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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2024

第6期

《天涯》新刊上市

新刊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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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前言

2024年10月25日，《金庸譯文：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金庸譯文：幸福婚姻講座》在其故鄉(xiāng)浙江嘉興發(fā)布。這是金庸文學翻譯作品在中國內地首次出版發(fā)行。

1946年至1949年間，金庸在浙江杭州《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香港《大公報》等用本名、各種筆名發(fā)表大量譯作，目前明確考證的有100多篇。

《金庸譯文：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金庸譯文：幸福婚姻講座》兩本書中的作品都是金庸上個世紀在《大公報》工作時的譯作?！督鹩棺g文：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精彩再現了美國短篇小說怪才達蒙·魯尼恩表紐約百老匯的江湖故事，《金庸譯文：幸?；橐鲋v座》則演繹了法蘭西學院院士莫洛亞筆下關于幸?；橐龅乃急娲髴颉?/p>

《天涯》2024年第6期刊發(fā)了林遙的《翻譯家金庸》一文，正是關注金庸作為翻譯家的這個身份，梳理金庸的翻譯與其武俠小說寫作的內在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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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家金庸

林遙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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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一本名為《談心：與林青霞一起走過的十八年》的書，在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同時出版，作者金圣華，寫她和大明星林青霞的友誼，以及彼此間關于閱讀、寫作、生活的心得體會。坊間肯定更熟悉明星，但在翻譯領域，金圣華是學術界的名教授，遠非“明星”可比。金圣華是法國巴黎索邦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的翻譯系教授、榮譽院士及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另一社會職務是香港翻譯學會榮休會長、榮譽會士。金圣華曾兩度擔任香港翻譯學會的會長，為推動香港翻譯工作做出了貢獻。

按傳統(tǒng)說部習慣，談金圣華教授，算是“楔子”，為了引出香港翻譯學會。2021年是香港翻譯學會成立五十周年，因為疫情，學會舉辦了多場線上的系列講座，在東亞地區(qū)頗具影響。五十年間，香港翻譯學會一直活躍在香港文化領域，促進與翻譯、語言和跨文化的交流。

倒退五十年，時維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譯學會成立，這是香港唯一的翻譯學者和翻譯專業(yè)人士組織，定期出版會刊《譯訊》及學術期刊《翻譯季刊》，出版翻譯論文集及專著共十余種，設立了兩個翻譯獎學金。

查閱文獻，關于香港翻譯學會的歷史，有這樣一段描述：“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譯學會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冊成立。七個月前，七位會員Louis Cha，T. C. Lai，Meng Ma，Stephen C. Soong，Alex H-H Sun，Philip S. Y. Sun和Siu-Kit Wong作為發(fā)起人，召開成立大會，旨在香港成立一個非營利的學術團體，以促進與中文翻譯有關的標準、交流、出版和研究。這些發(fā)起人，包括六位杰出學者和一位著名武俠小說作家兼報紙出版家，他們秉持的堅定信念，銘刻于學會章程中。”

熟悉金庸生平的人，會立刻反應過來，Louis Cha，正是金庸的英文名字，其他六位，分別為：賴恬昌、馬蒙、宋淇、孫鴻輝、孫紹英及黃兆杰，皆為香港地區(qū)著名的學者和翻譯家。

香港傳播學奠基人余也魯，亦是翻譯家、出版家，洵為香江學林翹楚，曾出版《余也魯日記：夜記香港百天》一書，其閱歷既豐，交游又廣，在日記里寫了不少香江學界的掌故，特別提到香港翻譯學會成立，并言學會之發(fā)起宣言，即由金庸起草。歲月嬗遞，文字難覓，不知昔日金庸怎樣說明香港翻譯學會的成立緣由，或許上面這段文字有可能就來自于金庸最初起草的宣言。對于七位發(fā)起人所秉持的信念，他們這樣闡釋：

提高翻譯水準，協(xié)助中文及其他語言的翻譯培訓，鼓勵學者投身重要著作的漢語和其他語種翻譯，以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促進文化交流，并以此目的：

（一）召開學會會議；

（二）出版書籍或期刊，贊助翻譯方面的研究，舉辦專題會議和從事符合本會宗旨的其他活動；

（三）印刷、出版、出售、出借或分發(fā)本會會刊或報告。

金庸與其他六位學者相比，似乎距離翻譯這個職業(yè)有些遠，但尋覓金庸的早年經歷，他對翻譯一直情有獨鐘，這是不爭的事實。金庸的一生除了寫有武俠小說、新聞評論，還留下了大量翻譯作品，可惜湮沒在武俠和新聞兩大光環(huán)下。

二

1945年2月20日，已是抗日戰(zhàn)爭的后期，一份《太平洋雜志》在大后方重慶創(chuàng)刊出版，封面上標注由太平洋出版社發(fā)行，社址在重慶彈子石大有巷四號，印刷為警聲合作社印刷部，其地址為彈子石大佛段六十一號，二者相距不遠。這份雜志非常短命，僅出版一期，創(chuàng)刊號亦即終刊號。

《太平洋雜志》有64頁，內容包括時事、學術、文藝、翻譯等文章，頗為充實，很能迎合不同讀者的口味。這本雜志的編輯是查良鏞，發(fā)行為張鳳來。

1944年，金庸二十歲，因有游歷外國的想法，遂產生了當外交官的理想，就讀于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中央政治學校是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其前身是中央黨務學校。這年上半年，大一學期結束，金庸的學習成績名列全校第一，但到了秋天，他卻不得不離開學校。他回憶這段往事時曾對嚴家炎教授說：“抗戰(zhàn)后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做‘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

金庸的浙江省立聯初畢業(yè)照（后排右一為金庸）

失學的金庸想到了表兄蔣復璁。蔣復璁是海寧硤石人，軍事家蔣百里的侄子，1940年，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的首任館長。通過蔣復璁的關系，金庸進了國立中央圖書館閱覽組工作，名義是干事，具體工作是登記借書和還書，上班時間為每天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這份工作薪水不高，僅夠糊口，但在管理圖書的同時，給了年輕的金庸一個大量閱讀的機會，他集中讀了大量西方小說，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遜劫后英雄略》（今譯《艾凡赫》），并英法文互參讀了《俠隱記》（今譯《三個火槍手》）、《基度山恩仇記》（今譯《基督山伯爵》）。

圖書館的工作任務不重，頗具生意頭腦的金庸，萌發(fā)了辦一份雜志的念頭，他后來在《太平洋雜志》創(chuàng)刊號的“編后記”里，談到了創(chuàng)辦初衷：

我們在重慶，外埠的友人常會寫信來說：“希望寄一些新的刊物給我們吧！”但寄什么給他們好呢？重慶好的刊物很多，但未必正合他們的需要。學政治經濟的要一些資料；學文學的想看些最新的作品；學科學的想知道世界上科學進步到了什么地步。生活太無聊的要求些刺激；生活太緊張的人要求得到解脫。我們想到，應該有一本刊物能普遍地滿足這種需要。于是我們著手籌備了，希望這是一本范圍極廣的刊物，希望這是一本能適合大眾需要的刊物。

金庸對讀者市場的需求極為敏銳。1939年12月，他十五歲，因同學張鳳來、馬胡鎣都有弟妹要投考初中，但找不到合適的參考書，于是搜集材料給他們作為參考。在此基礎上，金庸編輯了《獻給投考初中者》一書，于1940年5月出版，這是他的第一本書，問世一年，印刷20次，銷量10萬冊，帶來了豐厚的報酬，直到1949年3月，南光書店還在出版《獻給投考初中者》，可見此書的長銷程度。金庸若干年后回憶往事，對池田大作說：“我創(chuàng)辦《明報》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這種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

金庸覺察到讀者的需求，于是拉上張鳳來等三位同學，想要辦一份雜志。窮學生哪里有錢，只能四處告借，籌措經費，所得不過杯水車薪。雜志最大的支出是印刷費，金庸后來找到重慶大東書局的老板，勉強答應賒賬印刷一期。

重慶當時流行美國雜志《大西洋月刊》，這是一本文學和文化評論雜志，1857年11月創(chuàng)刊，至今仍在出版，在美國頗具影響力。據說，當年宋美齡很喜歡這本雜志，經常翻閱。金庸蹭了這個熱度，為自己這本雜志取了個相似的刊名——《太平洋雜志》。

