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12月27日,中紀委官方網站轉發遼寧紀委監委消,國家稅務總局廈門市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國鈞被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稅務局局長以及副省級城市的稅務局長均為正廳級,雖然位高權重但還不夠中紀委查辦的資格。
經梳理,2024年算得上是稅務系統反腐的大年。先后有廈門局局長張國鈞、陜西省局局長包東紅、河南省局原局長智勐、內蒙古自治區局局長李傳玉和江蘇省局原局長侍鵬等5位正廳級一把手被查。其中張國鈞、包東紅和李傳玉3人為任上被查,智勐和侍鵬則在退休后被查。這個落馬比例應該說還是非常高的,不亞于今年衛生健康領域反腐風暴中落馬的省級衛健委主任數量。
今天,吏部左侍郎來盤點2024年落馬的5位正廳級稅務局長。
雖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上述5人均由中紀委駐國家稅務總局查辦,但是稅務總局移交的地方紀委具體來看也略有區別。其中,張國鈞由遼寧省紀委監委查辦,包東紅由甘肅省紀委監委查辦,智勐由山東省紀委監委查辦,這3人屬于異地查辦。李傳玉和侍鵬則均由任職地紀委監委查辦。包東紅因為曾在甘肅任職且與妻子關聯交由甘肅省紀委查辦比較好理解,另兩人不知何故。
從5人的履歷來看,廈門局局長張國鈞和內蒙局局長李傳玉的仕途經歷一直都在稅務系統,長期均耕耘超過30年,特別是張國均擔任領導干部的時間超過20年。盡管這兩人都經過了跨省交流,但也沒有能夠防止其一路貪腐。
河南局局長智勐、江蘇局局長侍鵬以及陜西局局長包東紅等3人則均有非常豐富的地方任職經歷。他們均是經由合并之前的地稅局進入稅務系統,并在合并之后書記、局長一肩挑。除包東紅任職7年相對較短外,其他兩人在稅務系統的時間也接近二十年。不過這類干部的地方根基比較深,畢竟從地方起家。
一、廈門市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國鈞
張國鈞,出生于1965年8月,張國鈞早年長期在浙江稅務系統工作,2000年12月跨省調任海南省國稅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時年35歲便位列副廳級,成為國稅系統最年輕的局級領導干部。此后,張國鈞先后擔任海南省、浙江寧波市、湖北省、深圳市和廈門市等五地的稅務局長,任職經歷豐富,且曾主政三個副省級城市,擔任副廳級以上領導職務近24年。這樣的任職經歷足夠晉升一個副部級崗位了。
二、陜西省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
包東紅的履歷與其他落馬的稅務系統官員有所差別,他是在省內其他崗位晉升正廳級后轉任稅務局。包東紅1986年從華中科技大學計算機專業本科畢業后開啟仕途,曾長期在甘肅省計委任職,36歲擔任敦煌市長,40歲擔任敦煌市委書記,43歲晉級副廳級。先后在甘肅省物價局、統計局、發改委擔任要職,51歲晉升正廳級。2017年底開始進入稅務系統擔任甘肅省地方稅務局局長,當時地稅局和國稅局還未合并。2020年交流至陜西省擔任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2024年11月,包東紅官宣落馬,他的妻子甘肅省副省長趙金云則已先于他被查。
三、河南省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智勐
智勐出生于1961年,早年曾長期在河南省政府辦公廳任職,之后轉任省屬國有企業,具有財經類工作背景,但進入稅務系統前沒有系統任職經歷。他42歲直接任河南省地稅局副局長,53歲任河南省地方稅務局局長、黨組書記。2018年,兩局合并后任首任國家稅務總局河南省稅務局聯合黨委書記,2020年7月任國家稅務總局河南省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當時已超過59歲。2024年10月官宣被查。
四、內蒙古自治區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李傳玉
李傳玉同樣出生于1965年,距離一年退休。李傳玉早年長期在廣西稅務系統任職,2011年9月從百色市國稅局長晉升廣西壯族自治區國家稅務局黨組成員、總經濟師,時年46歲位列副廳級,比張國鈞要晚11年。2021年9月,李傳玉調任國家稅務總局大連市稅務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雖然是從省局到大連市局,但大連作為副省級城市與省局平級也算重用。2022年初,李傳玉晉升內蒙古自治區稅務局黨委書記、局長,時年57歲位列正廳級。2024年7月,李傳玉在任上官宣被查。
五、江蘇省稅務局黨委副書記、局長侍鵬
侍鵬出生于1963年,其履歷也比較有特點,早年長期在江蘇淮陰市稅務系統任職,36歲晉升江蘇省宿遷市地稅局局長,之后轉任地方行政系統。他先后擔任副市長兼縣委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委副書記、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等職務,50歲重回稅務系統直接擔任江蘇省地方稅務局局長、黨組副書記。2018年地稅國稅合并之后,侍鵬擔任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聯合黨委副書記、局長(正廳級);2022年3月卸任后轉任二線。2024年4月官宣被查。值得注意的是侍鵬在宿遷任職期間,先后經歷三任市委書記,而這三位均已落馬,這或許能部分解釋當時他能夠突然變更軌道從稅務局長直升副市長。
結語
國家稅務總局現有9名領導班子成員,只有1人是從地方局直接升任總局領導,而這位還是女性的民主黨派人士,其他領導均由總局相關司局晉升,最多是早年曾經在地方稅務系統任職。
也就是說,作為垂直系統,晉升到正廳級的局長之后就沒有晉升空間了,只能靠橫向的異地交流來規避廉政風險,這顯然是不夠的。
收多少錢作為收錢的肯定不能自己說了算。利用職權,緩收或者原則范圍內適當少收多獎這是可以的,但是整下窟窿是絕不能允許的。
家里日子最近本就不好過,還有人不體恤家里的難處,繼續像以前那樣搞小動作,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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