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歷史當中有著無數的仁人志士曾經為了華夏的一統而付出鮮血乃至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大一統及其衍生出來的其他思想也成為了目前中國解決諸多內政外交問題的指引方式，例如眼下我們都在關注的臺灣問題。

七十余年來，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關系成為了中國統一的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那么臺灣究竟是什么時候形成了和大陸的這樣一種“脫節”關系，而又是有著怎樣的內外因素導致了如今的現狀呢？這一切則要從數百年來臺灣多舛的命運開始談起。

自從東漢三國以來，東南沿海的臺灣島便已經被歸入大陸政權的行政區劃當中，隨后無論是經歷朝代更迭還是體制變化，其與內陸的關系都顯得密不可分，加之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包容和輻射性，“臺灣屬于中國”便成為了無可辯駁的定論。

明朝末期，內亂和外援侵擾著這個國家的肌理，君主對于地方的控制權呈現一種顯著下降的態勢。恰好此時的世界進入了著名的“大航海時代”，無數的歐洲新老國家都投入了尋覓并瓜分世界的狂潮當中，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美麗富饒的臺灣島也并未幸免于難，十五世紀末期這座寶島被荷蘭殖民者所侵占。

彼時的政權雖然風雨飄渺，但在事關國家主權的大是大非之下，還是有著無數的人投身于趕走侵略者的抗爭當中，這其中最為著名的便要數大名鼎鼎的鄭成功。作為明末將領，鄭成功雖沒有阻止本朝政權的覆滅，但駐軍于東南的他還是毅然決然地打響了反抗荷蘭殖民者的第一槍，經過了多年殊死的戰斗，鄭成功終于從侵略者的手中奪回來了寶島。

康熙年間臺灣的控制權雖然從鄭家轉移到清廷，不過歸根到底來說這則是屬于中國內部的一次交接，到了清代中期臺灣歸于閩浙總督所節制，光緒年間朝廷更是設置臺灣巡撫，無論從法理上還是事實上臺灣都已經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只是此時的時間已經來到了清朝末期，西洋人用堅船利炮打碎了曾經“天朝上國”的美夢，而臺灣也在這個時候遭遇了最大的危機和動蕩。

甲午戰爭的爆發不僅讓中國丟掉了大筆的金銀，更是將臺灣的主權拱手讓于日本人。雖然在1945年臺灣隨著二戰的結束重歸祖國的懷抱，然而五十年的的日據時期還是讓不少新一輩人對于祖國產生了一種若即若離的疏離感。更加糟糕的則是在抗戰勝利之后不久，內戰的爆發又將臺灣推向了一個未知的歷史節點。

1945年，本著以全局出發的考量，我黨主動向蔣介石提出了和平建國的方針，摒棄兩個黨派過去多年當中的摩擦和成見，讓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獲得新生。然而此時的蔣介石卻并不愿意接受這樣的一種建議。十余年的抗戰結束，作為這個國家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獲得了來自國內外無數的贊譽和擁戴，這也讓他本就存在的野心進一步膨脹。他不滿足于所謂“政治協商”和“和平建國”，而是要建立一個自己說一不二的蔣氏王朝，這種情形之下我黨就成為了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

在做戲般的重慶談判結束之后，蔣介石徹底撕下來了自己的偽裝，向我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據地發起了瘋狂是進攻，在隨后的一年兩黨之間的內戰徹底蔓延到了全國。蔣介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發起了天怒人怨的內戰，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其有著美國人在背后從金錢到武器上不遺余力地支持。

近代以來美國通過兩次世紀大戰大發橫財，奠定了其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為了鞏固這一地位，美國勢必要拉攏一群盟友來圍繞在自己身邊。彼時的中國雖然積貧積弱，但廣袤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還是使得美國有意使其成為自身廉價原材料的獲得地和商品傾銷地，他們看穿了蔣介石是一個可以為了保全自己權勢而不惜出賣國家利益的人，就這樣兩方在抗戰后期迅速達成了合作，抗戰勝利后美國也同樣持以相同的目的來助其反共。

面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步步緊逼，我黨也徹底看穿了敵人的真面目，為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再受到亂世的侵擾，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和軍隊領導人決定在戰場上回應反動派。從1947年開始，我黨分別在遼沈、淮海和平津戰役當中打敗敵人，使得蔣介石部隊不得不收縮于長江以南一線。此時眼見大勢已去的蔣介石則在退守南方后向我黨提出“劃江分治”的意圖，即我黨占據長江以北的地區，而長江以南則由蔣介石繼續控制。

