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家很早就揭示出，“分類”的本質緣于人類從混亂中建構秩序的需要。自古至今，出于建構文學秩序的需要，文學史學家們前赴后繼孜孜以求于文類的劃分，諸如有韻無韻的詩文之分及文筆之辯；再到近代小說、散文、戲劇、詩歌的文類“四分法”，總想在以簡馭繁中，試圖在文類間劃出一道道鴻溝深深、邊界清晰的紅線。

散文與小說的分類，“本來只是借以描述文學現象的一種基本假設；在實際操作中，論者為了渲染其合理性，往往將分類標準凝固化。……傾向于強調‘邊界’的神圣，并譴責各種‘越界’行為。（陳平原，《中國散文小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名可名，非常名”，這種“類別劃分已經取消了事物的獨特本質。”（余秋雨，《北大授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

原本出于建構文學秩序需要的文類劃分，延申到當代文學界，甚至還出現了一種潛隱已久的文類歧視現象：似乎沒有文學創作天賦者才去搞評論；寫不成小說者才退而求其次寫散文；是小說家把寫作剩下的“邊角廢料”施舍給了散文。仿佛在廟堂之高的小說面前，文學評論家氣短，散文家個頭低矮。同時，這種家族式的文體歧視現象，也造成了我們對藝術家碎片化、片面化的淺薄解讀，乃至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整個文學藝術生態的平衡。

就如，當我們習慣性地把作家墨白歸類為“當代先鋒小說家”時，其實也是對墨白整體文藝創作景觀的最大遮蔽。面對近年來，墨白推出的兩本散文集《鳥與夢飛行》（河南文藝出版社，2016.）和《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河南文藝出版社，2024.），評論家們在潛意識中往往偏執地認為，這只是小說家墨白偶然小試牛刀的“客串”。墨白散文也常被評論家們有意無意地“忽略”，降格為墨白小說研究之余的“剩余物”，這也造成目前墨白文本研究的一個“盲區”，成為墨白研究的一個梗阻。

實際上，對于有強烈文學經典意識、常年堅持鯨吞式閱讀、不斷在大地上行走、文化素養全備、文藝創作全面的墨白而言，其文本庫存中的詩歌、散文、劇本、繪畫的量級同樣不可小覷。我們只有與存量很大的小說作品等量齊觀，才會在墨白研究中擁有遼闊無垠的研究視野，才能在墨白文本景觀的整體觀照中，看到云出岫中、霞蔚蒸騰的大氣象，才能看到一個渾淪完整的藝術家形象。

道存萬物，理一以貫，“大制不割”。文化無墻，文學無界，云層上面都是陽光。目前，散文創作中，上佳之作往往出自畫家、科學家、考古學家、小說家、詩人們偶然為之的“客串”。魯迅、沈從文、汪曾祺、孫犁、蕭紅、茹志娟等諸多前輩作家的成功探索，已經培育出了諸多文質兼美的文學“雜種”，這還包括現在正在走紅的散文作家李娟、馮杰、塞壬、格致等，其散文書寫也因為“越界”而別開生面，因為跨界而耳目一新。這種偶然闖入散文田野的跨界寫作，打破了慣常散文寫作畫地為牢、純而又純的狹小格局，在有容乃大的駁雜中，擴展了散文書寫的領地，擴大了散文書寫的容量，豐富了散文書寫的式樣，呈現一種“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闊大氣象。

作為歸屬“無韻”譜系的散文與小說，原本就同根同源，有著天然的血脈相通性與基因關聯性，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脈之顫，十方震動”，“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小說”一詞最早出就現于中國散文之祖《莊子》一書。所謂質地純凈的散文與小說，所謂如井田制般畦壟整齊、界限分明的散文與小說，原本就是一個偽概念。當前散文書寫中爭論不休的“大散文”與“小散文”內涵的界定，寫實與虛構關系的辨析，抒情、敘事、議論的比重等問題，也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散文是內心的直接外化，一個人的內心很可能有夢幻、冥想、寓言、童話的成分，因此也就了虛構。請讀中國散文之祖《莊子》”。（余秋雨,《北大授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小說就是廣義的散文，散文與小說彼此互相借勢生力，不斷“團煉調和”雜交的散文和小說，才能品種改良，基因突變，促使種進種強。淡化文類，在散文與小說的模糊地帶，才能培育出“小說化散文”與“散文化小說”，板結的土壤才會生長出一叢叢駁雜蔥茂的文學景觀。

敞開，是墨白散文、小說書寫中共有的主題詞。在墨白看來，散文、小說寫作，說到底是一種文化觀念與態度問題。現實主義書寫是站在已知、全知的角度，一種有頭有尾自我封閉的講“故事”模式，而現代敘事是一種“對生命進程中未知探索”的“懸念”模式。（墨白《鳥與夢飛行：小說敘事的差異》）。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態度，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偉大作家的“眼光”，正是對世界和存在復雜性、曖昧性、不確定性的深刻洞悉與尊重。

