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滅亡之后，世界上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清史的說法，中國內地也沒有完成清史的真正編修工作。

中國歷史學家對于歷代王朝的歷史十分重視，一直都是按照儒家治亂循環的模式進行，在興衰交替的時候順利為開國帝王編修一部歷史，這是一件很值得稱頌的偉業。

1912年清朝滅亡之后，這個清史的編修工作就開始了，袁世凱將這個工作交到了前清大臣趙爾巽的手中，他們前前后后花費了15年的時間完成了《清史稿》這部書。

但是這部書得不到中華民國文人群體的承認，覺得這不是本朝開明人士編修的，自古以來就沒有前朝遺老為前朝修史的，前朝的人為前朝修史只會讓歷史失去公正性，淪為他們的自嗨。

《清史稿》沒有得到承認，隨后著名學者蕭一山又開始自己私人力量編修了《清朝通史》，這本書的公正性得到了承認，但終究還是私人歷史，算不上是官方正史，中國歷史最后一個王朝清朝該怎么去寫，成為了一個大難題。

中國當時遵循的還是傳統儒家寫史的方法，但其實西方記錄歷史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海外的華人華僑對于歷史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們在脫離中國國籍之后，視野變得不一樣了，引進為西方說法了。

其中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創造出來了西方歷史中心論觀點是最為盛行的。他將1500年之后的中國歷史按照西方中心論精心編修歷史，提出了以鴉片戰爭作為清朝歷史的分段點，將之后的歷史都看成是中國的近代史。

他提出來了清朝時期的中國完全就是一潭死水，是隨著西方的變化而變化的，西方的每一次侵略，清朝都會予以回應，這是費正清史學觀著名的“回應沖擊模型”。

這種觀點的險惡用心在于中國失去了自己的主動性，清朝以來中國社會的進步仿佛變成了西方人的恩賜，西方人那種掠奪中國財富，欺壓中國百姓，破壞中國社會原有穩定的侵略行為，被美化成為了救世主。

實際上中國當代歷史教科書都還是遵循是費正清的這個觀點，這種觀點的錯誤沒有人發現。哈佛學派想當然的忽略掉了清朝前200年的歷史，將整個清朝歷史的重心都放到了鴉片戰爭以后。

筆者主張中國人研究歷史，不能只是遵循傳統儒家或者任何西方中心論，要秉持的應該是階級史觀，至少也應該是人民史觀，對于清朝這段歷史，并不是后面最重要。前面幾代皇帝的作為才是關鍵。

被動的閉關鎖國和主動的閉關鎖國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康熙、雍正、乾隆這些滿洲君主并不是不知道世界大勢，也并非不知道歐洲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他們不想中國社會進步，為了自己愛新覺羅的天下，主動愚民，滅絕社會進步力量，才是后面近代百年恥辱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