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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之后，一場對于先秦、秦漢史料真實性的論爭迎來高潮，即著名的“古史辨運動”。顧頡剛等史家試圖推翻儒家典籍的古典敘事，認為“層累造成中國古史”，在學術界、社會上引發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古史辨運動留下最大的精神遺產，即使得傳統固化的上古史敘事變得更為流動，大大拓展了傳統史學的視野，讓學者們對歷史資料之間的關系、史學的方法和目標等問題的理解都有了巨大的革新。在對古史辨運動的研究方面，歷史學者王汎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重要的影響。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全面系統地追溯了古史辨運動的成因，并創造性地指出了清代今文家在其中發揮的獨特影響。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解釋出于“尊孔衛道”的意圖，最終其精神卻被更為激烈的反傳統運動所繼承。這一看似矛盾的因果關系卻揭示出思想史極為豐富的面向。盡管從成書至今已有近40年時間，該作依然在學術界激起持久的討論。古史辨運動已過去百年，今年，該書的簡體中文版首次引進國內。

撰文丨段志強

在大眾的認知里，古史辨運動是一場“疑古”運動：對以三皇五帝為中心的上古史系統提出質疑。 然而，類似的“疑古”“辨偽”活動在古史辨運動以前亦有出現，古史辨運動有何特別之處？

除了對人們固有的歷史認知提出質疑，作為一個思想史個案的古史辨運動，則揭示了歷史人物的意圖與行動間的復雜關系。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王汎森 著

“層累地造成古史”

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宰我問老師：我聽人家說黃帝統治天下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

孔子不大高興，叫著學生的名字說：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事，尚且研究不完，關心那么久遠的黃帝做什么？就算是老先生，也都說不清那些事。

宰我很固執：“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暗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

面對不依不饒的學生，老師只好硬著頭皮回答。孔子先講了黃帝如何治理天下，最后說：“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孔子是說，黃帝其實只統治了一百年，但在他死后，百姓畏懼他的神靈一百年，又遵循他的教導一百年，所以才有三百年。

這個故事里的宰我就是那位因為“晝寢”而被孔子罵作“朽木不可雕也”的學生。從這段對話來看，宰我不但勇于懷疑，而且面對老師的躲閃也沒有退縮，頗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

這段記載見于《大戴禮記·五帝德》，《孔子家語》也收了這次對話，只是字句略有出入。另外，孔子對黃帝事跡的描述，與《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說法高度重合，兩者應有史源上的因襲關系。

遂公盨（又名豳公盨），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該器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但只能證明西周時期人們就廣泛傳頌大禹的功績，但并不能證明銘文中關于禹的記載即是真實的歷史事件。

遂公盨銘文中的開首即“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享）民，成父母。”可以對照《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與《尚書序》中：“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像故事中的宰我這樣對上古史記載充滿疑惑的“疑古派”，在歷史中并非孤例。《列子》里面的楊朱就說：“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就連司馬遷本人，也說“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荒腔走板到體面人都不好意思復述的程度。

但即使是這樣，以三皇五帝為中心的上古史系統還是在《尚書》等儒家經典及《史記》等史部文獻的基礎上建立了起來，在后來的兩千年中成為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歷史事實，對這套說法的質疑聲音反倒真成了“若存若亡、若覺若夢”。

直到司馬遷之后兩千年的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運動勃然興起，以“晴天霹靂”的氣勢改變了中國史學的氣候，才終于將這套古史系統打破。這是中國學術走向科學化的里程碑事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是一等一的大事。

古史辨運動與此前的“疑古”和辨偽行動有何聯系與區別？質疑古史的零星言論何以到此時方才演變為波瀾壯闊的思想運動？思想史家王汎森在四十年前寫就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 （以下簡稱《興起》） 就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用他本人的話說，“如果古史辨是一場大火，我個人特別想追問的是造成這場漫天大火的火藥”。 （p8）

不過，要想搞清楚火藥從何而來，首先還得從大火入手。古史辨運動以歷史學家顧頡剛 （1893-1980） 為旗手，他最核心的看法是“層累地造成古史”說：時代越晚，這一時代所相信的古史就越長、古史的面貌就越豐富、古史的中心人物就越放大。但這只是一個籠統的概括，《興起》仔細分梳了顧頡剛的相關文字，認為他的層累說至少有四個特質： （p43）

第一，斷定古史放大的主要時期是在戰國和漢代，仿佛戰國以前未曾有古史傳說、而漢代以后偽造古史的工程也停止了。 第二，將古書真偽與書中所記載的歷史之真偽視為一體，而偽書必是某人為了特定目的刻意偽造，類似一種史學上的陰謀論。 第三，不區分傳說與偽造，認為只要傳說有變遷，則一定是有意作偽的結果。 第四，史家只能知道上古歷史敘事的演變軌跡，但不可能知道真實歷史的面貌。

