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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的眼中，阿富汗常常與戰爭聯系在一起。政治、宗教、傳統等種種宏大意識形態籠罩其上，讓具體的個體近乎隱身。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他們構成了一個什么樣的阿富汗？

班卓是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的副教授。2003年的夏天，她正在進行自己的中亞之旅。在伊斯蘭堡的伊朗大使館等待簽證時，她的身邊恰好坐著兩個阿富汗人，攀談后，班卓產生好奇，想去阿富汗看看。

作為一名年輕的獨身女性，她在阿富汗的旅途中有諸多不便。旅館里沒有女廁所，洗澡更是困難，當地人向她投來好奇和探詢的目光，他們不明白，為什么一個女性要在沒有父親和兄弟陪同的情況下獨自遠行，來到陌生的國家。

她感受過當地人的熱情、善意和淳樸，也遇到過剛見面就向她求婚的男性。不止一個當地人對班卓說過「塔利班不壞」，如班卓所寫，「每個人面對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由于無法忘懷這段歷程，班卓將其寫成《陌生的阿富汗》一書，于2005年出版。2024年9月，該書再版。將近20年過去，班卓很遺憾地發現，阿富汗依然被視為一個與災難相關的符號。

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此后這里一直紛爭不斷。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繼2001年被推翻后再次掌權阿富汗。塔利班開始實施嚴格的伊斯蘭法：男性必須留胡須，不能抽煙、穿牛仔褲、留短發和西式發型；女性被禁止上學和工作，不能在街上大聲說話，需要穿名為「布卡」、遮住全身的罩袍。

我們看到的阿富汗正日趨遠離現代性，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但是，如果問題無法解決，外來者有資格評判嗎？外部世界又可以做些什么？

「它是一個沒有籍貫的國家、一片無聲的土地，人們任由它被侵略，任由它自己在那兒貧窮、饑餓、掙扎、死亡，任由它自生自滅。在一些人眼里，“阿富汗”這個概念也許并不包含人，這三個字就像是一個空洞的沒有人的名詞。在那里，或許有上百萬阿富汗人死于饑餓、屠殺或戰爭，但那不是關于人，不是關于人的死亡—— 只是一些統計數字而已。」 至少，我們可以試圖更多地理解那里的具體和真實。

作為一個曾經親身游歷阿富汗、與當地人切實相處過的旅人，班卓如何理解這片土地，以及附加在它身上的種種定義與概念？在20年過去后，她如何看待阿富汗的變與不變？《T》中文版邀請班卓寫下這篇文章。如果我們無法做點什么，那就多一些感受、了解和心靈上的靠近。

文中部分內容摘自《陌生的阿富汗》（以斜體字標出），全文經過編輯與刪節。

乘坐班車從伊斯蘭堡前往白沙瓦時，沿著公路是無止境的平行伸展的鐵絲網，鐵絲網那邊就是形勢復雜的西北邊境省。正值傍晚時分，暗淡的泥金色夕陽照射著鐵絲網后面廣漠貧瘠的土地，顯得無限荒涼。

身旁一個巴基斯坦人忽然指著夕陽落下的方向，感慨萬干地對我說：「瞧，這鐵絲網后面就是我們的政府和軍隊無法控制的地方。」

聽見這話，周圍的人都默不作聲地面露感慨。

所以，要想穿過這段特區進入阿富汗，就必須先到白沙瓦的邊境事務管理局備案和辦理通行證。巴國政府還要求從此地前往阿富汗邊境的所有外國人都必須乘專車或是包出租車，且要有一個持槍軍人全程護送至邊境。

車子在蘇萊曼山脈之間的開伯爾公路上行駛著，跟隨在公路旁的是一條英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現已廢棄不用的窄軌鐵路。偶而掠過的那些小村莊，只有三五個院子，家家門戶緊閉，碉堡似的豎著好幾米高的厚重圍墻。墻面上散布著炮彈轟擊過的傷痕，還高高低低地分布著些方形瞭望孔或射擊孔。這些靜悄悄的村莊既無人跡也無雞鳴狗叫，從車上望去，村中那無人行走的小道凍結了似的，連兩旁的小樹也都光禿著枝丫，猶如茍延殘喘的幸存者，讓過路人看了心驚。