三

一期雜志需要的內容不少，作為新刊，稿源是個問題，但是從創(chuàng)刊號目錄上的13篇文章來看，有《齊格菲防線大戰(zhàn)記》《意大利投降內幕》這樣關注世界戰(zhàn)事的譯文，也有《飛彈之謎》《最近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科普文章，還有文學類的《少年彼得的煩惱》《安娜與星羅王》等小說、散文等，做到了普遍滿足讀者的需要。金庸還以筆名“查理”發(fā)表了長篇小說《如花年華》首章，占了7頁，約有9000字，這或許是金庸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可惜未完。

雜志中的文章以譯文為主，目錄上的譯者除了“查理”，還有段一象、良瑩、張捷、賈鼎治、王人秋、俞淬、馬瑋等。這其中，賈鼎治是中國現當代翻譯家，1925年出生，新中國成立后任新華通訊社國際部譯審，當時年少，正在重慶。其他翻譯者的名字無從可考，考慮到金庸在中央圖書館的便利條件，以及出刊的緊迫時間，推測這些翻譯者大多是金庸自己，他為了讓讀者感覺本刊實力強大，供稿者甚眾，換了不同的“馬甲”，《太平洋雜志》可稱金庸最早的“譯文集”。金庸利用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豐富資料，每天得空就翻譯，下班后，又帶著《英漢詞典》，趕到同處兩路口地區(qū)的美軍俱樂部，搶譯新到的外國報刊上的文章。他以查理為筆名，在“發(fā)刊詞”里宣示了辦刊的宗旨——傳播知識，傳播真、善、美：

一本理想的綜合刊物，應該能夠傳播廣博的知識，報道正確的消息，培養(yǎng)人們高尚的藝術興趣與豐富的幽默感。真理、善良、美麗，都是十分寶貴的東西，為了要獲得這些，幾千年來不知道有多少人盡了終生的努力，甚至犧牲了生命。我們這本雜志，就是集攏這些美麗的東西獻給你。渺小的蜜蜂從各種花朵里制出蜜來，我們希望這蜜是甜的。

愿望是美好的?！短窖箅s志》雖投讀者所好，首印三千冊，上市不久就銷售一空，這給了金庸莫大鼓舞，他積極籌備第二期，結果因紙價飛漲，印刷方不肯繼續(xù)賒賬，理想輸給了現實，雜志就此壽終正寢。

在雜志的最后一頁，還有金庸為自己打的“廣告”，除了雜志，他還要雄心勃勃出版翻譯叢書，起手就是兩套重量書：

一是大仲馬《基度山伯爵》的全譯本：

本社新書預告

世界文學不朽巨著

基度山伯爵（全譯本）

大仲馬原作

查良鏞譯

大仲馬最精采（原文如此）之杰作，西洋流傳最廣之小說。

史蒂文孫說：“此書極度迷人，沒有人能看了第一章而不一口氣看到末一章。”

每個西洋人都知道基度山伯爵就像中國人知道關公和賈寶玉。

書中包含了一切使人興奮的情節(jié)：愛情、戰(zhàn)爭、決斗、陰謀、復仇、報恩、越獄、自殺、假死、發(fā)瘋、復辟、退位、黨爭、強盜、綁票、偷竊、結婚、得寶、炫富、化裝、暗殺、航海、覆舟、縱火、賽馬、比槍……

（原文如此）有：全身瘋癱用眼睛說話的老人。

為了兒子而毒殺四人的美婦。

與父親信仰相反，活埋自己兒子的法官。

拿女兒當生意經的銀行家……

譯文流暢，語句美麗。

本書第一冊在印刷中第一冊實價二百五十元

歡迎預約及批銷預約八折

出書后，預約者優(yōu)先寄奉批銷六五折

二是英文選集：

二十世紀英文選

俞楊等選編

1.所選各篇均為二十世紀之杰作，現代人應讀現代英文。

2.作家為英美第一流文豪，如蕭伯納，拉斯金，威爾斯，馬克吐溫，高爾斯華綏，羅素，哈代，辛克萊，賈克倫敦，巴蕾，吉卜林等。

3.每作家選一代表作，自一文可窺見一文豪之作風。

4.每篇題材各個不同，抒情，議論，描寫敘述等均有。

5.每篇長短相仿，均系精短可資背誦。

6.文首附有作家小傳，及該文之地位。

7.篇末詳細注釋生字，難句，用于自修教科均極適宜。

從這兩份書籍預告來看，金庸深諳讀者的心理。我們今天關于文學，總有“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分野，文學的體裁愈加固化，評論家們對文學的價值，總有一種自信，認為“純文學”在時間面前更具優(yōu)勢，“通俗文學”意味著流行一時，“純文學”則更能永恒。可若真放在時間背景下考察，這個觀點頗可商榷。雨果誕生兩百周年時，法國的報章上有“誰還在閱讀雨果”的疑問，但我絕不會懷疑，與他同一年出生的大仲馬依然會有讀者群。

電影《基度山恩仇記》（1961）中文海報

《基度山伯爵》的廣告中，金庸使用了極為吸引人眼球的詞語，也可見他已經下定決心翻譯這部長篇小說。若讀者不想讀長篇，金庸亦很貼心，備有《二十世紀英文選》，著名作家的短篇作品，一次可以讀完，還能用于背誦和學習。

金庸翻譯的《基度山伯爵》計劃出版多少冊，無從可考，但第一冊售價250元，價格不菲。當時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月薪560元，金庸的月薪僅有50元左右?？箲?zhàn)時期，民國政府發(fā)行的貨幣惡性通脹，重慶物價到抗戰(zhàn)后期上漲了1560多倍。居住在重慶的老舍曾回憶，起初四川的東西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板買一束鮮桂圓”，但從1940年起，物價幾乎一天一倍的天天上漲。作家張恨水提到他初到重慶時肉價兩角一斤，五年后肉價暴漲到三四十元一斤，他要同時創(chuàng)作七部小說，寫小說的過程中還不時發(fā)表散文、雜文、評論等，以換取稿費養(yǎng)活一家人。

同期比較，一冊《基度山伯爵》的文字量不會太少，可以推測金庸已完成了相當數量的譯文，而他的生活境遇也可想而知。如果《太平洋雜志》能有后來《明報》的命運，金庸大抵第一部出版的小說就是翻譯作品了，但時代和命運交織在一起，沒有那么多“如果”。金庸彷徨無計之時，巧遇一位熟人，讓他決定從國立中央圖書館辭職，就此離開了重慶。

四

1942年夏，金庸從衢州中學畢業(yè)，江浙淪陷，他前赴重慶報考大學，一路行經浙、贛、粵、桂、湘五省，至湖南時路費罄盡，正好中學同學王鐸安的哥哥王侃在湘西瀘溪辦湖光農場，金庸遂寄居農場。湖光農場主要種植油桐樹和油茶樹，還建了苗圃，培育油桐樹苗，金庸在這里半工半學，直到1943年夏，才考取中央政治學校。

1945年的春天，《太平洋雜志》第二期夭折，金庸對前途更為迷惘，恰好王侃來重慶辦事，二人重逢，他再度邀請金庸幫他經營農場，重要的是，許諾如果經營有方，油桐樹栽植成功后，將會資助金庸出國，這個條件讓金庸頗為心動，便答應了下來。4月19日，金庸從國立中央圖書館離職，與當時已從中央大學休學的高中同學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農場。

湖南大學于1938年內遷至辰溪縣，距離農場不遠，金庸便想借讀湖大，重續(xù)學業(yè)，于1945年8月8日，寫信給湖南大學校長胡庶畢：“學生原籍浙江海寧……懇請先生準予在貴校借讀以成生負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許，生愿受嚴格之編級試驗，或請準予暫在四年級第一學期試讀，如成績不及格可即予開除，但求能賜予一求學機會……自知所請于貴校規(guī)定或有未合，惟請先生體念陷區(qū)學生環(huán)境之特殊、情況之艱苦，準予通融借讀或試讀……”并備言自己為了求學，千里輾轉，突破日軍防線的艱辛經歷。金庸言辭雖切，但校方未予通融，胡庶華校長于18日按有關規(guī)定簽字批復：“關于借讀需向教部請求分處，本校不能直接收容?！被亟^了金庸的請求。

金庸多年后回憶自己寄居湘西的經歷，稱“那是在自己最窮困潦倒的時候”，彼時之失意，溢于言表?！缎Π两分辛詈鼪_抓青蛙吃等等細節(jié)，即是當時他饑餓的真實經歷。如此困境，陪伴金庸的還是翻譯。他從重慶離開時，帶了一箱書，多為外文書籍，也許就是他準備編選《二十世紀英文選》的書籍原本，他在農場開始試譯《詩經》，并計劃編寫一本《牛津袖珍字典》，可惜都未能完成。

