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解放軍首次隆重舉行大規模授銜儀式，為自參加革命以來的軍隊干部授予軍銜，并頒發勛章。

此次授銜，不僅要斟酌軍隊將領的赫赫戰功、卓著貢獻以及深厚資歷；同時還需考量歷史淵源，即不同革命時期、不同部隊之間的均衡與代表性問題，說白了就是要兼顧各方的山頭。

陜北紅軍，頗具獨特性。其所創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令紅軍三大主力終結了長征的征程，擁有了棲息之所，更為其提供了一個暫作休整和整訓的空間，不再如長征途中那般處于被動之態。

陜北的小米，滋養了眾多紅軍戰士。我們時常提及的“小米加步槍”，實則是對陜北這片土地的深深感恩之情。

言歸正傳，1955年授銜，陜北紅軍將領授銜情況如下：

上將：閻紅彥

中將：張達志、閻揆要、趙啟民、崔田民

少將：賀晉年、郭寶珊、高維嵩、高朗亭、白壽康、賀大增、張文舟、賀吉祥、王兆相、牛書申、孔令甫、王再興、慕生忠、郭炳坤、劉懋功、李赤然

大校：崔文斌（61少將）、賈乾瑞（64少將）、李樹榮（64少將）、王扶之（64少將）

根據以上信息，授予上將1人，中將4人，少將20（后來晉升的也算上），共計25人。

1955年授銜，包括被授予或后來晉升軍銜的10名元帥、10名大將、57名上將、177名中將和1360名少將，共計1614名。

陜北紅軍將領的授銜人數，僅占總數的 1.4%，其數量之稀少，著實令人嘆惋。

究竟是何種緣由，致使陜北紅軍將領中開國將軍的人數如此之少呢？

一、缺乏主心骨

1955年授銜時，每支部隊的老首長，皆為自家的將領說情。例如：賀龍給楊秀山，陳賡給陳康，這兩個人后來都授予了中將。

伴隨著劉志丹、謝子長等陜北紅軍領導人的英勇捐軀，陜北紅軍里面竟無一位有份量、具有話語權之人。

原本存在一位尚可能給陜北紅軍將領話語權之人，然而在1954年卻遭遇變故（高），大家眾所周知，就不明說了。

二、沒有重用

1935年9月，紅軍三大主力相繼抵達陜北后，先前的陜北紅軍之干部，未能得以重用。

例如：黃子祥、黃子文，此兄弟二人皆為陜甘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的締造者。

黃子祥，直接被調任至中共渭北工作委員會，出任組織委員。黃子祥，此前乃是紅二十六軍紅四團團長、騎兵團團長。

黃子祥

此后，始終在渭北地區不懈斗爭。

1947年春，與弟弟黃子文等人策動三原縣陵前鄉自衛隊起義，此次起義隊伍被改編為渭北游擊總隊第一支隊，其出任支隊長一職。7月，調至關中渭北總隊擔任副總隊長，兼任關中軍分區副司令員。

1949年，擔任三原軍分區司令員以及軍管會主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陜西省交通廳廳長、陜西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憑借他的資歷，授予其少將軍銜是毫無問題的。

黃子文，1934年11月7日，紅二十六軍42師于甘肅省合水縣蓮花寺得以成立，王泰吉出任師長，高崇德擔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一職，而黃子文則任政治部主任。在陜甘邊游擊隊第三路指揮部成立之后，黃子文擔任政委。

1935年9月，中共陜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黃子文任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一職。

黃子文

在陜北錯誤肅反中，黃子文被關押。1935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后獲釋，被安排在瓦窯堡紅軍兵工廠工作。

1936年3月，黃子文調入紅軍學校任政治教員。1937年7月，黃子文任慶陽抗敵后援會主任。

其后所安排的工作，近乎皆為極為細微的工作。1946年6月，于耀縣犧牲。

黃子文，曾參加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其后承蒙中央委任，返回陜西致力于發展革命武裝力量。

1933年5月，紅二團揮師南下關中之后，近乎全軍覆沒。倘若缺失黃子祥、黃子文兄弟二人紅四團的支持，陜甘蘇區的發展恐舉步維艱。縱然有王泰吉的起義部隊，起義之時人數多達1000有余，然而真正抵達照金的卻僅余100多人。

諸如他們這般的，尚存在一些人士，諸如：霍維德、崔田夫、白堅、吳岱峰、張邦英、馬佩勛等等。

三、相關事件影響

1954年發生的事情，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授銜工作。

第一個就是賀晉年，時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52年全軍評級時是副兵團級，原本授予上將一事已然是確鑿無疑之事。怎奈，此般事宜對他產生了影響。

賀晉年

1954年9月，承蒙組織委派，得以進入南京軍事學院進修學業。1957年7月學成結業后，獲任裝甲兵副司令員一職，直至1982年10月，整整歷時25載，崗位未曾有過變動。

觀及此處，令人頗感費解。

第二個是張秀山，時任東北軍區副政委。

在創建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艱難奮戰歷程中，張秀山相繼擔任過渭北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紅二十六軍 42 師黨委書記等職。