2021年時，美國倉促撤軍，關于阿富汗的消息再次涌入大眾視聽，仍然是令人難過的災難性新聞。離我最初到那里已經過去快二十年了，阿富汗還是一個災難頻仍的國家，依舊因為災難才出現在世人眼中。但是，并非因為某個國家、某個宗教集團或某次戰爭，它才變得如此災患深重。19世紀以來，在現代化及其附帶規則已成為全世界發展準則的情況下，在所有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奔赴現代化的進程中，在這個進程所造成的世界范圍的結構性暴力與災禍里，阿富汗早已被迫卷入這個結構的底部，承受著源自結構上部的種種欺凌、忽視與不公，其內的戰亂和絕望離不開上部各種勢力的參與和促成。也許正因如此，對于阿富汗當今的困境，阿富汗之外的人連悲傷與哀憫都顯得那么曖昧。

「國家」，是一個名詞，更是一個多重觀念交織的復雜概念。

人們通常會從多個層面對這個概念進行解析，以便于理解，例如從政治、經濟、宗教、歷史、文化等；或者從不同視角，例如男性、女性。不同層面和視角依托于不同學科、領域或立場，解讀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經過這樣的解析，「國家」這個復雜概念就被分割成了不同領域的研究對象，猶如置于解剖鏡下的標本。

然而，在「國家」這個標本里往往看不到「人」。

如果「人」這個詞象征著具體的生命與活力，那么在解剖鏡下的只能是靜止的樣本，而非動態的生命。這個解剖鏡通常由一種或幾種觀念構成，當這些觀念形成系統時，便被稱為「意識形態」。這意味著人類歷史同時也是人的存在被觀念或意識形態覆蓋的歷史。到了20世紀，這種現象被稱為對人的「異化」。進入21世紀，「異化」已無處不在。

所以可以說，在「國家」這個名詞背后跳躍的是各種觀念，不太可能是活生生的人，更不可能是活生生的感受。

阿富汗之外的人對「阿富汗」的印象，常常也是由上述種種觀念性解讀構成，這些印象里不怎么包含具體的人。人們在談論「阿富汗」時，往往會與戰爭、貧困、饑荒、死亡、毒品等等聯系在一起，這些或是事件，或是某套系統觀念下的價值判斷，或者更簡單，是一些數字的排列組合。

經過漫長的教育和媒體傳播，我們的腦子里通常充斥著這些觀念，但真正的成長卻在于將人從這些觀念中釋放出來，而不是被其束縛。旅行，便是這樣一種成長方式，讓我能夠穿越這些觀念性解讀，接觸到真實的人和真實的生命。

穆利的爸爸和爺爺都是教授《古蘭經》的學者，他自己也曾在坎大哈的一所宗教學院里教授《古蘭經》，美國人來了以后他不能再教《古蘭經》，只好去教英語和阿拉伯語。目前他在聯合國下屬的一個機構里上班，幫歐洲人做事。

「你覺得塔利班怎樣？」躊躇了一下，我問道。

他正色告訴我，在普什圖語里，塔利班是指學習和研究《古蘭經》的學生。他說自己曾經就是個塔利班。

「我是指 …… 現今的塔利班軍隊。」

「他們不壞。」他簡短地說。

這樣的評價我并非首次聽說，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從十九世紀起，阿富汗便飽嘗戰亂之苦，英國人、蘇聯人發動的侵略戰爭結束后，它又陷入血腥內戰的旋渦。塔利班武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94年成立的。成立之初，塔利班提出「鏟除軍閥，恢復和平，重建家園」的口號，逐步樹立起鋤強扶弱的形象，因此獲得了多數民眾的擁護，勢力不斷壯大，終于在1996年奪取了阿富汗的政權。

只要能得到相對的和平與安寧，飽受戰亂摧殘的普通民眾寧可接受塔利班后來制定的種種嚴苛法規；也正因如此，他們對美國人發動的反恐戰爭則不無排斥與反對。

身為阿富汗之外的人，對一些事情最好別輕易下判斷。我這樣想著，看了看穆利。

無論說什么，他的神情都帶著幾分漠然與疏離，好似游離于話語之外，他的表情、眼神和他的話語仿佛相互隔絕、毫無關聯。他有時望著前方，好像圍著圍墻的前方是一個目不可測的遠方；有時看著我，但他看著我時，我卻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自己也看不見的遠方。

跟很多人一樣，我往往基于對方的言行舉止來判斷其內在和我自己的處境，可是在穆利面前，這些經驗幾乎派不上用場。我時常由于不知該說什么而沉默著，一邊聽他說話，一邊抬頭看看月亮和月亮旁邊的孤星一點。

