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記載：1949年12月4日，毛澤東主席親自給聶榮臻寫信，主要內容是：“榮臻同志并告李濤：配備人員時注意盡可能提拔原四方面軍干部，此點務須注意。”

這封信有兩點耐人尋味。一是毛澤東主席為何專門強調要注意提拔使用原紅四方面軍干部？二是為何給聶榮臻和李濤寫信？要知道聶榮臻時任代總參謀長，李濤任軍委作戰部部長。干部工作不是由政治部門或干部部門來負責和承辦嗎？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主席為何強調注意提拔紅四方面軍的干部？

通常來講，干部任用有明確的干部政策和要求。作為軍委主席，毛澤東特地提出注意提拔原紅四方面軍的干部，一是體現了他一貫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則，二是體現了他一貫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則。紅四方面軍作為三大主力紅軍之一，云集了不少優秀的干部。把這些優秀的干部用起來，既是革命事業建設和發展的需要，也是這些人應盡其才的需要。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紅軍長征結束后，在延安開展了清算“國燾路線”的斗爭。由于張國燾把持紅四方面軍好幾年的軍政大權，這使得紅四方面軍的一些干部在這場運動中，難免受到了一定的牽連和影響。加之個別單位波及的面有些寬，“使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四方面軍的黨員產生了不滿情緒”。甚至還出現了以“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人的‘拖槍逃跑’事件，并且嚴重到把這些人都判了徒刑，打入監牢”。好在毛澤東主席明察秋毫，發現這個案子有出入，最終予以平反。

正是基于歷史上的這些原因，使得在對待紅四方面軍干部的使用問題上，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格外重視、也格外慎重。在考慮使用時往往考慮到方方面面、照顧到方方面面，甚至給予一定的關照和傾斜。

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實踐與洗禮，紅四方面軍的很多將領已成為大殺四方、所向披靡的名將。包括當年所謂的“拖槍逃跑”的幾個主要人物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人，也都成長為兵團級高級將領，他們戰功赫赫、名氣都很大。

顯然，對于這些出自四方面軍系統的赫赫名將，毛澤東主席一直把他們記在心上，一直沒有忘記對他們的關照與任用。這次親自寫信表達注意提拔這層意思，應該說這是十分難得的一件事，也是非同尋常的一件事，可以說這是毛澤東主席對四方面軍干部關愛呵護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其次，再讓我們分析一下，為何寫信給聶榮臻和李濤？

之所以寫信給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作戰部長李濤，主要是剛建國時，統帥部仍延用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日常運作模式和方法。當時，并沒有成立后來那樣機構健全的“八總部”、“三總部”。也就是說，剛建國時，統帥部當時并沒有專門負責干部工作的政治部門或干部部門。軍委層面，除毛澤東主席外，周恩來總理同時還以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而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具體的便是依托由聶榮臻代總長的總參謀部來具體落實和實施。

回過頭來看，當時的總參謀部，并不是后來意義上的總參謀部。當時它不僅僅是一個司令機關，也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最高的軍事參謀機構和幕僚機構，實際上它是軍委的主要辦事部門和牽頭協調部門，包括辦公廳的職能都涵蓋在內。

至于李濤當部長的軍委作戰部，它又是綜合性業務工作的具體承辦部門。軍委和總參的大量工作和業務都由該部門來具體協調和承辦。這一做法從紅軍時期便一直沿革和運用。

綜上分析，關于注意提拔使用四方面軍干部問題，毛澤東主席寫信給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應該是合乎軍委日常工作的運作模式的，應該是合乎當時的常規和情理的。

通過主席的這封不同尋常的信，不僅使我們進一步領略了主席開闊胸襟的一面、五湖四海用人的一面，也便我們對剛建國那一特殊時期的統帥部運作模式有了進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