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高考后，我填報志愿時，在完全無人指導的情形下，全部第一志愿都填報了法律，而且意外地被中南政法學院錄取了。說意外，是因為我當年的分數文科班第一名，本來是可以上更好的學校，卻滑檔到了當時并不知名的中南政法學院。入學成績雖然名列前茅，但總覺得本來可以拿一等獎，卻變成了二等獎，有點不甘心。不過，選擇法律，源于當初樸素的正義感，倒是符合自己的心意。

記得入學第一天，就在食堂外看到迎面而來的一條巨大橫幅：“歡迎你，未來的法官！”這個餅畫得讓人熱血沸騰，有種穿上法袍就要去敲法槌的沖動。那時的我，壓根兒沒想過我以后會在大學任教，或者做律師什么的，總覺得我們畢業就是當法官，或許就是源于那個條幅強烈的視覺沖擊。我算是并軌前的公費生，不用交學費，每個月還有40塊錢的國家補貼。聽師兄師姐講，往屆畢業生，分去法檢兩家的最多。

記得大一時，我就在我們學校的模擬法庭樓里旁聽了一個重大刑事案件的庭審。武漢中院審理一起發生在高校的故意殺人案件，開庭地點居然設在我們學校。案情很簡單，一個當地大學生翻入食堂盜竊飯票，被工作人員發現，發生了搏斗，他情急之下把工作人員給捅死了。庭審的細節我已經不太記得了，被告人被判了死刑還是死緩也不記得了。但這個庭審過去了近三十年卻一直存留在我腦海中。

大三那年我們紛紛回老家實習，我拿了介紹信去老家法院的城東法庭，當時還有經濟庭。我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卷宗，做庭審記錄，以及偶爾跟法官外出調解或執行。還記得有一次為某個離婚案件，我們去鄉下調解時，夫妻兩為財產分割鬧得不可開交，連枕頭都得一人一個。我厭煩了這種瑣碎的民事案件，決心以后即使做法官，也不做民事法官。

再次實習，就到了老家法院刑庭。當時的審判，有些并不規范，審判員有時會讓我寫判決書，甚至還有過獨任審判員有事離開時讓我審案。案件是一個小案件，似乎是盜竊案，我跟法官說根據法律規定，應該是二至三年量刑，判二年行不行，法官說，判三年吧，于是我寫上三年。沒想到，正式判決書出來，落款處竟然有我的名字，抬頭是“代書記員”。

1999年大學畢業時，早已取消了分配，得自由擇業。為了能在老家法院工作，我爸托人去找院領導。后來千辛萬苦在隔壁縣的領導老丈人家中見到了領導本人，他問了我基本條件，留下我的簡歷，說我很優秀，獲了很多獎，可以考慮。我爸對我到縣法院工作充滿期待。但兩手準備的我，同時也參加了考研，而且順利地考上了本校的公費研究生。

本科畢業前，我父親突發腦溢血，不幸離世。因為他就醫時花費了巨額醫藥費，我曾想放棄讀研，早日參加工作還債。系主任陳小君教授知道后，勸我再慎重考慮，因為讀了研后，起點會更高，再工作也不遲。而且她認為，我不一定適合在體制內，比較適合做研究。在她的關心下，我也放棄了去法院工作的機會，專心讀研了。

研究生畢業時，我還曾回老家拜訪過那位法院領導，他說你回來吧，我們院還沒有研究生呢，你算第一個。可是，我又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也是公費的，只能婉拒。后來，那位領導去了中院當院長，又去了省院當領導，我們也一直都有保持聯系。甚至在我任教中國政法大學后，我還帶研究生去他所在的法院調研過，那是后話了。

2005年博士畢業前夕，導師推薦我去最高人民法院。當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需要考，只需要進行一個簡單的面試。記得當年胡云騰主任說，過了五一你就來上班吧，我讓人把辦公桌給你清理出來。我說我還沒博士論文答辯呢。胡主任說，那個沒問題，時間早晚。我問，要坐班嗎？胡主任說，原則上要，有事可以請假。于是，我就打了退堂鼓。

我真的不喜歡上班。我從畢業到現在，沒有上過班，或者嚴格說，沒有坐過班。我崇尚自由，不喜歡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喜歡打卡，更不喜歡在體制內看領導臉色，我怕在官僚體系內活不過兩集。所以，我最終選擇了更為自由的高校。而我的本科同學、研究生同學以及博士同學，有的確實選擇了法院，我祝福他們，并希望他們一直秉持著公正的底線。

翻到上面這張2002年照片，是我研究生畢業時，跟幾位本科小老弟一起在校園聚餐后的合影，歡送我考上人大博士。當時他們都是青年才俊，在我擔任版主的中南BBS揮灑文字。后來，他們中有的考上了北大的博士，有的成了教授博導，有的擔了母校的法學院院長，有的成了全國中青年法學家，唯獨沒有一個當法官的。

現在，我的學生中已經有了很多法官，甚至有的已經成了法院的領導。我總是跟他們說，其實中國老百姓很多人 有“包青天 ”情節，他們認為法院是最后講理的地方，是可以實現公平公正的地方。但是，現實又總是給他們失望，所以才會有那么多的申訴信訪，或者極端事件，那是因為信任崩塌了。如果我們自己都不信仰，憑什么讓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