當我回想「阿富汗」的過去和現在時，心中仍充滿深深的悲涼。

如果說「民族國家」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政治格局，那么名為「阿富汗」的那個國家則處于這一格局的底層，充滿了底層的混亂和矛盾。在這個政治結構中，越往上走，結構越相對清晰。上層掌握著建構價值判斷體系的權力，他們能夠定義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進而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走向。在這個格局中，處于上層的，任誰都可以去批判、指責或憐憫那個「阿富汗」。

然而，要理解塔利班，得將眼光從這些層級掠過。塔利班的立場深植于阿富汗的宗教文化傳統中，同時也深受數十年戰爭帶來的社會動蕩的影響，他們的極端主義和對權力的控制包含著對全球化和宗教世俗化的反抗。塔利班試圖依據他們所理解的傳統伊斯蘭教義，重塑一個他們認為「理想」的社會秩序，然而，外部壓力的不斷增加與內部不安定因素的交織，使得這些教義在他們的統治下變得愈發嚴苛。

作為社會現象的塔利班不僅是一個政治組織，更是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反映了阿富汗社會對現代化某些方面的抵抗。這種抵抗隱含著長期社會動蕩所帶來的不安全感，同時也是對這片土地長久以來反復遭受外部侵略和干涉的敏感反應。這些抵抗與反應如今常常被視為與現代社會不相容，從而被認為是保守和落后的。

然而，生活在阿富汗的人們并不會自認為「保守」或「落后」，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氛圍里，所以我會聽到當地人說，「塔利班并不壞。」

塔利班對人們生活的高度干預，實際上反映的是社會的整體動蕩與不安。

三十二歲的納莉亞身高體胖、勤勞快活，在她的操持下，屋里屋外都非常干凈整齊。她不是在地里忙活，就是在廚房忙活，或是在洗衣服，無論她在哪里，總能聽到她清脆爽朗的聲音。阿茲摔了一跤，爬起來委屈地哭著走到她跟前，她大聲笑著，騰出手來抱抱他，響亮地親他一口；水龍頭往外流水時，她一邊往蓄水桶里蓄水一邊抓緊時間洗衣服，一個孩子湊在旁邊替她拿水管，另一個孩子蹲在洗衣盆邊上玩泡泡，她便和他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談心；一個孩子拿著水管射她一身水，她尖叫著奪過水管反射回去，大家抓著水管射來射去，嘻嘻哈哈猶如過節般熱鬧。

納莉亞的存在讓男人們的沉重與壓抑稍稍得到了化解。

理解塔利班作為深層社會變遷的必然結果，也讓我認識到阿富汗女性并不是一個等待憐憫和拯救的群體。

當時的我，作為一個外來女性旅行者，進入了一個全然陌生的社會環境——這種「陌生」是彼此的。本地人對他們的文化規約和社會環境之外的女性并不熟悉，也不太了解外界對「女性權益」或者「現代女性該如何生活」的各種看法。我意識到他們可能不知道，所以并不因自己的某些遭遇而感到詫異。

正如我在《陌生的阿富汗》一書中所描述的，走在喀布爾或坎大哈的街頭，我經歷了男人的瞪視、冰塊的「襲擊」、孩子的口哨、旁人的訕笑以及有意無意對我身體的碰撞。但是，我逐漸「習慣」了這些。他們并沒有請我來這里，而是我未經邀請便擅自闖入，我應當感謝他們允許一個異族、異文化的女子在他們的大街上游走。我能感受到當地男子的目光并非出于侵犯或挑釁，更多的是迷惑與警惕——「這是誰？一個外國女人！她為什么會在這里？她想干什么？！」有的孩子會跑到我身邊打量，甚至朝我腳下扔小石子。我并不認為這些是針對我個人的敵意，而是他們對外界的困惑、警惕和抗拒。這讓我感到一種深深的悲涼。孩子們承接了成年人對外界的戒備心，這其實正反映著伊斯蘭國家和阿富汗在現代社會中的弱勢地位，也暗示著它們在漫長歷史中被排斥、擠壓甚至踐踏的無奈和痛苦。

我開始反思，自己是否有權去批判另一種文化中的他人，或者去憐憫與拯救誰：是什么賦予了我們這樣的權力和自信，使我們自認為能夠這樣去做？

一些人將阿富汗稱為「制度的墳場」。這個國家曾嘗試過多種政治體制，包括君主制、共和制、神權政治以及受到外部影響的西方民主嘗試，甚至無政府主義。然而，至今仍未有一種體制能夠為這個國家帶來長期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同時，也有一些人稱阿富汗為「帝國的墳場」。過去一百年，無論是19世紀的英國戰爭、20世紀的蘇聯入侵，還是2001年后的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行動，均在這個亞洲最貧窮的國家折戟沉沙。內部的權力斗爭、政權更迭和外部干預都導致了阿富汗的持續動蕩與貧困。

