個性、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理性的職業選擇和生活抉擇，他們向往自由、追求夢想，希望向上流動。

與上一代外來務工人員“外出打工掙錢”的目的不同，這些80后、90后群體外出打工時已不單考慮經濟目的，而是希望在獲得更高經濟收益的同時，還能夠開闊視野、增加個人閱歷、滿足情感需求。

數字遞送工人群體群體這些年日漸龐大，主要原因是行業一般都采用計件工資方式，對于勞動者來說，即時工資、多勞多得，與傳統的中國勞動關系中各種隱形控制或成本損失相比更透明可觀。

此外，數字遞送工人群體中，其中一部分人有比較強烈的向上流動的愿望，有不少人通過努力，已經逐漸轉變為個體工商業經營者或城市的辦公人員。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計算，對比第六次和第五次全國普查數據，中國城市新增個體工商戶、辦公人員達9000萬人，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或外來務工群體進入城市后，大量人口完成社會地位向上流動，進入邊緣中產階層。

不過，調查發現，數字遞送工人群體作為新就業群體，其生存境況、職業發展、社會心態和社會融入等方面仍然面臨著與傳統外來務工群體相同的制度環境與社會地位狀況。

也就是說，盡管數字遞送工人群體的工作地點、工作方式、獲取報酬的方式與傳統“農民工”已經大不相同，但在社會關系上，他們仍然是外來“務工者”。

騎手工作的“過渡性”

“務工者”的本質特征，決定了騎手、快遞員等工作，對很多人來說，只是“過渡性”的工作。

同濟大學調查結果顯示，騎手中有60.19%的人正是受到高薪資的吸引選擇送外賣，上海快遞人員的平均薪資在6000元到7000元之間，而外賣配送員在扣除各種費用后其月薪普遍在7000元到8000元之間。

盡管收入可觀，但上海數字遞送工人的工作穩定性較低，78.21%的人工作年限在3年以下，21.99%的受訪者僅工作不到3個月，從業年限不到一年的受訪者有近50%。在很多配送員看來，當前這份職業只是一份具有過渡性質的工作。

來自河南的上海27歲外賣員吳先生稱，自己初中畢業就離家，三年前來到上海，起初在酒吧工作，今年五月開始送外賣，但未來還是希望回到鄭州做個小生意，對上海沒有什么歸屬感。

老家在重慶的上海外賣員李先生表示，自己喜歡自由一點的工作，現在每月薪資有7000左右，送外賣的目的就是賺錢，攢夠了錢就回重慶老家建個牧場。

分析指出，數字時代“務工者”之所以將騎手、快遞員等工作作為“過渡性”工作，一方面是這一群體在心態上對目前務工的城市存在天然的“疏離感”，另一方面是社會對這個群體的關注不夠。

正如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言，由于受到個體所處的社會位置、長期形成的個體習慣和個體品味的發展影響，個人身體上帶有深深的社會階層印記。

調查研究發現，上海數字遞送工人來自全國各地，身上攜帶著在家鄉形成的習慣，這種習慣讓他們對如何融入這個城市感到無所適從，只好對城市社會文化保持一種觀望態勢，盡量減少與城市居民的交集，大部分人都是 “過客心態”。

調查數據顯示，認為自己能夠完全融入上海的數字遞送工人僅占上海數字遞送工人總數的11.6%，44.62%的人認為自己的融入度一般，19.68%的人則不想融入，還有24.1%的人嘗試融入。

當問及“想定居上海嗎”，表達肯定意愿的人只占總人數的31.67%，而明確表示不想在上海定居的比例高達40.51%，目前為止還沒有考慮過這一問題的人占27.82%。同時，當問及今后“是否會一直留在上海工作”時，只有16.86%的數字遞送工人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絕大多數青年從業者表示不愿意或不確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王春光等人的研究表明，農村流動人口雖然進入了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生活在城市，但城市只把他們當作經濟活動者，并沒有把他們當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體，在體制上也沒有賦予他們類似城市居民的其他基本利益，在生活和社會層面更是將其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動之外。

著名學者李景治在《中國城市中農民工群體的社會排斥問題》一文中稱，影響中國外來務工群體的社會融入的根本因素是制度結構排斥，以及城市居民的歧視行為、歧視心理等。

所以，在很多騎手、快遞員等“務工者”看來，這些職業只是他們在城市“掙更多錢”的一份工作，很多人依然希望掙錢以后，回流到自己的家鄉。

騎手受困于“生活算法”而非“數字算法”

對騎手、快遞員等不友好的城市社會環境，讓這個群體“困在生活算法”里。

這些年，社會輿論對“算法控制”的強大壓力，讓數字經濟平臺開始對算法系統進行升級、迭代和優化，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數字算法對數字遞送工人的控制。

和“算法控制”相比，“生活算法“對數字遞送工人的影響更大，亟需對這個系統進行升級，提升騎手的歸屬感，讓騎手群體真正融入城市。

可喜的是，這些年很多城市和數字經濟平臺已經開始行動了。

騎手、快遞員等數字遞送工人數量較為龐大的北上廣深，已經開始探索建設“騎手友好社區” ，上海楊浦區“騎手友好社區”建設已經擴大至全區，騎手可以享受免費食品、專享用餐折扣等暖心服務。

另據工人日報報道稱，美團也正在探索與大型物業公司技術合作，加速騎手友好社區模式在全國復制推廣；與商家合作，建設騎手友好商家，首批1000家友好商家已經落地，預計年內超過10萬家。

此外，也有人呼吁，相關部門在規范勞資關系、推動社保異地聯保、解決子女教育等方面，還需要繼續發力。

毫不夸張地說，騎手是一個城市的生命線，關系到居民的基本生活，重新構建這個群體的生活，把他們從“生活算法”中解救出來，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