“不確定性”是指一種本質上的相對性。當代寫作中經驗和修辭的衰減，與我們自以為是乃至一知半解的日常文化態度密切相關。有人自作聰明地調侃：生活大于敘事，把想明白的交給散文，把想不明白的交給小說。其實，天下哪有徹徹底底想明白的事兒？恰恰這種“明白觀”降低了寫作的難度，玷污了寫作的品質。環視當下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而見識淺陋、平庸乏味、泛濫成災的所謂散文和小說，就會明白“絕對真理”往往是文學寫作首先要面對的大敵。只有從平庸的文化現實生活中超脫出來，超拔才能使我們面對真正的偉大，才能讓文學書寫在呈現更多懸念般的未知中，永葆文學持久不衰的思想魅力。

在墨白的散文與小說中，我們都可以聽到濃郁的精神尋根的“互文性回聲”。以向遠方“行走”為主題的散文書寫與以人物離家“出走”為主題的小說書寫，永遠向深不可測的未知敞開，永遠處于精神探險的進程中。如果說，向遠方“行走”是墨白為自己散文書寫設定的生命姿態。那么，離家“出走”就是墨白對小說人物生命探尋的尊重，是對紛繁復雜生命鏡像的呈現：是“在我們庸俗不堪的日常生活中，承受著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是“因欲望而產生的恐懼、焦慮與抑郁”；是靈魂游蕩、無家可歸的苦悶與焦灼。“出走”的小說與“行走”的散文，在無限敞開中，互為表里，彼此呼應，呈現出文本雜糅的兼容與張力。

駁雜是世界的真相，也是生活的真相。任何真正的文學書寫，都具有一種百川歸海、雜取百家、兼容并包的雜質性與多維性。墨白《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一書，可作文化散文、生態散文、游記散文、文論隨筆讀之。用“小說家散文”為墨白散文命名，也是一種對墨白散文品質與容量削足適履的概念化界定。這里，我們不妨姑且籠統地稱之為“墨白散文”。固然，“墨白散文”蘊含超出常規散文概念定義之外的諸多小說品質。墨白以小說家“旁觀者清”的視角觀照散文、書寫散文。從《鳥與夢飛行》《我的大哥孫方友》《回憶某段時光》《生日快樂》《君子之交》《南丁先生》《民間美食》《銅山湖記》等諸多生活寫實散文中，我們就可看出墨白作為小說家的寫實功力：心細如發的細節捕捉，稍加皴染的場景描繪，敏感銳利的生活感悟，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就如威廉·莎士比亞所言的“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歷史”。略舉一例，墨白在《我的大哥孫方友》一文中，寫其兄長、當代著名作家孫方友先生處女作發表的場景，小說筆法，微波粼粼，質樸無華，生動傳神，可作“散文化小說”讀之。

1978年的秋季，有一天上午，我們正在地里出紅薯，堂姐又給大哥帶過來一個大信封。大哥接過信封用舌頭濕了一下他干裂的嘴唇，用他那涂滿黑色紅薯津的手慢慢地撕開那個信封。信封里出現了兩本雜志，我看到大哥拿書的手都在顫抖，那是兩本一模一樣的雜志。他輕輕地翻開其中的一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來，順著紅薯地朝河道奔跑起來，他一邊奔跑一邊叫著：發了——我的小說發了——

起初，我們都被大哥突然出現的動作嚇著了，等我們明白過來，也朝河道追過去。等我們追過去的時候，大哥的情緒已經平靜下來，但是有淚水從他的眼睛里流了下來。他對我說：發了，你看，真的發了——我的小說發了——

在這個日益同質化的時代，很多作家感覺遲鈍，情感麻木，“寫實”無力。評論家王干先生發現當下很多作品中“景物描寫”缺失，原因就在于，在鈣質化的堅硬傳統“景語”遮蔽下，在當前“共情”的語境下，我們已經被長期約定俗成、習焉不察、共生共用的“景語”套牢，諸如“露珠晶瑩”、“陽光明媚”、“楊柳風輕”、“雨恨云愁”、“月華如練”、“曉風殘月”、……拘囿于這些拾人牙慧油滑順溜的“景語”中，“風景舊曾諳”，我們無景可寫，無景能寫，無景會寫。“寫實”無力還表現在，情感衰退、真情流失、偽情泛濫、“情語”無味的所謂“零度寫作”中，冰渣橫流，貧血蒼白；還表現在人物書寫中的失真變形、呆板無神、單薄虛浮中。寫景敘事、狀物寫人的貧弱，是當下寫作中的通病。

墨白小說、散文，邊界模糊，互為滲透，多棱角呈現，其精熟的寫實功力，提升了其“小說化散文”的精神品質。在“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上，墨白以扎實的筆力，把邂逅的一個個人物，一一定格在瓷實飽滿的文字里。比如，對那位“陌生的蘭措”的“一切景語皆情語”的白描：