如果阿富汗在現代世界中并沒有立足之地，阿富汗女性如何能夠獲得現代社會價值評判系統所認可的「女性權益」？改變的契機在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平衡點，但他們現在顯然還難以做到。

相冊里還有不少沙赫伯的照片，其中幾張從不同角度留下了同一個身影：身材瘦削的沙赫伯穿著軍人制服，頭戴大蓋帽，筆直地站在院中的葵花地旁練習敬禮，臉上露出模仿成人的嚴肅而僵硬的表情。我不清楚這身看似非常正規的綠色鑲紅條的軍服究竟屬于阿富汗的哪個時期，但乍一見他這身打扮，心下有些悚然。

「衣服是我叔叔的，他曾經是軍人，不過 …… 他已經死了。」沙赫伯端詳著照片，「我很喜歡軍人。」

仔細對照才能發現，照片上那個穿著不合身的肥大軍服、帽子太大以至帽檐壓得很低的男子，就是眼前這個面容羞澀、戴著小白帽、尚未往頭上纏圖爾班的少年。

我意識到，早熟的沙赫伯已不再是個少年了。在阿富汗，男孩子大約總會被迫過早地扮演成人的角色，而他們的童年轉瞬即逝——當他們開始學習認字，開始坐在地上或跪在小板凳前搖頭晃腦地誦讀《古蘭經》時，童年可能就已經結束了。

我不禁想到，由于他們過于早熟，理性的反省和洗禮可能更容易被忽略。也許，在一個少年還未發展出獨力面對信仰的完整人格時，他就已然早熟地進入了宗教當中；每天目睹成人禮拜的儀式，他的早熟就成為儀式的早熟，他的血也成為儀式的。而婦人的責任就是生下這樣血里帶著儀式的孩子，并用簡單的食物將他們養育成人。

人類的信仰之途錯綜復雜，無法評判。

過去，人們獲取關于阿富汗的信息主要依賴書籍和電視新聞，如今的大部分人則通過網絡媒體，借助視頻、文章或熱點消息在手機上獲得。但我不太相信媒體上傳播的「印象」，也并不特別依賴專業領域內的解讀。盡管網絡時代我們的信息獲取能力提升了不知多少倍，甄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卻未必同步提高，信息量的激增往往帶來混亂情緒的膨脹，反而加深了誤解。

隨著旅行經驗的積累，我早已學會將一個國家的政權、媒介形象和在當地生活的人們區分開來。

印象再紛繁詭譎，生活本身自有其「普通」和「正常」。我的旅行，是以一種相對笨拙的方式走進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介入復雜的政治、軍事或意識形態斗爭。我想以直接的方式去接觸并感知人們。

對我而言，阿富汗不僅僅是一片土地，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其中生活著實實在在的人們。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們——男人、女人、孩子、老人，他們在他們的環境里生活著；當去除了外來標簽和印象，如「戰爭」「饑荒」「悲慘」「痛苦」「壓迫」等等時，他們的生活顯得如此正常、普通，與你我并沒有什么不同。我感受著他們的歡樂、痛苦和生命溫度。

在阿富汗，當地人并不會用外界的視角、標簽或價值判斷系統來定義自己和生活。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或文化的人都是如此，都會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有其合理性。通過旅行，我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作為一個旅人，我悄然路過，觀察并感受，以生命相遇的方式，而非以定義和評判的姿態。

我不認為自己寫下來的就是一個「真實的阿富汗」——「真實的阿富汗」本身也是抽象概念。我不想輕易地批評或指責，連憐憫有時也讓我感到一種現代式的虛偽。人類的歷史如此漫長，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能夠自稱絕對正確。若放眼長遠，人類歷史充斥著相互指責與相互沖突，這些行為往往都以自認為的「正確」之名進行，以至于這些「正確」常常顯得偽善且空洞。

「正確」的盲目與人性共生，我們這個時代亦是如此。我生活在其中，但我的意識應不僅僅屬于這個時代。

撰文- 班卓編輯- 李心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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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雙肩包、一臺膠片相機、一份世界地圖、一顆充滿好奇與善意的心，就是她的全部行囊。從喀布爾到巴米揚，再到坎大哈，直面風俗差異、性別冒犯、信仰摩擦；以女性特有的視角與經驗，跨越國族、文化、語言，記錄普通阿富汗人的喜怒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