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么讓女性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生孩子？”

這是王憲舉參贊，請教哈薩克斯坦（以下簡稱哈國）國務顧問時提的問題。

之所以問這個，是因為哈國生育率較高，達到了2.6左右，人口年增長率1.3%。

反觀中國，生育率只有1.18，遠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年增長率為負1.48%。

但王參贊犯了個嚴重的錯誤，把女性生育當成了母豬增產。

連哈薩克人都被嚇了一跳，忙發數十條微博，澄清自己不是養殖場主。

的確，哈國在這方面，確實做得不錯。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4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哈國得分0.71，排名76。

雖是中等水平，卻比大多數東亞國家，以及部分發達國家還高。

ps：中國在這個榜單上排名106，得分僅為0.68，比我們性別狀況還差的，只有40個國家，包括日本。

除此之外，哈國還有針對新生兒的國家基金、高額補貼，婦女能享受長時間產假和育兒假期，且不用擔心丟掉工作。

因此，王參贊的言論，雖招來了口誅筆伐，但在一片罵聲中，大家的呼聲卻與前者出奇一致：跟哈國取取經，提高生育率。

然而，這真的有用嗎？

且不說，保障女性權益、完善生育政策，是最基本的國家責任，無需用“提高生育率”，這種有物化女性嫌疑的理由落實。

僅就學習對象而言，中國可借鑒的，其實一個都沒有。

是的，中國太特殊了。

2

眾所周知，很多因素會影響生育率，社會保障、生育政策、傳統觀念、宗教信仰等等。

但這些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僅作用在小尺度上。從宏觀來看，真正左右生育率的，是經濟發展。

別誤會，不是經濟發展越好，生育率越高，而是經濟發展越好，生育率越低。

中國生育率的最高峰是1963年（嬰兒潮），達到了恐怖的7.51，哪怕是最艱難的三年大吃飽，最低點也有3.86。

彼時的經濟夠差吧，真正的三無時期：無社會保障、無生育政策、無女性權益。

傳宗接代的觀念，或許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是窮，需要勞動力，需要有人養老送終，孩子約等于經濟資產。

1970年之后，經濟穩定發展，生育率逐年下降，到1982年計劃生育時，已掉到2.56。

哈國也是很好的例子。60年前，生育率是現在的近兩倍，那時候離獨立都還有三十年。

哪怕哈國人口中，有70%的穆斯林，26%的基督徒，也沒能用文化和價值觀基礎，抵抗住經濟發展的威力。

還有個極端案例，西非最大的國家尼日爾，估計很多人沒聽過。

這個國家，人類發展指數最低、最不發達、性別差距墊底，但其生育率卻遙遙領先，高達6.64。

然而即便這樣，隨著1990年代的經濟發展，生育率也在逐年下降。

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導致生育率下降，是普遍趨勢，任何政策、文化傳統都難以逆轉。

中國也不例外，只是特殊之處在于，我們實在太過早熟了。

3

美國人口學家沃倫·湯普森，在觀察和研究過去兩個世紀里，工業化社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后，于1929年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理論——人口轉型理論。

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從前工業化的經濟體制，向工業化經濟體制過渡時，往往伴隨著，從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過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現象。

這種過渡一般分為四個階段。看懂了這四個階段，也就明白了中國的特殊性。

第一階段，農業社會時期，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

由于醫療水平低、嬰兒死亡率高，需要更多孩子來保證傳宗接代和勞動力需求。

第二階段，經濟發展初期，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由于公共衛生和醫療條件改善、死亡率下降，同時生育觀念沒有及時改變，導致人口快速增長。

該階段還有個更耳熟的名稱，發展中國家。

第三階段，經濟進一步發展，生育率下降。

隨著教育普及、城市化、避孕手段多樣化及生活方式改變，人們開始推遲生育甚至減少子女數量。

該階段仍處于發展中國家。

第四階段，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

由于經濟極大發展，文化觀念、女性地位、生育負擔、社會保障出現轉變，導致生育意愿下降。

新生人口得不到補充，老年人口活得夠久，于是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加劇。

該階段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特征，比如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

可以看出，人口轉型理論解釋了，生育率與工業發展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具有相當的普適性，且已被社科領域廣泛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把中國放進這個模型，會發現不太配套。

4

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這是第一階段，對應1970年之前，沒什么問題。

但從第二階段就開始就遇到麻煩了。

該階段對應1970年之后，生育率本應居高不下，實際卻出現了大滑坡。從1968的6.51，一路俯沖到1978年的2.72。

不說也知道，這是趕上了計劃生育。

雖然計劃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才成為基本國策，但從1970年代便開始實施。

正是這一刀下去，將生育率腰斬，使得中國提前進入第三階段。

從「一個不少，二個正好，三個太多」，到「晚、稀、少」，再到「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幾十年時間，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生育觀。傳統家庭強調的多子多福，反而成了保守、落后的代表。

連鎖反應之下，第四階段也提前到來，可遺憾的是，我們還遠沒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

這就是社會發展上的早熟，沒有發達國家的命，卻得了發達國家的病。

這個病對于發達國家，尚且還有挽回余地，畢竟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卻是惡疾。

5

第一個癥狀，是女性權益、生育政策、社會保障的不完善。

尤其遇到經濟不景氣，惡劣的生存環境會極大削弱生育意愿。

就像我在之前文章中提到的，人們不僅自己不生，還勸別人不生。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癥狀，自我意識的覺醒。

我們的社會雖比較保守，是發展中國家，但身處全球化浪潮，免不了要受影響，何況還是與世界緊密相連的第二大經濟體。

就像二戰之后的民族主義浪潮般，自我意識已在中國生根發芽。

受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作為生育主體的女性。近年來甚囂塵上的男女對立，就是最好的表現。

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會自然而然地弱化生育意愿。因為她們發現，脫離了母親和妻子的身份，依然能實現人生價值。

這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發達國家都經歷過。

但與發達國家不同，在我們的社會，不友好的性別與生育環境，會強化甚至固化女性認知，比如「仇男」，從而進一步打擊生育意愿。

如果說，在小尺度上，經濟造成的生育意愿低下，能通過發展扭轉，那大尺度上，社會觀念的轉變則極難倒退。

即便日后經濟恢復，甚至在各方面做得比哈國還好，生育率也很難提升了。

這也是為什么，從1991年開始，中國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當然，對于一個人口大國來說，生育率低下雖然棘手，卻遠沒到可怕的程度。

與其病急亂投醫，不如珍惜眼前人。

雖然早熟的毛病找不到借鑒對象，但其他方面，能學習的榜樣可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