湘西閉塞，抗戰(zhàn)勝利的消息稍晚才傳到金庸耳中，由于王侃的一再挽留，他直至1946年6月才離開湖南回到浙江。

金庸后來在和池田大作對談時說：“我在1946年夏天就參加新聞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兼收錄英語國際新聞廣播?！焙贾荨稏|南日報》于1927年3月12日創(chuàng)刊，1937年2月1日社址遷至杭州眾安橋畔，大樓五層，是當時杭州的地標性建筑?！稏|南日報》是浙江地區(qū)有名大報，新中國成立后并入浙江日報社。不過進入東南日報社的時間，金庸記憶有誤。浙江檔案館館藏有東南日報社的全宗檔案，其中有職工登記表、金庸簽下的“東南日報社職工保證書”以及離開報社時的“辭呈”。按照職工登記表記載，他進社日期是“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亦即是1946年11月22日，介紹人是陳向平。

陳向平又名陳增善，1909年出生，1926年在寶山縣立師范讀書時就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9年，陳向平擔任《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主編，1941年，陳向平從來稿中發(fā)現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讀后深為贊賞。這篇稿子出自正在讀高中的金庸之手，二人相識后，結成了忘年交。金庸早期的一些散文多發(fā)于《筆壘》副刊。

《東南日報》分“云和版”與“南平版”，抗戰(zhàn)勝利后，“云和版”回杭州出版，“南平版”則遷上海為總社。1946年，金庸回到家鄉(xiāng)浙江海寧，風塵困頓，已無法繼續(xù)求學，他想起陳向平，遂寫了一封信：“……陳老師，還記得良鏞載于《筆壘》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良鏞在湘西油茶農場年余，發(fā)展未果，故回浙江家中閑待。戰(zhàn)爭流離尚已結束，良鏞思慮再三，欲在杭州謀一職糊口……”

陳向平接信后，向杭州《東南日報》總編輯汪遠涵推薦了查良鏞。汪遠涵是浙江溫州人，畢業(yè)于復旦大學，1939年和陳向平一同進入《東南日報》工作，從編輯一路做到總編輯。金庸初到編輯部，說是外勤記者，汪遠涵給他安排的任務卻是“翻譯”，按“東南日報社職工保證書”上提供的說法“茲保證查良鏞在貴社任記者兼收英文廣播，工作服務期內，確能遵守社方一切規(guī)章，聽從調度，謹慎奉公……”這份工作實則就是收聽外國電臺的英語廣播，選擇可用的翻譯。金庸偶爾也會翻譯一些英文報紙上的短文，以備報紙缺稿時使用。報社沒有錄音設備，這種國際新聞稿全靠直接收聽后翻譯，金庸晚上八點開始工作，邊聽邊記，最后憑借記憶全文譯出。

五

進入《東南日報》不久，1946年12月5日，金庸即在《東南日報》第三版上發(fā)表《英國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禮表示支持聯合國》，這是金庸翻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查良鏞”。金庸出色的翻譯水平，給汪遠涵留下很好的印象。1988年，汪遠涵與金庸通信時還提到這件事，印象深刻：“上?？偵绲年愊蚱较壬榻B你來杭，做這份收聽和翻譯的工作……陳向平詢問過你在《東南日報》的境況，我說你英文水平相當高，行文流利，下筆似不假思索，翻譯特好?！?/p>

同學余兆文來杭州，對金庸的工作非常震驚：“外國電臺廣播，說話那么快，又只說一遍，無法核對，能聽懂就已經很不錯了，你怎么還能逐字逐句把它們直譯下來？”金庸則解釋：“一般說來，每段時間，國際上也只有那么幾件大事，又多是有來龍去脈的，有連續(xù)性。必要時，寫下有關的時間、地點、人名、數字，再注意聽聽有什么新的發(fā)展，總是八九不離十，不會有太大差錯?！弊阋娊鹩乖诜g上的功力和嚴謹態(tài)度。

金庸在《東南日報》工作不到一年，在這期間作為外勤記者寫了些訪問文章，還在《東南日報》副刊《東南風》和《東南周末》主持“信不信由你”“咪咪博士答客問”欄目，其他主要是譯文。這些譯文除在《東南日報》發(fā)表，也刊登于上海的《時與潮》雜志，比如《西伯利亞的神秘城》《蘇聯也能制造原子彈》《五國和約的檢討》等等，除了署本名查良鏞，也使用了“查理”“白香光”“香光”等筆名。

1947年的六七月間，上海的《大公報》公開招聘三名翻譯，金庸看到消息后報了名。當時《大公報》在新聞界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穩(wěn)定，因此應聘人數達到109名?！洞蠊珗蟆纷詈筮x了10人進入筆試，金庸幸運位列其中。筆試試題由《大公報》翻譯主任楊歷樵擬定，并最終由他閱卷打分?！霸囶}英文電報一，社論一，譯為中文?！苯鹩怪挥昧?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后，他順利通過了口試。不得不說，金庸的翻譯功底和《東南日報》的報業(yè)經歷起了關鍵作用，他成為第一個被錄用者。

當時金庸的堂兄查良鑒任上海市法院院長，并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做兼職教授，通過這層關系，以及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歷，金庸在上海停留期間，進入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繼續(xù)未完成的大學學業(yè)。10月6日，金庸以此為由，向東南日報社申請“準予賜請長假”，“擬至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第一次的報告批有“慰留”字樣，他于同日再次遞交申請，眼見他去意已定，報社“勉予照準”。10月底，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工作。

金庸在《大公報》是夜班，白天在東吳大學完成學業(yè)。他在上海《大公報》工作時，發(fā)表了很多關于國際社會新聞或人物的評論文章，譯文頗多，除了《大公報》，金庸還在《時與潮》雜志兼職編輯。

《時與潮》雜志專門報導國際問題，也評論國內新聞事件，1938年在武漢創(chuàng)刊，8月即遷重慶，抗戰(zhàn)期間堅持出版，是大后方最暢銷的刊物之一。臺灣學者齊邦媛的《巨流河》回憶抗戰(zhàn)時期的“人和事”，特別說到《時與潮》：“在那個時代，那樣遙遠的內陸山城，《時與潮》是很受歡迎的刊物，政府與民間都很重視，幾乎每次出刊立即銷售一空。許多人說那是水深火熱的戰(zhàn)線后面的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外面的世界。”抗戰(zhàn)勝利后，《時與潮》曾?？?，后于1946年12月在上海復刊。

《時與潮》以“報導時代潮流，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實則主要從日本、英國、美國等公開出版的雜志上，選譯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文章。金庸本人幾乎沒有在公開場合提過自己在《時與潮》的這段兼職經歷，只能從《時與潮》上發(fā)表的大部分的譯文和編輯署名有所窺見。僅1947年11月1日，金庸就在《時與潮》半月刊第二十八卷第六期發(fā)表《蘇聯陸地戰(zhàn)略的秘密》《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莫洛托夫的左右手》，同日，在《時與潮副刊》第八卷第五期發(fā)表譯文《SVP——萬能服務處》《電腦》《了解你的頭發(fā)》《鋁是一種新藥嗎？》。在《時與潮》半月刊發(fā)表譯文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資本主義與世界和平》《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巴勒斯坦怎么分治》《法國饑饉的原因》，一口氣連登四篇。

1947年12月1日，《時與潮》編輯部從上海市長春路392號遷到梵皇渡路（今萬航渡路）618號，這是一幢氣派的花園洋房，俗稱“小白樓”?！稌r與潮》的總編輯鄧蓮溪因是國民黨立法委員，占據了這處洋房，作為編輯部。

鄧蓮溪之所以請名不見經傳的金庸來當《時與潮》半月刊的主編，其實不過讓他一個人獨立擔負編輯、發(fā)稿任務。當時老同學余兆文去上海探望金庸，看見編輯部設在樓下一間豪華小客廳，樓上有很多客房，但金庸卻棲身在一處閣樓中，可見當時金庸在鄧蓮溪心目中的位置。

金庸也對老同學余兆文說：“不瞞你說，我為《時與潮》雜志曾經翻譯過一些文章，他們大概是看中了我動作快這個特點吧。在杭州《東南日報》工作時，我一收到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著手翻譯。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我兩個小時就脫稿了，既不需要謄寫，也不需要修改，所以當天就把譯文寄給他們。這樣翻譯了一段時間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時與潮》雜志社就來信說要聘請我做雜志的主編?！?/p>

