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以下簡稱《評》文）。該文成了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評》文認為《海瑞罷官》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干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一、北京的報紙為何沒有及時轉載《評》文，以致毛主席放出狠話

《評》文發表20天里，華東幾省市的報刊相繼予以轉載，但北京的報刊包括《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卻沒有一點動靜？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的彭真，曾開會研究過是否轉載的問題，認為《評》文無限上綱上線，許多觀點根本站不住腳。還涉及人身攻擊，而對方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于是，就把《評》文當成一般學術研究和文藝批評的文章來對待，要北京的報刊拒絕轉載。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陸定一也認為，此文牽強附會，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得知內情后的周總理立即出面溝通，說刊登此文是毛主席的意思。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不得不跟彭真說，頂不住了。于是，1月29日，《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同時轉載了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報》也在《學術研究》欄里全文轉載。彭真仍試圖把這場討論限制在學術討論范圍內，他親授《北京日報》寫下按語，強調要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人民日報》的按語是周總理修訂的，也強調了“雙百方針”。只有《解放軍報》的按語提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其實，不僅僅是彭真，中央領導集體中的大多數，最初也不同意姚文的觀點，在一段時間內都抵制了這篇文章。由于這篇文章是江青瞞著中央去上海秘密組織的，上海有關方面沒有也不能向中央有關部門報告發表《評》文的背景。《評》文在《文匯報》發表后，毛主席就去上海，觀察形勢。所以，毛主席對《評》文的態度，起初大家并不確切了解，因而中央有關部門沒有發出轉載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國報紙（包括《解放軍報》）都未及時轉載。毛主席指示上海出單行本，而全國新華書店不知內情，北京和全國許多新華書店又未及時訂購。因而，毛主席非常憤慨，先前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判斷，似乎得到了證明。

1966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在上海，毛主席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并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說由他三人擔任主筆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主席還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說各地應多出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的這一番話，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即將來臨。

二、吳晗為何要創作《海瑞罷官》

學習海瑞精神，本來是毛主席提倡的。毛主席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就提倡學習“海瑞精神”，要黨內高級干部為了黨的事業敢于講真話，不要怕這怕那。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接受胡喬木的建議，寫了包括《海瑞罷官》在內的一些宣揚海瑞精神的作品。從1959年6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復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1961年，他又經過七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后，報刊上一片贊揚，認為對教育當時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

毛主席愛看京戲。一次，他聽了馬連良演唱的《海瑞罷官》唱段后，笑道：“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也寫得不錯。吳晗頭一回寫京戲，就寫成功了！”

三、江青組織寫這篇文章有什么背景？

早在1962年7月6日，江青看了吳晗寫的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就指出該劇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持禁演這出戲。江青敏感地認為，劇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澤東，海瑞則是彭德懷。江青就要求陸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罷官》，被陸拒絕。那時，對是否批判該劇毛主席也未置可否，甚至還提出來要保護歷史學家。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后，階級斗爭的弦逐漸繃緊，特別是思想文化領域。毛主席對文化界非常不滿，曾有過兩次批示，而且一次比一次措辭嚴厲。1963年12月，毛主席說，文藝界的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1964年6月，毛主席批示：全國文聯所屬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1963年5月，《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新編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筆名）的《有鬼無害論》，從此，開啟了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文藝作品的風潮。

1964年8月，毛主席在《中宣部關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這樣，在全國出現了批判《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主席以為“修正主義”的影片可能不只這兩部，江青馬上“加碼”，增加到十部。1964年底，還是中宣部文藝處長、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約見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位正副部長座談。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鋪子》、《舞臺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以至《白求恩》等。當時大家不太同意，認為要慎重。江青就到上海去，讓上海報紙陸續批判這些影片。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

1965年，在全國點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緊了對于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工作。她先在北京找了以評論《紅樓們研究》而出名的李希凡，但李希凡以水平不夠拒絕了。她又以指導京劇改革名義南下上海，通過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找到分管文化宣傳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張春橋，張春橋又推薦了《解放日報》的編輯筆桿子姚文元。鑒于中央書記處1965年3月初曾開會，要求大批判式的學術討論要“降溫”，為防止《評》文被干預而夭折，幾個人秘密集中，一邊學習明史，一邊改寫文章，前后用時8個月，九易其搞，最終出臺。

四、《海瑞罷官》是否真有問題？毛主席為何會支持批判？

《海瑞罷官》醞釀于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寫成于1960年11月，發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與彭德懷一案沒有什么關系，也根本不可能為1962年的所謂“單干風”和“翻案風”鳴冤叫屈。

江青策劃批判《海瑞罷官》，也不是因為該劇藝術上有什么問題，而是故意把“右派”海瑞與彭德懷混同，借題發揮，撥弄是非。

彭德懷的問題就是對“三面紅旗”若干問題的看法問題，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并不算犯錯誤”之類的話（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主席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議上發動批彭的講話）。毛主席始終維護“三面紅旗”，認為中央集體在1962年（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上）犯了“右傾”。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和在這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曾嚴厲地批判了所謂“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主要是批判了劉少奇和鄧子恢。此后幾年中，毛主席與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間，意見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傾錯誤的發展，使他把這些意見分歧看得很重，愈來愈對中央集體不滿，乃至認為中央存在兩個“獨立王國”，“出了修正主義”。

如今，《評》文以新的高度評價了“三面紅旗”和充分肯定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主席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間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曾經有過的意見分歧。這才是《評》文的要害。這樣一個主題符合毛主席的意圖，所以《評》文會得以發表。

這篇文章發表以后，全國各地的黨報紛紛轉載，一場超越學術爭論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戰線上迅速展開。

1965年11月21日，毛主席召集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到杭州，研究為幾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寫序言的事。毛主席在和幾位“秀才”談話時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主席的對《評》文的肯定，令江青大喜。她立刻將主席的評價分享給張春橋和姚文元，使他們倍受鼓舞，從而增添了開展新的大批判的力量。

附記: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記》的作者鄧拓、吳晗、廖沫沙被錯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

鄧拓，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相當于副書記）。蒙冤受屈，無從申辯，于1966年5月18日給市委留書后自殺家中。

廖沫沙，時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從1966年5月起，連續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在獄中被關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場勞動3年。1979年初平反。1991年12月27日病逝。

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1969年10月17日被迫害致死。死前頭發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于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

1979年7月，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平反，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