崔述確實說過“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跟顧頡剛所說“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崔述相信經書中大部分史實確實發生過，他辨偽的目的在于證明圣賢與經典的偉大，換句話說，雖然都是“層累說”，但崔述是“先肯定了一個古史系統”，顧頡剛則“先否定全部古史系統”，兩者差別巨大。 （p46）

胡適帶回的“歷史的方法”當然也很重要，但顧頡剛自己說，他聽了胡適的課以后“知道歷史的方法在于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關系，不把它看做突然出現的，老實說，我的腦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學方法不過如此而已”——這方法雖然有用，但也只是方法，難以決定史學研究的具體內容和結論。

顧頡剛開始研究孟姜女的時間還要早于古史研究，民俗戲曲中的層累現象也確實普遍存在，但大多數出于“自然無心”的添改，少有為了某些現實理由“刻意造偽”的現象，而顧頡剛層累說的最大特點是“古史既無歷史源頭又是出于有意造偽”，并不認為古史面貌是自然積累的結果，顧頡剛的理論與民俗戲曲的經驗之間仍有一個“關鍵性的差距”。 （p55）

為什么？《興起》連用了五個“為什么”，追問顧頡剛的古史辨與他宣稱的思想源頭的巨大差異，焦點就是顧頡剛為什么會認為古人刻意制造偽史。 （p55-56） 這種刻意造偽的觀念從哪里來的呢？

《興起》的答案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

尊孔，所以疑經

所謂“今文家”，字面意思指的是研究今文經的經學家；而所謂“今文經”，字面意思指的是西漢時期以當時通行的漢隸書寫而成的儒家經典，以區別于在孔子故宅等處發現的以先秦古文書寫的經典。之所以強調“字面意思”，是因為經學中的今文、古文蘊含著復雜的對立性含義，已經不是文獻問題，而涉及思想之爭。

西漢以后，今文經學陷入沉寂，直到清代方才重興。今文經學中最具標志性的公羊學，在晚清同光時代甚至成為京城文人圈的時髦。《孽海花》第十一回的回目就有“潘尚書提倡公羊學”，以經學的一派而進入小說、成為文學情節的一部分，可見公羊學的流行。

《興起》引用梁啟超“以復古為解放”的說法來解釋這種現象。清代學者不滿意宋明理學家的經典解釋，因而主張回到漢學，催生了乾嘉考據學，許慎、鄭玄等東漢儒家大師成為他們的學術榜樣；又有一些學者覺得回到東漢還不行，畢竟東漢離孔子尚遠，最好能回到西漢——西漢，在他們心中就是今文經學的時代。概括而言，是“回到原典”的渴求在推動學術的變化。

“回到原典”的“求古”潮流暗含一種邏輯，即比較晚近的說法不如更古老的說法可靠，哪怕出自重要人物筆下。《興起》總結說，他們因為深信“道”的源頭（圣人），因而懷疑“道”的后繼者——也就是說，因信古而疑古，因“信之深”，故亦“疑之勇”，本來是為了衛道，最后卻變成了疑偽。 （p77）

那在經典的傳承中，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才導致后來的學術走偏了呢？在清代今文家看來，東漢經學家要對此負責，漸漸地，罪魁禍首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那就是兩漢之際的大學者、古文經學的倡導者、曾任新莽國師、主管宮廷藏書的劉歆。

具體的過程，《興起》引述了劉逢祿 （1776-1829） 所說“劉歆顛倒五經”、廖平 （1852-1932） 所說劉歆“以六藝為舊文”，一直到康有為 （1858-1927） 《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出世，直接說“劉歆以偽經篡孔學”，終于把劉歆徹底打成儒學史上最大的罪人。

《新學偽經考》書影

廖平、康有為的主張是，六經本來都是孔子一人所作，是孔子為了表達其政治理想而假托先王的載體，但劉歆把孔子貶低為經典的傳習者，并且偽造了《左傳》等古文經典，康有為甚至說連那些使用“古文”的先秦青銅器，也都是劉歆偽造之后埋入地下的，為的是欺騙后世的考古家。

今文家們的這些主張固然有考據學的脈絡可循，一些古文經典尤其是《周禮》早有學者懷疑其真偽。但自道光朝以后，由于時代的需求，經典考證逐漸讓位給微言大義的追索，今文家們無限推高孔子的地位，并以他們發掘出來的“真正”孔子來指導現實。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否定了全部古文經，包括《左傳》《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等，這些原本神圣的經典統統變成了偽史。