鄧蓮溪1949年1月27日歿于“太平輪”事件，《時與潮》雜志也在1949年2月停刊。今日“小白樓”仍在，屬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一部分，聽說未來將成為上海動漫產業(yè)園區(qū)。世事滄桑，莫可預料。

六

金庸在上海《大公報》工作至1948年3月，他草草結束了在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學業(yè)，前往香港。3月15日，《大公報》港版復刊，急需一名翻譯，原定張契尼去，但他因太太臨盆，不能前往，報社派二十四歲的金庸南下香港補缺。金庸原想短暫停留，卻沒有想到命運難測，他這一去，畢生的事業(yè)和榮光就留在了那里。

《大公報》港版復刊后，沒有自己的辦公地點，租用的是《新生晚報》的二樓，地址位于中環(huán)的利源東街15號，這里一切簡陋，工作辛苦。金庸繼續(xù)翻譯電訊，擔任國際新聞版的編輯，協(xié)助編輯國際新聞版?！洞蠊珗蟆匪奚崾瞧胀ǖ乃膶优f樓，位于中環(huán)堅道贊善里8號樓，距離利源東街隔兩條街，走路只需十來分鐘，金庸中午吃飯，下午睡覺，晚上工作。除了新聞類的譯文，他用“鏞”的筆名還翻譯了一部長篇自傳《我怎樣成為拳王——喬路易自傳》，從1948年12月10日連載至1949年3月16日，共47期，連載開始前，有一段小引，估計為金庸所加：“本文于十一月八日起在美國《生活畫報》刊載，是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喬路易的生活史，敘述他怎樣從一個農奴的家庭中生長為世界聞名的拳王，其中包括許多拳擊中的要訣?！?/p>

1949年6月，一個名叫陳文統(tǒng)的廣西青年從嶺南大學畢業(yè)，前往香港求職。語言學家王力給他寫了一封送交《新生晚報》的推薦信，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則推薦他去見香港《大公報》的總負責人李俠文。陳文統(tǒng)先去《新生晚報》，結果被婉拒，他又去見李俠文，所幸李俠文也是嶺南大學出身，看了陳序經的信，答允下來。數日之后，陳文統(tǒng)收到了參加測試的通知。

考試的主考官是金庸，他給陳文統(tǒng)出的題目是翻譯新聞稿件，總共三條：一條是中文譯英文，另兩條分別是路透社和法新社的英文稿，需要譯成中文。

這個題目不算很難，陳文統(tǒng)有所準備，記熟了專用單詞，答了一小時便交了卷。金庸后來回憶：“當時的主編輯李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我覺得文統(tǒng)兄的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師）。”陳文統(tǒng)順利進入《大公報》，最初也在編譯組，負責翻譯國外通訊社發(fā)來的英文電訊稿件，成為金庸的同事，只是他的譯文太重文采，常常超出原意，大都上不了國際版的頭條。當然，后來陳文統(tǒng)寫武俠小說，筆名梁羽生，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兩大宗師就這樣結識了。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掀開了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大幕，推動新派武俠小說躍上歷史舞臺，但兩人的性格與理想全然不同，金庸強調個人主義，國際化的閱讀為他的小說帶來了人物內心的體悟，而梁羽生雅善辭藻，注重集體主義，這些從二人對待譯文的態(tài)度上就可以窺見苗頭，卻都沒有脫離時代給予他們的烙印。

金庸和梁羽生

金庸在《大公報》一直工作到1958年，在這期間，他翻譯的作品除了國際電訊，主要集中在幾類：其一，是長篇的新聞的報道，比如以“樂宜”為筆名翻譯的美國記者賈克·貝爾登的長篇紀實《中國震撼著世界》，從1950年到1951年9月20日，連載于《新晚報》，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結集出版，分上下兩冊，1952年3月初版兩千冊，3個月后再版，又印一千冊。他還翻譯了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上的《朝鮮美軍被俘記》，同樣在《新晚報》上分8期連載。1952年1月到6月5日，翻譯了英國記者R.湯姆遜撰寫的長篇報道《朝鮮血戰(zhàn)內幕》，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結集出版。其二，是文藝評析，他以“子暢”為筆名，翻譯了美國劇作家J.勞遜的《美國電影分析》86篇，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連載于《大公報》，此外，還有《荷里活的男主角》《論〈碼頭風云〉》《我怎樣學舞》等文章。其三，是生活情感和社科哲思，比如以“子暢”為筆名翻譯的法國作家莫洛亞的《幸?；橐鲋v座》等。

金庸翻譯法國作家莫洛亞的《幸福婚姻講座》

翻譯這類文字之余，金庸心中仍然沒有忘記小說。當年在《太平洋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金庸已嘗試撰寫篇幅長一些的小說，也開始翻譯《基度山伯爵》。翻譯小說不同于其他社科譯文，首要就是文學性，要求譯者本身有相當的文學修養(yǎng)，才能為其他語種的讀者揭開原作者的神秘面紗，這種字斟句酌，無疑是個艱難的過程。

七

金庸曾和梁羽生、百劍堂主陳凡一起在《大公報》上開過“三劍樓隨筆”的專欄，三人輪流“坐莊”，1956年12月26日，輪到金庸，他寫了篇《圣誕節(jié)雜感》，后來很多研究者提到這篇文章，注意到的多為金庸父親在他讀中學時，為他買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誕述異》，其實文中金庸特別提到了自己翻譯小說：

我曾譯過美國短篇小說家丹蒙·倫揚的那篇《圣誕老人》。故事是說一個善心的強盜劫了一批珠寶，去放在他愛人老祖母的圣誕襪子里。這位老太太快要死了，她一生都相信圣誕老人會在她的襪子里裝進些禮物，在臨終之前，這愿望終于達到了。這個強盜由于穿了圣誕老人的服裝，埋伏著要打死他的敵黨竟然沒有認出他來，因而逃得了性命。這是一篇驚險而滑稽的故事，但在人物的內心，蘊藏著善良和溫柔。

丹蒙·倫揚（Damon Runyon）是誰呢？這個名字現在通譯為達蒙·魯尼恩，1946年逝世，美國新聞記者、短篇小說作家，舊書網上可以搜到他的書，不過沒有中文譯本。達蒙·魯尼恩出身美國的一個新聞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報商。1898年，他參軍服役，經歷過美西戰(zhàn)爭，退役后給多家報紙寫稿，后來作為體育記者寫了很多棒球比賽的文章，深受歡迎。1967年，他去世二十一年后，還被列入了棒球名人堂。

魯尼恩為人仗義，蕩檢逾閑，賭博、酗酒、吸煙、婚內出軌樣樣不缺，其賭品不佳，喜歡打聽內幕消息下注，賽馬是他寫作中的主題。美國富蘭克林圖書館的世界最偉大作家系列1979年收錄了他的小說集《紅男綠女》。富蘭克林圖書館多是出版世界經典、美國經典、普利策獲獎等系列叢書，早期代表了當時書籍裝幀印刷藝術的天花板，成品全真皮裝幀，竹節(jié)書脊，內文為無酸厚道林紙，配以精美插圖，三面全金口，前后扉頁真絲緞面，緞帶書簽；必須一訂一整套，先交錢后發(fā)書，大概一月一本，讀者要五到八年才能集齊整套書。在20世紀70年代，一本訂價高達28美元到45美元，極為昂貴，是無數藏書者垂涎的對象。魯尼恩能入選其中，雖不如德萊塞、海明威、威廉·福克納有名，卻足證其在美國文壇中的地位。

金庸最早翻譯魯尼恩的小說，現可考證的是短篇小說《記者之妻》，1948年9月6日開始連載，達蒙·魯尼恩譯為冷揚，譯者署名白香光，這是由趙躍利《金庸筆名知多少》一文最先考證出來，后來嚴曉星《金庸年譜簡編》也采用了這個說法。這篇小說曾引起了讀者興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報》第七版“大眾顧問”欄目中，有讀者來信詢問：“編者先生：近日見貴報大公園刊登《記者之妻》一文，內容非常精彩，茲請問一冷揚是何國人，其生平如何？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同《記者之妻》那樣差不？二白香光是誰？是先生呢還是小姐？有名的還是沒名的？三這篇登完之后（因寫短篇小說，大約不長吧），還能再登其他類似的么？”報紙答曰：“一冷揚是美國現代最知名的幽默作家，他曾做過近二十年的警察局消息記者，對美國的下層階級很熟悉；他的作品都是以幽默的筆調，俚俗的口語來描寫黑暗社會人物的人性。二白香光是先生，他還年輕，未享盛名，但在我們看來，他對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筆的流暢，比時下知名之士并不差。三這篇已登完，還會登類似的?！彼煤?948年11月23到28日，再次刊登了魯尼恩的小說《會一會總統(tǒng)》，譯者署名還是白香光。

