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已成為一個緊迫的全球公共衛生問題，據估計，全球成年人的患病率為5%。預計到2025年，在流感大流行后的時代，這一數字將增加到10%以上。除了嚴重的精神疼痛，抑郁癥還與冠心病等軀體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并在世界范圍內與殘疾負擔和自殺密切聯系。

抑郁癥是全球重要的公共衛生挑戰，婚姻狀況被認為是潛在的風險因素。然而，以往對這種關聯的調查主要集中在西方樣本上，通常表明已婚對抑郁癥有保護作用。然而，這個結論應該并不適用于全球，因為文化、社會經濟發展和教育方面的差異可以塑造出差異性的婚姻行為。因此，迫切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跨國分析來澄清二者之間的復雜關聯。

近日，澳門理工大學李克峰、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王翠翠等人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發表了一項關于婚姻狀況與抑郁癥之間的關聯和因果中介作用的研究成果：“Association and causal mediation between marital status and depression in seven countries”。本研究旨在使用大規模、兩階段、跨國分析，檢驗不同文化背景國家中婚姻狀況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聯，并探討這種關聯的因果中介因素。

這項研究納入了來自七個國家（美國、英國、墨西哥、愛爾蘭、韓國、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具有代表性的個體水平數據，包括106,556名橫斷面參與者和20,865名縱向參與者，代表約5.41億成年人，跟蹤持續時間從4到18年不等。

結果顯示在所有國家中，未婚個體比已婚個體有更高的抑郁癥狀風險，合并優勢比1.86（95%CI：1.61-2.14）。進一步研究人員還比較了未婚狀態的亞類別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與已婚參與者相比，任何狀態的未婚與抑郁癥狀風險增加相關。其中單身的合并優勢比為1.79（95%CI：1.46–2.20；P<0.001），離婚/分居的合并優勢比為1.99（95%CI：1.53–2.53；P < 0.001），喪偶個體則為1.64(95%CI：1.28–2.11；P<0.001）。在兩種不同的敏感性分析中，婚姻狀況和抑郁癥狀之間的相關性仍然顯著。

然而，這種抑郁風險的大小受到其他因素如居住地區和性別等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婚姻狀況和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因居住國家而異，具體來說，西方國家（美國、英國和愛爾蘭）的未婚個體表現出抑郁的風險明顯比東部國家（韓國、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更高（β=0.36；95%CI：0.16–0.56；P<0.001)。此外，婚姻狀況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因性別而顯著改變，男性的風險高于女性（β = 0.25；95%CI：0.003-0.47；P=0.047），特別是單身男性相比于單身女性而言（β = 0.39；95%CI，0.05–0.74；P=0.026）。

總而言之，這項大規模的兩階段研究結合了不同國家的橫斷面和前瞻性隊列分析，發現未婚（無論亞類別如何）都與更高的抑郁癥狀風險相關。這種高度的脆弱性尤其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單身男性中。此外，在中國、韓國和墨西哥，酗酒在喪偶、離婚/分居和單身個體的婚姻狀況與日后出現抑郁癥狀的風險之間的關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吸煙也導致中國和墨西哥未婚參與者出現抑郁的風險因果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