但這還不算完。

之所以康有為選擇成為一名今文家，原因之一在于公羊學特別適合提出一套全盤解決的社會改革方案。按照《興起》的描述，東漢的公羊家何休吸收了緯書的一些說法，提出新的“公羊三世說”，即將孔子所說的“所見”“所聞”“所傳聞”分別對應于亂世、升平、太平三種社會境界，制造出一套歷史發展階段論，這樣《春秋》就成為孔子所作的政治計劃預言書。 （p118）

只不過在何休看來，孔子的計劃已經實現，那就是漢朝，孔子的使命在于“為漢制法”。到了清代，漢朝早已成為陳跡，如果孔子確曾“制法”，那也是為清朝制法、為未來制法。這是一個方便的思想入口，后來者可以往里填充自己的真實想法，并以解釋經典的名義表達出來。

在清代中期以前，社會相對平穩，這些想法少有出格，因此對經典的解釋也還在傳統范圍之中。到了康有為的時代，西方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大舉進入中國，單靠傳統資源已經無法挽救危局，諸如民權等源自西方的概念陸續引入，以實現國家富強，以對抗西方。康有為的策略是“托古改制”，他將這些新構想塞進《春秋》等儒家經典，宣布它們本就是孔子的理想，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孔子改制考》朱印本書影。首篇即《上古茫昧無稽考》，康有為以童年記憶為譬喻，論證道：“人生六七齡以前，事跡茫昧，不可得記也。開國之始，方略缺如，不可得詳也。況太古開辟，為萌為芽，漫漫長夜，舟車不通，書契難削，疇能稽哉？”——童年的事跡都未必能記憶清楚，那么上古事跡，既沒有交通往來，又沒有書籍記載，又如何能夠考究呢？對流傳至今的所謂上古文獻的質疑，正是疑古論的開端。

為了裝進新酒，康有為對舊瓶做了改造：他聲稱，孔子本人就是托古改制的榜樣，作為黃金時代的上古三代只不過是孔子編造出來的歷史，為的是寄托其理想，真實的上古史其實非常“荒陋”“茫昧無稽”，誰也說不清是怎么回事。

因此，康有為實際上做了兩件事：一方面，他融匯西方思想，提出一套極具新意的改革方案，并將這套方案附著在儒家經典 （當然主要是今文經） 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把經典的著作權全都歸于孔子，這樣他的方案就成了孔子的方案。

從政治改革的角度來看，或許這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但康有為的思想對上古歷史卻不經意間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整個上古三代的歷史全都變成了“符號”，成了孔子的“寓言”。

這樣，今文經也都變成了偽史。既然今文經都是孔子所造、古文經又是劉歆所造，那所有的儒家經典作為史料的信譽就全部破產了。至于講了不少上古史事的諸子書，乃至《史記》《漢書》這些史書，康有為就更不放在眼里了。

康有為對于“救國”與“保教”都有相當的焦慮，甚至“救國”的目的就是為了“保教”。他覺得，世界已經進展到民主乃至社會主義的時代，如果孔子學說無法與這些新思想兼容的話，勢必會式微以至于消亡。孔子是中國文化傳統最核心與最后的尊嚴，尊孔就是守護中國傳統，這就是康有為思想的出發點。但其結果卻是一個詭異的邏輯：因為要保護本國傳統，所以尊孔；因為尊孔，所以把經典中的上古信史一起打倒。一言以蔽之：因為尊孔，所以疑經。 （p185）

反傳統的愛國者

康有為當然意不在古史研究，他只是一位“政治企圖極強的經學家”。 （p202） 但在歷史學家顧頡剛讀來，《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卻是頗有建樹的史學考證書。

《興起》指出，古史辨運動不是因為史料上的重大發現而引起的，而是“處理史料的方法與心理有了重大的不同才導出的”， （p206） 這個“方法與心理”是古史辨區別于歷史上不絕如縷的辨偽活動的本質所在，也是古史辨成為“運動”的根源。那到底是什么“方法與心理”呢？簡單來說，就是先假設古書古史不可信，在還沒有逐件考察文獻之前，就先對文獻記載做“有罪推定”。《興起》認為，這種思維就來自晚清今文家。

要如何證明顧頡剛與晚清今文家的思想繼承關系呢？《興起》從七大冊《古史辨》中歸納出五個主題：（1）禹的問題與中國古史系譜；（2）經書歷史性與倫理性的沖突；（3）五德終始說與古史系統的大整理；（4）先秦諸子的歷史背景；（5）層累造成說的變形——“神話分化說”。逐一檢視之后，《興起》發現，這五個問題大多與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及崔適的《史記探原》有關。當然，他們都是晚清今文家。也就是說，不僅是“方法與心理”，連古史辨討論的具體問題，也多來自今文經學的傳統。