金庸翻譯魯尼恩小說似不在少數，他曾以溫華篆為筆名，在《新晚報》上連載了《馬場經紀》《神槍大盜》《開夾萬專家》《超等大腳》四篇。1956年4月，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諷刺小說”，書名《最厲害的家伙》，封面寫明“丹蒙·倫揚作”“金庸譯”，這本集子收錄了七篇小說，依次為：《吃飯比賽》《檸檬少爺》《記者之妻》《十二槍將》《最厲害的家伙》《超等大腳》《戀愛之王》。小說集里沒有前面提到過的《圣誕老人》《會一會總統(tǒng)》《馬場經紀》《神槍大盜》《開夾萬專家》，卻有《超等大腳》?？梢酝茰y，金庸翻譯魯尼恩的小說不會是只有十二篇，若僅只十二篇，似沒有理由遺漏，這應是一本譯著精選，更多篇章可能以不同的筆名散落在其他報紙。

金庸翻譯魯尼恩的小說集

小說集《最厲害的家伙》中的七篇后來重載刊行過。1981年3月1日，金庸的武俠小說《連城訣》在《南洋商報》的副刊《小說天地》連載結束，隨即連載“滑稽諷刺小說”系列，署名“D. 倫揚著”“金庸譯”，內容就是《最厲害的家伙》一書的七篇小說，連載順序都一樣。

今天我們得以看到這七篇小說的原文，是2016年7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了“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系列叢書，共計21冊，其中《金庸卷》由金庸的秘書李以建編，收入金庸的武俠小說（節(jié)選）、散文、社評、政論、詩詞、翻譯、學術等文字，翻譯部分收錄的就是這七篇小說。彼時金庸在世，當是經過了首肯。七篇的次序有所調整：《檸檬少爺》《記者之妻》《吃飯比賽》《最厲害的家伙》《十二槍將》《超等大腳》《戀愛大王》。

八

魯尼恩的筆下多為小人物，賭徒、妓女、黑幫分子等，往往以紐約都市為背景，熱衷于講述邊緣人物偷奸?；?、鬼鬼祟祟、投機取巧的故事，筆調輕松，讓人忍俊不禁，情節(jié)曲折，結局出人意料。

比如《最厲害的家伙》這篇，能被選做書名，顯示出金庸對其的喜愛。故事講述了“我”和鐵銹查理在一個星期三晚上發(fā)生的事?！拔摇毖獕焊吡?，醫(yī)生卻勸“我”要平靜生活，否則一定會完蛋?！拔摇苯涣耸\費后，出來碰到了鐵銹查理。在“我”眼里，鐵銹查理是世上最厲害的人，比如他討厭一個人的帽子，會直接開槍打死，如果不開槍，就用刀子刺，總之這是一個極其暴力的惡棍，“他所以沒有入獄，惟一的原因是他剛剛從監(jiān)獄中出來，當局還沒有時間想法子再把他關進去”?！拔摇焙軗淖约旱难獕海幌牒退煸谝黄?，但是又不敢惹他，在他的脅迫下去搶了彌敦·底特律和豬玀伊凱的賭場，還在布希米亞夜總會打了四個警察。這一晚“我”嚇得血壓都要爆掉，又不敢離開。鐵銹查理為了表示對“我”的不離不棄，邀請“我”去他家吃早餐，讓他老婆做火腿雞蛋。“我”想他老婆的生活一定苦得不得了，沒想到進了門，看到鐵銹查理的老婆身材異常矮小，他老婆二話不說，拿起棒球棍就打他，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惡棍鐵銹查理被老婆揍了，卻說：“平平氣，小嘟嘟，等一下，甜心。”“我”最終也被他老婆用棒球棍打了頭，沖下樓后，鐵銹查理老婆還扔了塊磚頭，打在“我”后腦上，腫起了一大包。第二天去看醫(yī)生時，醫(yī)生量了血壓說：“你的血壓現在已經低于正常的標準了，你看，你好好休息一晚有這樣大的功效。診費十元。”

我一直以為魯尼恩的小說在內地沒有中文譯本，結果“啄木鳥雜志”公眾號2022年10月14日發(fā)布了一篇翻譯小說，作者正是達蒙·魯尼恩，叫做《一個十分危險的人》，大致講的是一個小鎮(zhèn)來了個叫摩根·約翰遜的年輕人，因為長相兇惡，臉上有傷，所以大家都說他是個危險的人。漸漸的鎮(zhèn)上的人都這樣傳說，并且說他臉上的傷是在紐約和十個歹徒打架留下的，后來這個人數甚至上升到了二十個人，但是有一天，一個喝醉的牧羊人拿著刀威脅摩根，結果摩根轉身就逃跑了，再沒有回來。

從上面提到的兩篇小說內容，以管窺豹，約略可以看出魯尼恩小說的特點，這種“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寫法，類似于不停翻包袱，有些相聲“三翻四抖”的感覺，語言詼諧和幽默，難怪金庸將其定名為“滑稽諷刺小說”。金庸在《最厲害的家伙》的“譯者后記”特別說：“倫揚的文筆非常奇特，全部沒有過去式，而俚語之多之怪，在美國作家中也是罕有的?！苯鹩篂榱吮Ａ暨@個特點，在翻譯過程當中使用了頗多粵語方言，比如貼士（tips，內幕消息、提示消息），溫拿（winner，勝利者，贏家），契弟（罵人話，約等于混蛋），瓜直（也有寫作瓜咗，死亡）等，這些語言的使用，頗能贏得香港讀者的親近感，也貼合原作。

魯尼恩的小說富于戲劇性，具有電影的風格，事實上，他的小說有十多部都被改編為電影，比如秀蘭·鄧波兒主演的喜劇電影《小麻煩》，原著就是達蒙·魯尼恩的小說。

秀蘭·鄧波兒主演根據達蒙·魯尼恩小說改編的電影《小麻煩》（1934）劇照

《最厲害的家伙》一書有兩個細節(jié)特別值得注意：一是出版時間1956年4月；二是出版者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1955年2月8日，金庸撰寫的《書劍恩仇錄》在其供職的《新晚報》連載，此前的1952年，金庸從《大公報》調至《新晚報》編副刊“下午茶座”欄目?！缎峦韴蟆穼佟洞蠊珗蟆菲煜拢钤缡菫榱丝菆髮Сr戰(zhàn)爭消息而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大公報》即公開宣布：“自本日起，遵令正式實行公元。”報頭從“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改為“公元一九四九年”，明確其擁共愛國立場，一直位列香港左派報紙首席。當時香港左派報紙如《大公報》《文匯報》等一般不采用外國通訊社稿件，而新華社稿件來得太慢，所以就辦了一份相對中立的報紙《新晚報》，便于刊登外社消息。

梁羽生的《龍虎斗京華》于1954年1月20日在《新晚報》連載，至1954年8月1日結束，緊接著又從1954年8月11日連載《草莽龍蛇傳》直到1955年2月5日。梁羽生覺得自己的理想是新文學，不想再寫，就向總編輯羅孚推薦了金庸，遂有了《書劍恩仇錄》出世。至于后來梁羽生卻不過老東家情面，只得從1955年2月15日開始為《大公報》撰寫《七劍下天山》，嗣后成為代表作，當時誰也料想不到。

《新晚報》在1955年2月7日的頭版頭條宣布：“‘天方夜談’明天起增加兩個新的連載：其一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另一是貝嘉先生間諜小說《她死在第二次》，緊張曲折，引人入勝，看過便知，請為留意！”

金庸和梁羽生武俠小說的風行，促進了《新晚報》的發(fā)行。當時香港地區(qū)同屬左派陣營的報紙副刊，一般少用社會來稿，多由各報編輯提供，一來內容可靠，二來亦可在稿費上有所補貼自己的編輯。1955年底，同樣具有擁共立場的《香港商報》總編輯張學孔和副刊主編李沙威找到梁羽生，希望他也為《香港商報》供稿，“但梁回復是：‘我是搞新文學的，開這個筆，只算是向報館的一個交代，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大意）他是不答應了，商報轉約金庸上陣”。此時金庸從《新晚報》調回《大公報》當副刊編輯，李沙威就轉請金庸為副刊《說月》寫一部武俠小說。金庸的《書劍恩仇錄》共連載575期，完結時間是1956年9月5日，當時尚在連載中。金庸答應了李沙威，從1956年1月1日撰寫他的第二部武俠小說《碧血劍》，一直連載到當年12月31日結束，時間整整一年。這個過于巧合的時間，顯然來自雙方之間曾有的約定，這可能也是《碧血劍》草草收場的原因。這種做法無疑傷害了小說的整體布局，金庸后來在《碧血劍》上的修訂，花費心力最多，但仍是其小說中質量不高的一部。