他于戰場之上舍生忘死，浴血拼殺，曾遭敵人子彈擊中肺部，然而竟在鄉村獸醫的粗陋療法之下，奇跡般地死里逃生。

中央紅軍抵達陜北之后，其先后出任了神府紅軍獨立師政委、中共神府特委書記以及中共綏德特委書記等職務。

張秀山

他乃陜甘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的創建者之一。1945 年調往東北之后，相繼出任松江軍區政委以及遼寧軍區政委。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張秀山任東北軍區副政委，他三次入朝，親臨前線，解決志愿軍所需的物資裝備問題。

依憑他的資歷，授予其中將軍銜可謂毫無阻礙，甚至擢升至上將軍銜亦存在可能。

1954 年所發生之事，所影響的絕非僅有這二人。

四、西府戰役

1948年4月，參加西府戰役的4個縱隊，一縱、二縱、六縱，都是賀老總的部隊，唯獨四縱是陜北紅軍的老底子。

安排實力相對薄弱的四縱，去執行警戒與阻擊敵人的任務，本身就是個失誤。

四縱大多為守護陜甘寧邊區的部隊，未曾踏上重大的戰場，亦未歷經大兵團作戰，猶如以卵擊石。

王世泰

在抗日戰爭時期，一手執槍，一手握鋤，其中警三旅著重肩負著保衛邊區以及屯墾的使命。1943年，該旅曾締造出全旅開荒達兩萬多畝、收獲糧食 2370.1 萬斤的卓越佳績。

延安保衛戰期間，警三旅七團損失較為嚴重，元氣尚未完全恢復。

四縱，說是一個縱隊，其實還不到一萬人。

警一旅下轄：警二團、警三團。

警三旅下轄：警五團、警七團。

騎六師，是1946年10月，起義后才加入西野的。

因此，在四縱失利之后，竟無人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局面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

可以說是舅舅不疼，姥姥不愛，有理沒地方說。

張仲良

1955年授銜，四縱沒有一個陜北紅軍將領授銜。縱隊司令員王世泰，政委張仲良，下屬的三個旅（師）長高錦純、黃羅斌、胡景鐸，都沒有授銜。

他們皆為自陜北革命根據地走出的將領，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進程中，功勛卓著。陜北紅軍，因此也失去了一位上將。

一概而論地予以否定，實有失偏頗。

五、有幾個將領該授軍銜

1、汪鋒

紅軍時期，他是中共陜西省委軍委書記與中共渭北特委書記，成功創建了渭北革命根據地。黃子祥的紅四團，亦為其親手締造。

此后，曾擔任紅二十六軍代政委一職達一段時間。此后，受中共陜西省委派遣前往陜南，投身于川陜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汪鋒

在抗日戰爭時期，先后擔任中共陜西省委軍事部部長、關中地委副書記、關中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以及中共陜西省工委書記等職務。

解放戰爭初期，單人匹馬，千里馳騁，冒著生死之險，去陜南接應從中原突圍出來的李先念部。

1947年1月起，相繼擔任中共鄂豫陜區黨委書記、鄂豫陜邊區政府主席以及鄂豫陜軍區政委，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政委。中共陜南區黨委書記，陜南軍區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軍政委。

在他的領導之下，得以成功協同陳賡挺進豫西，且對胡宗南的一部分兵力形成了牽制。

就其資歷、貢獻而論，授予中將不成問題。

2、劉景范

劉景范，乃劉志丹之胞弟，受其兄之影響，投身于革命事業。

紅軍時期，歷任紅二十六軍42師2團團長，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陜甘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兼軍事部長、陜甘寧省委書記。

解放戰爭時期，始終出任西北野戰軍后勤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后勤司令員以及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之職。他全力動員邊區力量支援西北野戰軍，想盡辦法、不遺余力地保障后勤工作。

他為西北解放戰爭，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

依憑其資歷與貢獻，理應授予中將之銜。這不單是對其本人歷史功績的認可，更是對其兄長在天之靈的一份慰藉與補償。

于這一方面，著實令人深感遺憾。

3、吳岱峰

吳岱峰，乃晉西紅軍游擊隊的關鍵創建者之一。晉西游擊隊西渡黃河，同劉志丹所領導的南梁游擊隊會合，構建成陜甘邊初始的紅軍隊伍，而吳岱峰亦為其中的領導人物之一。

他積極投身于陜甘紅軍與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工作，曾先后擔任陜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紅三團團長以及紅二團團長之職。

在抗日戰爭時期，歷任陜北軍事部部長、環慶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

在解放戰爭時期，出任隴東軍分區司令員以及同時兼任陜甘寧邊區警備區副司令員。

建國后，任陜西軍區（十九兵團兼）副司令員，最高人民檢察署西北分署檢察長等職。

就他的資歷而論，授予中將之銜乃是板上釘釘之事。

總結語：

歷史已然消逝于過往，無可追挽，身為后輩的我們，僅能為之深感惋惜。他們為中國革命所作出的卓著貢獻，將永遠銘刻于史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