顧頡剛《古史辨》書影

現在，再回頭看看《興起》總結顧頡剛“層累說”的四個特質，會發現它們其實都與今文家尤其是康有為的歷史觀有關。顧頡剛古史辨最具話題性的“偽造”說，即認為凡沒有其他根據的上古史事，一定是有人為了某種目的而編造出來的看法——康有為就是這樣說劉歆的，也是這樣說孔子的，甚至連康有為本人也不遑多讓。從孔子到劉歆這段時間，也就是顧頡剛所認為的偽造史事的主要時間。

比如，康有為和顧頡剛會怎么看本文開頭所引孔子和宰我關于黃帝的對話呢？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就明確說，“黃帝之言，皆百家所托”，全都是諸子的編造。顧頡剛更進一步說：“這種政治觀念的變遷，就是政治現象從神權移到人治的進步……我們何以感到一班圣君賢相竟會好到這般地步？只為現在承認的古史，在它凝結的時候恰是德化觀念最有力的當兒。”

這個理論套用到黃帝傳說上，我們可以說，宰我聽說的三百年的黃帝，是神權時代的傳說，而孔子正是“德化觀念”最強烈的一個人，所以他一方面把近神的黃帝點化為人，一方面又把這個人說成是賢明的統治者。“中國偽史”就是這么造出來的。

不過，讀者千萬不能被康有為和顧頡剛的這種表面上的相似性所迷惑。因為從康有為撰寫“兩考”的19世紀末到顧頡剛提出古史辨的1920年代，時代已經完全變了。

20世紀初發端的反孔反儒運動，經過辛亥革命、反袁、五四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催化，到古史辨的時代，已經席卷整個思想界。“由于把種種網羅的肇始者歸諸儒家與專制君主之間的合作，所以孔子與儒家成為主要的箭靶”， （p31） 諸如名教、宗法等等，也跟君權一道，因為是阻礙中國富強的絆腳石，所以都成了必須破除的歷史遺產。這背后的動力，當然是迫切的救亡需求，愛國心有多強烈，反傳統的愿望就有多激烈。

在這種氛圍中，否定上古信史的古史辨一經提出，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因為在一般觀念中，傳統價值全都源于上古圣王，現在古史辨說上古史全是編造，堯、舜根本子虛烏有，甚至說出“禹是一條蟲”這樣的驚天論斷，黃金三代的觀念受到的沖擊不言而喻。

顧頡剛無疑屬于反傳統思潮中的一員。他了解古書對于“舊道德”的重要性，知道拆解了古書中的古史，也就等于取消了舊道德存在的基礎。這時已經不再是上古史可信與否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傳統思想能不能站得住的問題。這正是包括顧頡剛在內的激烈反孔者的目的。

從“上古是黃金時代”到“上古茫昧無稽”，外來的社會進化論在這樣的轉變中收獲了無數人心，整個歷史被顛倒了過來，一切都不一樣了。

到這里，《興起》的真正意圖方才顯現：

康有為為了保存本國傳統而尊孔，但原本的孔子形象不足以應對危局，因而他否定了上古歷史的可信，以便于對孔子思想進行自由解釋；

這種歷史觀不經意間啟發了顧頡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機緣，催生出古史辨運動。在學術上，古史辨將上古史學從經學籠罩下解放出來；在思想上，古史辨與反傳統思潮互為表里，推動了中國思想的轉型。

因此，“近代的反傳統運動不一定全是反傳統意識的產物”， （p276） 極端尊孔衛道的思想也可能產生激烈破壞傳統的后果。

表面上看，《興起》討論的只是一種史學思潮的來歷，但作者其實意在詩外：在經驗的層面，是近代中國思想史的一大關節，即尊孔保教與反傳統運動之間的關聯、救亡圖存與否認上古信史之間的關聯；在原理的層面，則是思想史上普遍存在的現象：歷史人物如何思考是一回事，這些思考被讀者如何理解是另一回事，在歷史中發生怎樣的作用又是第三件事。簡言之，“目標”與“后果”的因果關系，常常不會按照行動者的意圖而自然達成。

《古史辨》扉頁上的題辭：

“要深澈猛烈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著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別人亦許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決不會長久，你的同志不久就會前來找你，因為一個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作者：段志強；編輯：劉亞光，李陽 ；校對：薛京寧。文景獲新京報授權轉載。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

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修訂版）

王汎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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