至于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則是金庸小說連載之后，他最早授權出版單行本的出版社。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的金庸小說，主要是金庸創(chuàng)辦《明報》前發(fā)表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射雕英雄傳》，另外一部《雪山飛狐》是否得到授權，一直有爭議。坊間有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的《雪山飛狐》存在，但是金庸予以否認。在1959年8月，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射雕英雄傳》第十六集版權頁上，有一段“作者鄭重啟事”：“本人所撰武俠小說，全部僅《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雕英雄傳》《雪山飛狐》《神雕俠侶》五種，均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此外并無其他著作?！本烤惯@段文字的確是金庸聲明，還是出版社自為，暫無考證，若是金庸同意的話，那么金庸可能準備將所有面世的小說都交予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彼此合作應是愉快的。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的《射雕英雄傳》連載版第五集末頁，亦可見金庸作品的廣告：“本公司發(fā)行金庸先生著作……”除《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和《射雕英雄傳》，就有《最厲害的家伙》，金庸譯，標價一冊一元八角。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6年4月出版的金庸翻譯小說集《最厲害的家伙》，具有重要意義?；陔p方的合作關系，金庸親自授權當無疑問。這個時間段，金庸在撰寫《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兩部小說，恰和翻譯魯尼恩的小說的出版同期，同屬金庸小說寫作的起步階段。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總編輯、學者孫立川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金庸卷》出版時特別提到：“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不同凡響，得益于金庸對中國傳統(tǒng)小說與歷史的深刻理解，也與他深厚的西方文學藝術修養(yǎng)有關。比如，他的武俠小說，采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小說形式，但環(huán)環(huán)相扣、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設計，則與他對西方小說的大量閱讀與翻譯及對西方電影的熟稔不無關系?！?/p>

金庸對魯尼恩小說的持續(xù)翻譯，不能不說是一種偏愛，或者金庸當時翻譯魯尼恩小說的目的，就是在為自己創(chuàng)作小說進行揣摩學習。金庸在《最厲害的家伙》“譯者后記”中特別夸贊魯尼恩“是美國小說界的一個怪才，他所寫的小說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魯尼恩小說的戲劇性與傳奇性，可以對應中國的武俠小說，魯尼恩筆下出現的黑道人物，亦可對應武俠小說里的江湖草莽?！侗萄獎Α分性兄疽阅镣矸莩鰣鲆欢?，不難看出受魯尼恩小說的影響。金庸武俠小說中出現的輕松幽默、詼諧調侃的筆調，以及對筆下人物性格和行為的刻畫，顯然亦能在魯尼恩的小說中覓到隱藏的蛛絲馬跡。兩人都從事報業(yè)新聞工作，敘事的節(jié)奏上也可找到相同點。具體到更深入的研究，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發(fā)現更多金庸翻譯的魯尼恩小說，也期盼更多魯尼恩的小說的中文譯本進入中國。

九

我手頭有一冊名為《情俠血仇記》的長篇小說復刻本，雖非原書，但可以完整看到書的全貌。封面書名為手寫體，重要的是落有“金庸譯”，從字體上看極似金庸親筆所書，書脊上寫有“遠東書報公司發(fā)行”，封底有一方細白文篆刻印章“藝文出版公司文藝叢書”。

翻開版權頁：

情俠血仇記（全冊）

翻譯：金庸

出版：野馬小說雜志出版社

香港渣菲道第399號4樓

發(fā)行：胡敏生記書報社

香港灣仔洋船街第32號

承印：聯發(fā)印務

香港筲箕灣道196號

定價：港幣三元八角

書脊上的遠東書報公司不見了，發(fā)行為胡敏生記書報社，全書三百七十四頁，很厚的一本書了。

胡敏生記書報社也作胡敏生書報社，其實就是鄺拾記書報局的副牌出版社，負責鄺拾記書報局的海外發(fā)行任務，實質上“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鄺拾記書報局出版發(fā)行金庸的武俠小說，大致從1959年5月20日《明報》創(chuàng)刊，《神雕俠侶》連載后一周開始。金庸初期有過“一女兩嫁”的計劃?！睹鲌蟆?959年7月18日《神雕俠侶》第60期文末答讀者問：“張明先生：《神雕俠侶》第一集的正版本正在整理中，仍將由三育圖書公司出版?！钡诙斓牡?1期，又有：“寶宮先生：《神雕俠侶》之正版本即將由三育圖書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均已由鄺拾記報局出版。你欲補閱前文，可就近購閱。”

在這段話里，涉及金庸小說版本的兩個概念——“正版本”和“普及版”。所謂“普及版”的薄本和厚本，是指金庸小說每日連載后，隨刊隨印而成的小冊子。薄本是將七天連載的內容合成四回印刷出版，大概四回合成一集是為厚本。“正版本”則是金庸在“普及版”的基礎上，經過文字修訂后出版的版本。金庸極有可能是想讓鄺拾記書報局隨著《明報》的發(fā)行出版“普及版”，再將文字校對后交給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正式版本。

金庸選擇鄺拾記書報局，因其是《明報》的發(fā)行總代理，一客不煩二主，但三育圖書文具公司是老熟人，一向合作愉快，所以他可能想如此兼顧。可惜這個想法無疾而終，極有可能是鄺拾記書報局的反對，此后，金庸的《神雕俠侶》《飛狐外傳》《鴛鴦刀》《倚天屠龍記》《白馬嘯西風》《天龍八部》《素心劍》（即《連城訣》）《俠客行》，皆由鄺拾記書報局出版或發(fā)行。

鄺拾記書報局與金庸的合作至1967年。鄺拾記老板鄺拾與金庸政治立場不合，終止合作。這里又涉及了三家出版發(fā)行機構，“出版”和“發(fā)行”有分有合。按時間順序，《神雕俠侶》《飛狐外傳》是鄺拾記書報局出版、發(fā)行“一肩挑”，《鴛鴦刀》由胡敏生書報社出版發(fā)行，《倚天屠龍記》之后的幾部書，由武史出版社出版、鄺拾記書報局發(fā)行。武史出版社是《明報》的出版社，金庸為出版發(fā)行《武俠與歷史》雜志而設立，發(fā)行還是交給鄺拾記書報局。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解釋金庸與鄺拾記書報局、胡敏生記書報社的淵源，據此可以看出“胡敏生”不會發(fā)行偽造金庸的譯作，這本書是金庸的長篇小說譯作無疑。出版者野馬小說雜志出版社也可從側面證明，金庸最早想自立門戶，創(chuàng)辦的并非《明報》，而是小說雜志，計劃十天一本，名字就叫做《野馬》。《野馬》源自《莊子》：“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比∑洹昂茏杂?、有云霧飄渺”之意。金庸一直很尊崇英國哲學家羅素自由、反戰(zhàn)的理念，在他看來，“野馬”象征一種自由的精神。1959年3月，金庸和沈寶新還將這個名字進行了注冊，只是后來聽從報販的建議，改為報紙。辦小說雜志的愿望，金庸始終沒有熄滅，1962年8月15日，他推出了小說雜志《野馬》，出版至1969年停刊。

金庸翻譯的《情俠血仇記》

《情俠血仇記》一書的版權頁看不到出版時間，但從小說雜志《野馬》存在時間來看，應在1962至1969年之間。小說雜志《野馬》出版社似計劃出版一系列文藝小說，《情俠血仇記》書后有“新書介紹”，其中列有臺灣女作家郭良蕙的代表作《遙遠的路》等十二種書?！哆b遠的路》由臺灣高雄長城出版社出版，時間為1962年，是當時的暢銷小說，如果進一步縮小范圍，《情俠血仇記》出版時間極大可能也在1962至1963年之間。

香港鄺啟東先生是金庸小說版本收藏的大家，他出版有《另類金庸》一書，在書中特別收錄了一段關于《情俠血仇記》的記載，輯有《野馬》創(chuàng)刊號的書影。這份珍貴的小說雜志創(chuàng)刊號，據鄺啟東先生介紹，由馬來西亞的蕭永龍先生收藏，創(chuàng)刊號的頭條便是金庸翻譯的《情俠血仇記》，特別說明“最佳西洋武俠小說”。