在陽光下，我注意到了蘭措那因被強烈的河風過度侵蝕的皮膚和干裂的手背，也注意到了她那因被強烈的紫外線揉搓而變得粗糙的面頰。蘭措用一只水桶從水井里提水，再倒入身后的水桶里。她在我們這些陌生人的注目下，似乎有些倉促地挑起兩只橘黃色的水桶，沿著來時的小路匆匆往草黃色山坡上的家走去。

審視當下大量泡沫式散文泛濫而無效的書寫，其實還是自身有意識地降低了散文書寫的門檻兒，減低了寫作應有的難度。要知道，只有有敘事難度的作品，才經得起智力的擠壓，就如王蒙評論《紅樓夢》所言，“經拉又經拽，經洗又經曬”。任何沒有超越性、“硬核”缺失的平滑散文寫作，都是流水賬式的“記錄”，都是涎水流淌式的分泌物。固然決定文學書寫質量的因素很多，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生體驗的深度。泡沫式書寫緣于作者生活體驗范圍的狹窄和認知的淺薄，在人云亦云中無限繁殖，在寫作官能癥的神經質中無節制地涂抹。

古人說：“天道無隔，一通百通。”這里的“道”，就寫作而言，就是“文道”、“人道”、“世道”。當今，“無道”寫作的根源就在于，很多人把寫作沖動當才氣，把所謂的才情當成取之不盡的能源，把有限的閱歷當用之不竭的寫作資源。“道”是寫作的“硬核”，而有“通道”“通識”硬核的寫作，才是真正的寫作。一以貫之墨白作品的“硬核”，是“行進在探尋未知過程中”的文化考察，是悲憫之氣遍布小說的人生追問，是“用自己的話語權力建造圣潔的領地和人生的境界”的執著堅守。墨白讀書隨筆、創作札記中有大塊兒的思想顆粒與精神結晶體。從《面對死亡》《網絡時代，我們怎樣做“上帝”》《做一個氣質高貴的人》《生活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語言的權力》等篇目中，可看出墨白的閱讀觀，“閱讀就是在尋找自己的無知，是一種有重量的精神運動”；可看出墨白要成為“精神貴族”的人生觀；可看出墨白散文書寫中思想的深度與精神的亮度。“道”的鈣質，在墨白小說中聚變成無數光粒，在“裸奔的時代”，照亮“別人的房子”，透射出物質化時代無盡的“欲望與恐懼”。

如果說，“道”是散文與小說的“硬核”，那么文化就是散文和小說最堅實有力的基座。最高的寫作呈現的是文化的底色，套用席勒的話“國家太小了，世界才是我們的題目”，對于有世界文學眼光的墨白而言，文學太小了，文化才是我的題目。當下，諸多散文、小說書寫，最大的敗筆表現在文化上。文化視野狹窄，文化認知粗陋，文化底蘊淺薄，文化精神困窘，一身文化“貧相”。文化常識匱乏，累累文化硬傷，經不起文化推敲。閱讀《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一書，我們能感覺到年逾古稀的墨白有著異乎尋常的文化饑渴感，有著時不我待的文化探險欲，有著打通散文、小說文體相隔的急切感，在更大的文化視野中，在“處處隱藏著鮮為人知事物”的青藏高原邊緣地帶，“全面地認知我們所生存的世界，認知生命的本體，并以此來校正我們前進的方向”，因為這是“一個只有抵達青藏高原之后才能抵達的世界”。

文化兜底的散文書寫，其探路行走、覓食找水般的文化探尋，是墨白為敘事賦值增能的生命踐履。在“遷徙的村莊”中，探尋“那些隱藏在人類內心的秘密”；在“旅歐散記”中，發現永恒的自由“永遠存在于我們的想象里，永遠存在于我們的生活里”。再“通向青藏高原的道路”上，不是常見的“到此一游”后，匆忙兌水稀釋而成的導游詞，而是水乳交融同呼吸共命運般的生存體驗，是潛入文化深處的打撈，是敘事理念的浴火重生。“以青藏高原為背景對人生與社會的感悟”為思考的著力點，“在擁有了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切膚的生活感受之后，怎樣才能成為小說家”；在“東巴紙”制作、納西音樂中“尋找小說的靈魂”；在東巴文的雕刻中思考“結構故事的能力”，在冰川雪山中，感悟“藝術的真實性”；在“天果洛、地果洛”中，體悟人類生存的內涵；在考察《格薩爾》的傳播中，發現藏地“史詩”書寫的文化路徑；在經筒的轉動中，思索文學與音樂的關系；在“三江源的野生動物”群落中，“想通過一顆野草來感受生命的過程，通過一只飛鳥來感受精神的飛翔”。在文化探尋的無限鋪展中，墨白的寫作觸角伸展到了文化的縫隙中，小說與散文，生命與世界，“花非花，霧非霧”，混沌一片，蒼茫無限。

■原載《鄭州師范教育》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