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這個提議無疑是頗具有“誘惑力”，畢竟在經歷了多年的戰爭之后我軍的消耗和損失也極為可觀，眼下我們對蔣介石一方雖然具有優勢，但蔣軍在南方站穩腳跟的前提之下發動大規模的戰役顯然有著難以估量的風險，更可怕的是一旦美國人直接介入戰爭，我們勢必會承擔更大的風險。然而此時的毛主席卻說出了那兩句著名的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這也意味著戰事進行到這樣一個階段，我們就不應該抱有放棄的思想，而要去一鼓作氣打垮敵人，如果放任反動派恢復元氣，無論對于我黨還是全國人來說都是巨大的災難。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劃江而治無疑會將中國人為地割裂為兩個政權，在“大一統”的傳統思想下，這無疑是一種對于歷史不負責任的行為。就這樣1949年的4月，我軍發起了渡江戰役，而坐擁美援的蔣介石方面則似紙老虎一般在人民軍隊面前一觸即潰。

此時的蔣介石本人也同樣在為自己未來的命運而感到揪心。眾所周知蔣介石背靠著江浙財團而得以發家，隨著渡江戰役的結束，他的大本營也不復存在，蔣介石一方面必然想著重整旗鼓奪回自己對于這個國家的控制權，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害怕自己在潰退當中成為我軍的俘虜，在瞻前顧后當中蔣介石也陷入了對于未來的迷惘。

在這種情勢逼迫下，蔣介石讓其智囊團們為他做出一份對于未來的規劃及籌謀，這主要則是為他選擇一個合適的盤踞地點，進可完成“反攻大業”，退則自保無虞，而蔣介石所看中的看中的“盤據點”則有三處。

首先是位居中國大陸西南方向的川渝一帶，古有“蜀道難”的說法，意為川蜀之地多山巒疊嶂地勢險要，這則可以為當地政權帶來地理上的一種天然屏障，作為進攻的一方想要直取大西南絕非易事，其次當十多年前日軍占領南京之后，蔣介石曾經將重慶作為民國的“陪都”，代行首府職責，雖然1945年最終還都南京，但在重慶依舊留存著相關首都建制，如果蔣介石選擇重慶，這算得上是一個現有的優勢。

蔣介石可以選擇的第二個地點則是臨近廣東雷州半島的海南島，作為一個在大陸之外的海島，海南島雖然不同內地直接相連，但二者之間的瓊州海峽總體來說顯得極為狹窄，在選擇進攻和防守時都顯得較為靈活。而蔣介石的第三個選項則是東南方向的臺灣島，從面積上來看這里是中國的第一大島嶼，而和瓊州海峽相比，臺灣海峽無論是長度還是寬度都能夠給蔣介石軍隊帶來戰略縱深。顯然這三個選擇都各有自身的優勢，一時之間優柔寡斷的蔣介石拿不定主意，這時候蔣介石突然想到一個人，這個人或許能夠解開這道艱難的選擇題。

此人便是民國時期的地理專家張其昀，作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張其昀對于當時的國內形勢有著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得知蔣介石的三個選項之后，張其昀果斷地向蔣介石建議了將臺灣作為日后的軍政基地。張其昀看來，西南川渝一帶雖然面積廣闊且易守難攻，然而其畢竟是大陸的一部分，況且在現代戰爭的背景下，曾經的“天塹”早已不值一提，在解放軍勢如破竹的前提下，選擇川渝作為東山再起之地無疑兇多吉少。而海南島雖然在地理上獨立于大陸，然而瓊州海峽實在是太窄且太淺，即使解放軍使用簡易木帆船，也極有可能橫跨海峽。

而和這兩處地方相比，臺灣島不僅面積可觀且物產豐饒，更關鍵在于臺灣海峽的存在使得解放軍難以逾越，彼時我軍尚沒有成型的海軍部隊，退一萬步說即使解放軍真的決定渡海作戰，臺灣海峽也足以給“外援”美國人帶來足夠的進駐空間，除此以外日本人在臺灣經營多年給這里到來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也有助于蔣介石政權用最短時間恢復元氣。而在權衡利弊后，蔣介石最終也決定采納張其昀的意見，將臺灣作為自己的“后路”。

從1948年開始，蔣介石便斷斷續續將黃金和其他貴重物品空運往臺灣，1949年5月，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更是派其子蔣經國前往臺灣為其做好鋪墊工作，當年年底蔣介石率領殘兵敗將登上了臺灣的土地，這在某種意義上也開始了兩岸數十年的分隔。雖然多重因素導致兩岸處在了一種微妙的關系當中，但縱觀歷史大一統畢竟是大勢所趨，而臺灣問題也終將會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得到一個妥善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