《情俠血仇記》后面緊跟著就是著名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個短篇小說，小說名為《怪夢》，大偵探波洛的故事，今譯為《夢》。這期小說多以偵探和懸疑類型為主，也可窺見金庸對這本雜志讀者群的定位。

《情俠血仇記》名字很武俠，說是譯作，卻未在書上寫明原作者，且試看開篇第一段：

一五七八年，人們慶?！皯曰谛瞧谌铡币蚜T，街上喜慶歡樂的聲音剛消逝，一所華邸之中的大宴便即開始，這所華邸是著名的蒙芒西家族所新建，在河之對岸，和羅浮宮斜斜相對，蒙芒西家族和法國王族有姻戚之誼，貴盛有若王公。在公宴之后再舉行這次家宴，那是為了慶祝桑洛克和白尚妮的婚禮，新郎是法王亨利三世的寵臣，而新娘則是法國元帥白里薩的女兒。

讀者面前徐徐展開一幅法國的歷史畫卷，時間、地點、人物紛紛登場。這并非很偏門的小說，熟悉西方文學的讀者，看到亨利三世的名字，估計已經猜到了，這是大仲馬的小說《蒙梭羅夫人》。

《蒙梭羅夫人》的故事在《瑪戈王后》和《四十五衛(wèi)士》之間，三部小說合稱三部曲，以法國瓦盧瓦王朝“三亨利之戰(zhàn)”為故事背景，大歷史是十六世紀法國宗教戰(zhàn)爭期間的宮廷斗爭。這場戰(zhàn)爭來源自十六世紀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最終演化為一場耗時三十多年的內戰(zhàn)，從1562年起，大約持續(xù)到1598年，大戰(zhàn)八次，小戰(zhàn)不斷，個中人物關系錯綜復雜。

《瑪戈王后》故事發(fā)生時間約為1572年到1574年查理九世去世；《蒙梭羅夫人》故事發(fā)生時間在1578年，即查理九世去世、亨利三世即位后的第四年。《四十五衛(wèi)士》的故事發(fā)生在《蒙梭羅夫人》的故事七年后。這個時間段相當于中國明代萬歷年間，明朝士大夫正在末世狂歌，遠方的法國宮廷正斗得一團糟。

大仲馬有句名言：“歷史是什么？是一個釘子，一個用來掛我的小說的釘子?！薄叭嗬畱?zhàn)”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權力傾軋，為大仲馬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想象空間。1994年，法國導演帕特里斯·夏侯拍攝的電影《瑪戈王后》，直接改編自大仲馬的同名小說，拿獎拿到手軟，時至今日仍然評分極高，可見大仲馬這個系列故事的精彩。

《蒙梭羅夫人》有真實的歷史背景，有權力和背叛，有愛情和陰謀，有嫉妒，也有貪婪，有刀光劍影的決斗，也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慷慨的英雄，也有陰險的小人……可以說，你能想到傳奇小說里一切想要的元素，這本書全都寫到了。金庸選擇翻譯《蒙梭羅夫人》的原因可能亦在于此?！睹伤罅_夫人》的故事一條主線為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即《瑪戈王后》中的阿朗松公爵，受封安茹采地后稱安茹公爵）窺伺王位，暗中針對亨利三世開展陰謀活動；另一條主線為安茹公爵手下勇士比西與狄安娜的愛情，狄安娜又被王家犬獵隊隊長蒙梭羅欺騙，成為了他的夫人，同時，安茹公爵也覬覦狄安娜的美貌，形成了四角戀，貫穿于整本書中。

這個故事并非大仲馬第一次寫作，其核心內容來自他在1829年創(chuàng)作的戲劇處女作《亨利三世及其宮廷》，這部戲劇比雨果的《歐那尼》還早一年，浪漫主義挑戰(zhàn)古典主義的“三一律”，演出后轟動巴黎，也讓大仲馬一舉成名。

十

金庸翻譯的這本長篇小說，大異于其他版本的譯本。原書共九十八章，金庸則合并為二十章，并且略去了回目。小說雜志《野馬》創(chuàng)刊號上，連載時卻有回目，比如第一章為“婚宴”，也標明了“法國大仲馬原作，武俠小說名家金庸譯寫”，金庸還撰寫了一段引言：

大仲馬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三個火槍手》及其兩部續(xù)集，其次是《基度山伯爵》，更其次是“亨利三世三部曲”。這部《情俠血仇記》是以“亨利三世三部曲”中摘錄譯出的。據我所知，中國文學界從未有人介紹過這部作品，不但沒有譯文，連文字中也未見有人提起。其實這部小說描寫男女的愛，充滿了美麗的、凄厲的、委婉的感情和事跡，而黑夜行劫、武士決斗、下毒復仇、密室療傷等等驚險情節(jié)，更是令人閱讀之際，激動得難以自已。

據鄺啟東先生介紹，小說雜志《野馬》和金庸的另一本雜志《武俠與歷史》一樣，有署名金庸和宜孫兩個版本，蕭永龍先生收藏的第一期署名是金庸，而鄺啟東收藏的第八期署名是宜孫，而后面的期數，只有作者大仲馬的名字，沒有譯者的名字。不知金庸何種考慮，結集出版后，反而只有譯者名，沒有原作者名字了。

誠如金庸在“引言”中所說“摘錄譯出”，這種譯法似乎在模仿伍光建翻譯的《俠隱記》，刪節(jié)某些段落，加快敘事節(jié)奏，卻又不傷害故事的完整和精彩。翻譯語言上，金庸也明顯在致敬伍光建的譯本語言。如《俠隱記》中主人公達特安（今譯達達尼昂）初遇頗圖斯（今譯波爾多斯）：“看見中間一群人里，有一個身軀壯大的火槍手：模樣十分驕蹇，身上亦不著號衣，只穿一件天藍夾衫，肩上掛了繡金帶子，外罩紅絨大衣，胸前露出那繡金帶子，掛了一把大劍。這人值班才下來，故作咳嗽之狀，說是受了點風，故披上紅絨大衣；一面大模大樣的在那里說話，一面拿手來捋須?！辈皇俏难晕模膊凰片F代白話文的語言。茅盾在談伍光建所譯《俠隱記》，特別說：“伍光建的白話譯文，既不同于舊小說（遠之如‘三言’、‘二拍’，近之則如《官場現形記》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時期新文學的白話文，它別創(chuàng)一格，樸素而又風趣?！?/p>

金庸曾在不同的場合表達過他對《俠隱記》的喜愛，他翻譯的《情俠血仇記》，對于伍光建的語言是有所承繼和吸收的，試看金庸譯寫《情俠血仇記》中男女主角相見的一段：

布熙站起身來，高興得有點目眩頭暈。戴娜帶他進了孟叔魯方才在那里發(fā)惡的起坐間。布熙在燈光之下直望著戴娜，半出喜悅，半出愛慕真是萬萬想不到，使他神魂顛倒的美人，如今會在面前了！戴娜大約十八九歲，臉如芙蓉，明艷無比，身若楊柳，窈窕嬌美，尤其那一對眼睛，明亮清澈，使人不敢仰視，不由得把布熙看得呆了。戴娜見到這位法蘭西第一英雄對他如此仰慕，自然也是高興，但是不免有點害臊……

再看下面的譯文：

布西陶醉在幸福中，癡癡呆呆地站起身來，同狄安娜一起，走進蒙梭羅剛剛離去的客廳。

他帶著驚異的目光，凝視著狄安娜的面龐。在此之前，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到處尋找的這個女人會同他想象的一樣美，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的那些想象不過是一些漫無邊際的幻想，但現在，這一切都在事實面前變得黯然失色了。

狄安娜約有十八九歲光景，正是豆蔻年華、春蕾初綻的時候，其艷麗和動人自不待言。在布西的眼神中，欣喜過望的心情是顯而易見的。狄安娜感到他在贊美自己，她很想不讓他這樣心醉神迷地看著她，但沒有勇氣。

這是《蒙梭羅夫人》國內較為經典的譯本，陳祚敏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比西站了起來？他感到幸福，簡直要驚呆了；他隨著狄安娜走進德·蒙梭羅先生剛剛離去的客廳。

他用充滿愛慕的驚異眼光凝視著狄安娜；他根本不敢相信；他找的那個女郎同他夢中的女郎一樣美，現在現實早已經超過了他自己認為是荒唐的想象。

狄安娜年約十八或十九歲，正是豆蔻年華、鮮艷奪目時期，其美貌可以使鮮花增加清新的色彩，使美果添上可愛的光澤。比西眼光的表情叫人不會弄錯，狄安娜感覺出來自己正在被人愛慕，而她卻沒有力氣使比西從心醉神迷的狀態(tài)中清醒過來。

這是后來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大仲馬選集”中的《蒙梭羅夫人》，鄭永慧譯，1990年版。此版本最為流行，現在網絡上的電子版文字，即出自這個版本。

三個版本對照：布熙、布西、比西；戴娜、狄安娜；孟叔魯、蒙梭羅都是一個人名的不同譯法。金庸翻譯的《情俠血仇記》里的其他人，比如弗朗索瓦·戴比內·德·圣呂克譯作桑洛克，冉娜·德·科塞-布里薩克譯作白尚妮。金庸對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譯，沒有采取將原文中的名、姓、父名、族名等全放上去的直譯法，而是采取類似中國人名的譯法，減少了讀者閱讀時對人物的距離感。

這段金庸翻譯的文字，如“使人不敢仰視”“不由得看得呆了”等句子，在他的小說中亦曾多次出現?！渡涞裼⑿蹅鳌分?，郭靖初睹黃蓉女裝：“這少女一身裝束猶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蕩近，只見那女子方當韶齡，不過十五六歲年紀，肌膚勝雪，嬌美無比，容色絕麗，不可逼視?！边@段文字與布熙見戴娜何的抽寫等相似。

大仲馬的小說對金庸影響極大，金庸自己就說過：

《俠隱記》一書對我一生影響極大，我之寫武俠小說，可說是受了此書的啟發(fā)。法國政府授我騎士團榮譽勛章時，法國駐香港總領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贊詞中稱譽我是“中國的大仲馬”。我感到十分欣喜，雖然是殊不敢當，但我所寫的小說，的確是追隨于大仲馬的風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歡的的確是大仲馬，而且是從十二三歲時開始喜歡，直到如今，從不變心。

如前文所述，金庸在1945年便計劃翻譯大仲馬的《基度山伯爵》，因世事所迫，不得已放棄，但對大仲馬小說的喜愛，使他念念不忘翻譯大仲馬的小說，這本書應該是圓了他的一個舊日夢想。

相較于陳祚敏和鄭永慧忠實于原著的譯本，金庸的譯本除了刪節(jié)，更大膽對結尾進行了大幅度修改。原著中圣呂克向亨利三世告發(fā)了安茹公爵，安茹公爵被關押了三個月，圣呂克請冉娜照顧狄安娜，結果狄安娜悄悄離開，不知所終。金庸則讓桑洛克（金譯）向安如公爵（金譯）提出決斗，兩個回合，就將安如公爵殺死，為布熙（金譯）復仇，并將戴娜（金譯）接到家中照料，故事就此結束。

安茹公爵其實死于七年后的《四十五衛(wèi)士》中，狄安娜也還有很多故事。金庸改寫了結尾，遵從中國傳統(tǒng)小說觀點，安排了一個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結局，出版時，為了增加神秘感，索性連原作者的名字也刪掉了。

十一

我目前無法判斷《情俠血仇記》具體翻譯的時間，囿于資料缺乏，不能妄下論斷，但聯系彼時金庸的經歷，或在1959年到1962年間。

這段時間正是《明報》創(chuàng)立最艱難的一段時期，金庸當時既是報紙的主筆，也是報紙的作者，他每天在《明報》扮演了4個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寫社評，代表《明報》立場和觀點發(fā)表文章；其二，連載武俠小說；其三，撰寫《明窗小札》專欄，分析國際形勢；其四，發(fā)表連載的翻譯文章，比如他以金庸之名翻譯了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的《人類的前途》，于1963年在《明報》上連載。

《明報》創(chuàng)刊號

二十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沒有互聯網，新聞消息主要依靠世界各地通訊社的電報傳真供稿，要想及時報道國外的消息，直接翻看國外的報紙雜志是最便捷的途徑。曾有讀者來信詢問《明報》的信息來源，金庸回復說：“買來的。”《明報》成立初期，金庸經濟拮據，無法訂閱諸多的報刊，他就每天花時間去報攤和書店翻查。當時他住在港島，報館辦公室在九龍，每天都要乘坐渡輪橫越過維多利亞港灣，他曾說：“九龍尖沙咀碼頭前，有一檔報販專賣外文航空版的報紙，美國的《紐約時報》《先驅論壇報》，英國的《泰晤士報》《衛(wèi)報》《每日電訊報》《每日快報》《每日郵報》，西德的《佛蘭克福日報》《漢堡日報》，日本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泰國的《日報》，菲律賓的《馬尼拉時報》，新加坡的《海峽時報》等等都有。普通都是一元一份。如果每種都訂下來，當然太不經濟，我也沒有這許多時間去閱讀和利用。我經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資料，就花一元買一份?！?/p>

1962年5月，《明報》因報道難民潮，引起港島關注，發(fā)行量節(jié)節(jié)攀升，才逐步扭轉困局。這一年，小說雜志《野馬》創(chuàng)立，說明金庸已經能夠騰出部分精力，投入到小說雜志上，完成他喜愛的大仲馬小說翻譯出版。

翻譯作為金庸重要的工作之一，幾乎貫穿了他的寫作生涯。2004年11月23日到27日，金庸訪問廈門、泉州，他與廈大教授李曉紅對談時回憶：“當年我在《大公報》還學做翻譯，記得在翻譯美國的一個部長到南京來訪問的談話時，翻譯老師指出我翻譯得太復雜，其實是一句很簡單的話。他還耐心地告訴我怎么翻譯比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還能記得?！苯鹩箍谥械姆g老師，就是當年招聘他進入《大公報》工作的翻譯主任楊歷樵，被同仁呼為“楊老令公”。

“怎么翻譯比較好，怎么就不好了”關乎翻譯中“詞義確定”和“表達得體”兩大主題，金庸的回憶，其實切中了翻譯的重點。關于金庸的生平，資料愈加豐富，但我在查閱資料時發(fā)現，金庸一生對自己的翻譯生涯談得不多，遠遠少于他針對政治、歷史、文學、新聞學發(fā)表的言論，然而，金庸的翻譯工作確實占據了他生命中的絕大比重。對于翻譯的標準，金庸沒有具體闡釋過，他在《讀劉殿爵先生語體譯〈心經〉》一文中曾稱贊：“實在譯得既簡潔，又明確?！笨赡芫褪撬麑Ψg境界的認同。金庸寫“三劍樓隨筆”時，在《談謎語》一文中說：

歐美人用拼音文字，字謎就遠不如我國的巧妙，英文中的字謎大抵在“同音”與“雙義”兩點上著眼。前者如“王老五為什么總是對的？答：因為他始終找不到小姐?！保╪ever miss taken，音同never mistaken，從來不錯。）后者如“律師為什么如同啄木鳥？答：因為他們的Bill都很長?！保˙ill既有賬單的意思，也有鳥嘴的意思。）還有一個開律師玩笑的謎語：“為什么律師像失眠者？答：因為他們都是這邊lie一下，翻過來那邊又lie一下?！保ㄔ谟⑽闹?，lie這字既是睡臥，又是說謊。）

信手拈來，卻又舉重若輕。翻譯為金庸的寫作提供了豐富養(yǎng)分，他的翻譯文字又深受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深刻表現人性，在金庸的眼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睂θ宋镞M行觀察、分析和描寫，是作家的習慣和看待人與事的切口，所以在金庸的翻譯文本中，可以發(fā)現他喜歡從人的角度出發(fā)，將人物植入到具體的環(huán)境，通過人物的行為來書寫評判。翻譯的基本原則是“信達雅”，對金庸而言，實用是第一法則，他在不同語種中切換，翻譯更像是他手中重要的觀察利器，充溢著個人的思索與體悟。在金庸的小說和文章中，東西縱橫，古今對照，其中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廣博知識，無疑是“譯入”和“譯出”的具體體現。

《明報月刊》的前總編胡菊人認為，金庸的文章是香港的第一流文章，“第一”太主觀，而第一流怎樣都說得過去。這和金庸的勤奮學習和努力分不開。他的用功是罕見的，很多事情他聽到批評不做回應，但他會暗暗用力，就像他以八十高齡一定要去劍橋大學讀個博士回來，還要用英文去研究中國唐代的歷史，倪匡笑話他“滑稽”，他也不理。以“翻譯”回溯金庸的半生，正如《明報月刊》現任總編潘耀明所言，博士很多，但金庸只有一個。文字的江湖中，將永遠留有金庸的名字。

作者簡介

林遙

林遙，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京城俠譚》《明月前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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